西方文化中求真的傳統與自由的傳統

                       許錫良

傳統就是傳承和統一前人社會經驗概念的共識。任何社會都有傳統。但是，不同社會的傳統是不相同的。傳統不但在不同社會不同，而且在同一社會里的不同時間里也有不同表現。傳統是類別與時間的組合。傳統就是文化的源與流的組合。每一個時代都可能成為傳統的一個組成部分。每一個過去的，都曾經是現在的，也曾經是未來的。時間的長河，讓每一代人都生存在一個歷史的片段里。我們的現在，可能是將來的傳統，而現在的傳統，也曾經是過去的現在。因此，人其實都是生活在傳統中的，而且每一個人都可能在創(chuàng)造新的傳統。當下做的事情，創(chuàng)造出來的事物，如果確實是符合人性的，被人們廣泛接納的，那么，就可能是在為未來創(chuàng)造傳統。英國雖然是法治社會，但是并不見成文法律條文，而是靠判例呈現法律精神。因此，每一個案件都要辦成鐵案才行。英國的牛津、劍橋本身就是傳統的化身，那是文化智慧的結晶，每一個傳統都是我們重新出發(fā)的起點?？梢妭鹘y并不神秘，傳統就是人作為文化載體的生存方式。但是，應該承認，生存方式有好有壞，有人性與非人性，有健康與不健康，有文明與不文明之分。因此，每次談及傳統，我們一定要分辨清楚，你所言的傳統的實際內涵究竟是什么。

但是，有人一談及傳統，就兩眼放綠光，以為人類的傳統都是完全一樣的。其實，古希臘的傳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就大不相同。古希臘的兩大傳統，即求真的傳統與自由的傳統，是中國文化傳統所不具備的，中國文化也有兩大傳統，一是求官的傳統，另一是求利的傳統。這兩個傳統，在我論及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多有論述，在這里不再展開。在這里只說西方的傳統。

古希臘有本體論（Ontology），在中國文化中的認識論中是不具備的，關于本體論，在古希臘羅馬哲學中，本體論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質。各派哲學家力圖把世界的存在歸結為某種物質的、精神的實體或某個抽象原則。比如巴門尼德提出了唯一不變的本原“存在”，使關于存在的研究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亞里士多德認為哲學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實體，而實體或本體的問題是關于本質、共相和個體事物的問題。他認為研究實體或本體的哲學是高于其他一切科學的第一哲學。從此，本體論的研究轉入探討本質與現象、共相與殊相、一般與個別等的關系。在西方近代哲學中，笛卡爾首先把研究實體或本體的第一哲學叫做“形而上學的本體論”。17-18世紀，萊布尼茨及其繼承者沃爾夫試圖通過純粹抽象的途徑建立一套完整的、關于一般存在和世界本質的形而上學，即獨立的本體論體系。沃爾夫把一般、普遍看作是脫離個別、單一而獨立存在的本質和原因?？档乱环矫嬲J為建立抽象本體論的形而上學不可能，本體論要強研究的只能是事物的普遍性質及物質的存在與精神存在之間的區(qū)別；另一方面又用與認識論相割裂的、先驗的哲學體系來代替本體論。黑格爾在唯心主義基礎上提出了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統一原則，并從純存在的概念出發(fā)構造了存在自身辯證發(fā)展的邏輯體系。在西方哲學里，有一個漫長的傳統，有一條主線一直貫穿其中，那就是要求得萬事萬物的本源。也就是透過現象去看本質。這個過程就是求真的過程。為了探求真相、事物本質與這個世界的真理，他們作出假設，各自求證，并且以此形成了各種不同門類的流派。

為了求真，因此，西方對于智慧的定義也不同于中國。西方是把思維的工具當成智慧，誰能夠發(fā)明創(chuàng)造出一種更有效的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誰就是擁有智慧的。比如亞里斯多德，他能夠創(chuàng)造出邏輯學上的三段論，作為推理論證的方法，這種思維方式，被他寫成專著《工具論》，后來培根企圖有所突破，因為三段論雖然有效，但是，要保證推理的結果為真，還得保證大前提不錯。但是，怎樣保證大前提不錯呢？培根認為，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歸納，歸納法可以保證大前提是不錯的。比如，這里有五十只天鵝，每一只都是白的，我驗證過了，自然可以得出五十只天鵝是白的結論。但是，要得到“凡天鵝皆白”的結論，卻是不行的。因為，用歸納法無法去驗證天下所有的天鵝。因此，在西方，光有邏輯論證不夠，因為邏輯上正確的東西，不能夠保證結論就一定正確，因為邏輯論證要有大前提的正確，這個是不可以憑空臆斷的，但是光有歸納法也不行，因為歸納法有許多事物是無法窮盡的。因此，在1930年代，奧地利的維也納的學術思想界曾經發(fā)展出一個維也納小組，產生了一個維也納學派，他們共同出了一本學術期刊，叫《認識》，圍繞著如何求真的問題，他們每個星期定期討論一次，然后將討論的結果發(fā)表出來。他們共同創(chuàng)立了一個哲學學派，叫邏輯實證主義，認為一個事件邏輯上沒有漏洞，再加上經驗驗證，這樣一個事件才可以得到確認。邏輯實證主義又是英美分析哲學的一個分支流派，另一個分支是日常語言學派，主張對日常語言進行語義分析。分析哲學對于每一個命題都采用邏輯分析的方法，找到邏輯上的矛盾，力求梳理出真命題來。在認識論上，西方哲學是一個異常龐大而復雜的認識系統，說明要求真是極不容易的事情。

