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雖一介書生，然而所謂名士，位卑不妨懷高。建國初，柳亞子曾為白蕉寫信，向華東局領導推薦其工作，白蕉不愿借其盛名，未寄出柳信。這也是一種清狂??！其詩兼有老杜的沉郁頓挫與小李的旖旎多情，或放手成新樂府的通俗暢達，皆本于事實，直擄血性。在詩中，才可以體現(xiàn)其面向時代、面向社會的宏闊思致，這也是詩比書重要的原因。即如顏書偉大，但與杜詩相比，還是第二乘義。如《丁亥云深處雜詩之一》（大集子17面）：“鋒鏑余生得幸全，休憐九載陷腥膻。小民淚盡甑無火，南望金陵又二年?！薄渡虾＝夥帕璩坑^解放軍行列》（大集子53面）：“揩眼相看此日新，陽烏潛曜始如春。精神為發(fā)宵無睡，城郭能知世有人。靜后驚雷猶隱隱，行中戰(zhàn)馬亦振振。未哀十載流離了，終惜百年隴畝身?！敝笨梢允吩娮x之。書法之外，白蕉詩、畫、印，皆非同凡響，限于筆者的學力和此文的篇幅，只能談其人其書了。世人皆謂白蕉狂，我在讀白蕉時，看到的卻是進退揖讓，彬彬有禮。尤其敬老尊賢，殷勤周至，令人動容。姚鹓雛為白蕉尊人老友，前輩詩人，白蕉每有尺牘請益，或楷書、或行楷，無不全力以赴，寫得精絕可人，畢見其尊仰唯恐不及?！伴e日追隨意自親，姚侯文學我鄉(xiāng)尊。卻思車下倉皇別，又作相逢隔世人。”（大集子63面）這種情愫，感人深至。黃賓虹死，白蕉為送葬，留杭三日。齊白石死，白蕉著文悼念，因為懂得齊白石，說了“深入生活”的真話，也成為“右派”的“罪證”之一。

至于白蕉是否與沈尹默有隙，非我能知，不能置喙。唯嘗見其論書三絕句稿本，有“氣息強能到宋元”云云，似乎不夠恭敬。然而平心而論，無論是沈尹默還是白蕉本人的成就，與宋元大家相比，詩詞根本沒有側身文學史的資格，書法也望塵而莫及，“強能到宋元”，說的是實話。中國的文藝批評，并世不論，否則與倫理、世故總是糾纏不清，近半年世紀以來尤其如此。白蕉真而直，當然就“狂”了。白蕉言事，往往直來直去。比如關于展覽，白蕉嘗曾說：“開展覽會等于乞化。不敢罵盡世人，我自所感如此?！薄罢箷?，其始求名，其繼求金，皆得失勞心?！卑捉犊赡芰喜坏?，其身后四五十年，書法會徹底進入展覽時代，如果白蕉見到今天如火如荼的展覽，當作何言呢？說出來會不會遭人不待見呢？

所謂風度，一種高華超逸之致，體現(xiàn)于立身處世之大節(jié)，也體現(xiàn)于一舉手一投足的姿采。當白蕉與翁史焹通信，時時迸發(fā)的幽默風趣，真如《世說》中人物。如“小洋刀”一札（集萃翁信9面），曾經丟失了“向不離身”的“眼睛牌”小洋刀，去五金店詢問太貴，就托翁問有沒有五金業(yè)中喜書畫者，愿以兩倍之值的書畫交換。 “此兩得之事，庶視媒人耳。如可轉托，功德萬萬。”讀之真是令人發(fā)噱，不意復翁兒童般可愛。又“題研”一札（集萃翁集18面）：“尊硯名端，極細潤發(fā)墨，不待試審為上品。藹老允看硯作銘，正見老輩敬事。我意請兄在廠假日先來取去求題。此在我亦是敬老。而我諾言必踐，則如東方出日，盡人可信也，一噱。”“老輩”二字前，居然空了一格；“出日”之諾，令人撫掌?！疤@老”題后，又札（集萃翁集22面）云：“藹老所制硯銘文甚好。俟吾題'含光室’可也。數(shù)月來吾所欠友好筆墨頗不少，愈要不茍，愈拖時日，此實一病，不足為訓，正因求工，每反拙耳。碧螺春毛尖恐不易多得，善為我致，必有善報。笑笑?！边@個“笑笑”，嬰兒般純真。白蕉嘗記：“一日與室人相罵，余憤而擊碎一煙灰缸。又得一新解曰：天下無不是的老婆?！弊x之可莞爾否？錢君匋曾為白蕉刻印，其中二方，白蕉不滿，寫信直陳：“我意初有不足，未與老友言亦數(shù)年。若終不言，則抱憾終身矣?！睔v指瑕疵后說：“大刻不止一二，今求重刻，則不但不情，世且未聞。弟亦未躬自遇之也。敬奉商，便為一九五三年新事如何，如何？”這種真率，也實在不易見到。在我看來，白蕉尺牘文字，與其書法一樣，走的是魏晉尺牘現(xiàn)代化的道路，他是活在現(xiàn)代的六朝人。王國維論詞有“赤子之心”一說，既為赤子，可能不諧于俗，然而卻永葆了真淳的本色。白蕉就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他是一個狂人、韻人和至人。

楷書、行書、草書

白蕉能楷書、行書、草書。盡管陳巨來嘗謂白蕉隸書“尤非馬公愚、來楚生可及者也”，實際上其隸書作品罕見，而且應遜來楚生一籌。至于篆書，我從來沒有見過。盡管白蕉不反對學碑，但他顯然是個純粹的帖學家，他的成就限于楷、行、草書，是適宜的。

白蕉楷書初學歐體。白蕉女兒何雪聰《我的家庭》說：“（白蕉）少年時候就酷愛書法，把零花錢全都買了筆墨紙張，獨自一人在低矮悶熱的小閣樓上練字，從歐陽詢《九成宮》入手，又臨'二王’，酷暑嚴寒從不間斷?！痹鳌兑淮?，曠世才情——白蕉和他的藝術》說：“據說白蕉早年臨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對著陽光可與拓本重合，據說他臨虞世南的《汝南公主墓志銘》也能如此。”這一說法是基本可信的。白蕉楷書以歐為基，但吸收了虞世南的因素，估計對《孔子廟堂碑》下過功夫。白蕉認為《汝南公主墓志銘》為米芾所臨，若非深入臨習，也得不出這樣的結論。另外，白蕉作品中的小楷，逼似鐘繇，但他學鐘書應該稍晚，因為其行書初期單薄，大概受鐘繇小楷的啟迪，才逐步變得結字錯落多變、用筆沉實厚重。平心而論，白蕉楷書尚不具備大家的品質，只是為他的行書提供了基礎。從書法史角度看，行書創(chuàng)立其實早于楷書，它的基礎是隸書和草書，這樣，說行書的基礎是楷書，似乎不合邏輯。但是，當楷書成為正體之后，與行書的關系就相當密切了?？v觀歷代行書大家，其行書均需一個楷書背景，如蘇軾基于顏、黃庭堅基于《瘞鶴銘》、米芾基于褚。有楷書基礎，才能保障每個字均可妥為處理，并保障書體意義的完備。沒有楷書基礎，猶如為人打工，“工字不出頭”，有楷書基礎，才可以穩(wěn)步發(fā)展自己的事業(yè)。

縱向考察白蕉行書，則早期以歐、虞為體，以《蘭亭序》、《懷仁集王羲之書圣教序》為用，這也是其一生的基調。白蕉的行書的發(fā)展，走的是不斷豐富的道路，他高瞻遠矚，沒有多少猶豫彷徨。庚辰（1940）年作品，尚不能鋪毫，點畫枯勁而不潤澤，字間映帶牽強，行氣乏善可述；同時也開始試驗羼入鐘繇的因素，這個羼入，貫串白蕉一生。壬午（1942）年所書扇面，就已經能夠打開筆鋒，點畫血肉勻停、有肌膚之麗了。此后數(shù)年的作品，水平有波動，尚不成熟。甲申（1944）年所書分韻作詩的作品，初步具備了早期稱定風格。丁亥（1947）春所書冊頁（大集子17面至44面）是其早期重要的作品，試驗了行書的各種面貌，白蕉以后的歲月，基本上是把這里面的各種風貌進行不斷完善而已，真不能不佩服他超絕的感悟能力和超強的定力。是年白蕉40周歲，書法基本上是“務追險絕”的階段。那種結體緊致、富于變化，字間茂密、爽利波辣的早期標志性風格，已經成熟?！抖幪罚ù蠹拥?/SPAN>36面“七月廿五欣獲二硯”）可視為這一風格的早期代表作。當然，這種風格顯然受歐陽詢《張翰》、《夢奠》、《卜商》等帖的模鑄，這也是由楷書到行書的最佳路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這本冊頁中有幾段寫得綿勁、虛靈，羲之雜帖的神采，宛然在目，如“開展覽會等于乞化”、“云間寫蘭其竹石之類”、“聰明人必須有笨相”、“十年前國慶閉門寫古詩”等片段，隱隱已是其晚年風格，與一二十年后的《蘭題雜存》息息相通。有創(chuàng)作經驗的人應該知道，這是多么難以做到的事，是多么不可思議！