求真最重要的條件，必須是自由。沒有自由，求真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作為人的自由，必須保障思想言論自由，這樣各家不同意見，不同流派才會產生，而不同的思想觀點碰撞，才會產生新的認識。在古希臘，開創(chuàng)自由思想的人是蘇格拉底。蘇格拉的“產婆術”討論方式，給西方的探討方式留下了這樣的傳統：自由、開放、平等的交流探討方式。蘇格拉底從來不以權威者自居，更不以自以為真理在握。相反，他將自己定位為一個無知者。他之所謂“知”，只是知道自己的“無知”。并且用自己對“無知”的認識，同樣去證明他們所掌握的“知”，從而得出新的質疑。他與學生的交流探討，一是自由，論題可以由學生提出，也可以是蘇格拉底提出，這個過程沒有固定的問答方式；二是開放，蘇格拉底與學生站在同一個探討平面上，對于要探求的知識，保持開放的心態(tài)，真理是存在的，但是，既不在老師這里，也不在學生那里，而是在雙方探討辯論過程中呈現，而且這個呈現是暫時的，對所探討的問題永遠都沒有最終結論；三是平等，知識面前平等，真理面前平等，誰說得更符合邏輯，更符合常識與常理，誰就更具有說服力，沒有先在的權威擺在那里。這種探討問題的方式概括起來就是自由。這也是西方學術獨立、思想言論自由的源頭。即使柏拉圖有“理想國”那樣的專制思想，但是，“理想國”的思想構成過程，也是遵循了蘇格拉底的自由、平等、開放的探討原則的。只要這樣的思維方式與探求方式存在，即使暫時得出專制結論，也仍然有希望開出民主法治的思想來。柏拉圖前期著作《理想國》的思想是專制的，但是，到晚年，他還是探討出了民主法治思想，在其最后的著作《法律篇》中，理想國里的哲人王統治已經改換成了按照民主法治的方式，讓法律來安排社會秩序。因此，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對制度的創(chuàng)建才是最為根本的。同時，作為西方哲人的蘇格拉底始終只是作為一個智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圣人出現。沒有人把他講過的話當成頂禮膜拜的必須恪守的信條，而是作為問題的引出者，真理的探索者之一，而不是真理的化身；而作為中國的圣人的孔子，則在長達兩千多年時間里，他說過的話被認為不會有錯，而且圣人就是終極真理的化身，不能夠用絲毫懷疑，圣人說過的話就是法律。這也是蘇格拉底與孔子在各自文化中的最重要的區(qū)分點。蘇格拉底是真理的探究者，而且是永無止境的探究者；孔子則是真理的化身，是真理的壟斷者與終結者。即所謂的“萬世師表”、“大成至圣先師”。這也是西方文化為什么會越發(fā)展，天地越廣闊，學術思想資源越來越豐富，后人不斷超越前人；而中國文化則是由大到小排列，從至圣、亞圣與季圣，一路排列下去，一代不如一代。兩種文化的差別就在于一個求真，一個求官；一個崇尚自由，一個追求俗利；一個是開放系統，一個是封閉系統；一個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一個是官大一級壓死人。

因此，每當西方人說起傳統就兩眼放光的時候，他們的傳統內涵與我們所說的也是不同的。他們給予保守以很大的尊重。因為，在他們這里傳統與保守，常常意味著求真的傳統與自由的傳統，保守的第一要義就是保守自由的傳統。在英國所謂保守派，常常就是自由派，保守黨也常常就是自由黨。比如英國的保守黨，“保守黨”一詞最早出現于1817年英國《保守黨人》雜志上，主要指維護君主制、君主制原則或正統主義原則的政治力量。當代保守黨主要指奉行傳統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堅持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保守傾向的政黨。這些黨大多強調要實現民主、有限政府、社會正義、個人自由和公民自由，建設“自由、正義、開放和民主的社會”。所以，保守的含義在這里其實就是保守自由、正義，限制政府，給予個人以更多的自由的意思。但是，在中國所謂保守，其實就是回到專制極權那里去。中國的傳統主流是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文化，保守的含義其實主要是回到孔子儒家文化傳統那里去。但是孔子儒家文化傳統既不追求真理，也不追求自由，而是追求“學而優(yōu)則仕，仕而優(yōu)則學”，“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把辦學與做官，做官與辦學勾兌在一起，攪和成一團，直接產生的效應就是“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苯z毫沒有追求真理，求得真知的意思。為了成王成圣，為了升官發(fā)財，可以造假、陰謀、陽謀一起上。同時這些人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壟斷真理，以達到愚民的效果，孔子提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币笳婢透豢赡埽坏珱]有求真的傳統，而且還有極端愚民的傳統。因此，在中國如果有人倡導傳統，一定要追問他所說的傳統究竟是什么意思，一定要具體列出來，而且要追問這些傳統有什么根據，要在現實中達到什么效果。只有這樣追問，才不會被其含糊其辭的說法所糊弄。

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