有個不留姓字的先生教我說，流傳1953年白蕉初識姚鹓雛的說法是錯誤的，白蕉與姚氏信札20通，皆在20世紀40年代。經檢，果然“丁亥”（1947）、“戊子”（1948）、“卅八”（1949）年款，且姚鹓雛與白蕉父親也是老友，則白蕉與其通信，想當有更早者?！栋捉赌E集萃·白蕉與姚鹓雛先生信札選》共選19札，約為20世紀40年代后期作品。這些信札是白蕉極經心用意之作，也標志著他小楷與不同風格行書的全面成熟。無論是較清雋一路，還是較寬博一路行書，均已筆筆綿勁，打破了由楷書到行書過渡初期的生硬。這組信札作為一個整體，與丁亥（1947）春所書冊頁，可謂早期又璧。

由于白蕉敬重姚氏，所以寫得雖好，但因求好之心太過，不及與翁史焹書札更自由爛熳，機趣無限。如果說致姚氏書是翩翩少年風度，致翁氏書則嘯歌自如，超凡脫俗。所以，白蕉致翁氏信札，標志著白蕉行書進入了第二階段。致翁氏書中極秀逸者，如《十月四日夜帖》、或可名為《小洋刀帖》（集萃翁集9面），字形削瘦挺拔，點畫珠圓玉潤，如西子浣紗歸來、飛燕輕舞初歇，眉目舉止，一一可人；極樸茂者如《四月十一日帖》、或可名為《黑墨白米帖》，為退筆殘墨所寫，不計工拙，而遒媚自足，黃賓虹若見，定當頷首也。此札提到去杭州吊黃賓虹事，黃賓虹逝世于1955年，白蕉的太平日子不多了啊。所以，《蘭題雜存》之外，白蕉致翁氏書，當為其行書的顛峰之作。與之伯仲之間的，是白蕉致傅訓（式詔）的信札。致傅氏書雖然面世不多，但件件精彩照人?！短m題雜存》為第三階段，留待后論。

從類型意義上說，白蕉行書有近歐者，如《雜書丁亥絕詩四屏》（大集子46、47面）；有近虞者，如《行書思賢冊》（大集子201面至212面）。其他作品，出入歐虞，不主故常，而總體演變方向為由歐到虞，即越到后期越寬博雍容。另外有種特別鮮明的風格，似乎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紅箋信札三例。《致大生老兄》、《致寶鴻知兄》，都言及以母病返里。據何雪聰《我的家庭》說，抗戰(zhàn)勝利后，白蕉回鄉(xiāng)待親，至1950年何母去世，則這兩封信當寫于1945年。與白蕉習見風格不同，這兩封信都寫得行筆沉厚，中宮寬博，行與行之間相互穿插。從筆致和氣息來看，應為王獻之—顏真卿—楊凝式的路子，沉酣處，與“真卿三稿”、《盧鴻草堂十志圖跋》彷佛。有意思的是，20世紀60年代的另一件致翁史焹紅箋手札，也是這種風格。白蕉行書面目跳躍性不大，然而也相當豐富，有時會出現(xiàn)反顧的現(xiàn)象，即時不時運用過去的風格，這從側面說明，他其實有清醒的風格意識。另外，白蕉比較情緒化，并非出手即是精品，有些作品，實在對不起他的盛名。也正因為此，對白蕉晚年抄寫毛澤東詩詞的行書，還是留待后人去分析吧。

當然，不論何種風格，白蕉行書一例皈依于王羲之的風華神韻之中。正如夫子自道：“我初學王羲之書，久久徘徊于門外，后得《喪亂》、《二謝》等唐摹本照片習之，稍得其意，又選《閣帖》上的王字放大至盈尺，朝夕觀摹，遂能得其神趣?！逼鋵?，在白蕉行書中一一指示學王的痕跡是沒有意義的。自古書家無不學王，但龍生九子都不是龍，要在得其神趣而自出機杼。就得其神趣而言，傅山正好比白蕉大300歲，傅山以來的帖學家，誰與抗衡？另外，有人認為白蕉受日本書法的影響，白蕉至包六科札（集萃翁集55面）曾說：“日人藤原書氣息在晉唐五代間，其結構雖有唐宋明者，要我國明時實無此高手也。真可嘆佩！”藤原，當指日本“三跡”中的藤原佐理或藤原行成，他們所處的年代，也正是五代北宋時期。白蕉沒有把藤原之書，與楊凝式與宋四家相提并論，而是指出我國明時無此高手，可見推想他把藤原的成就，放在了明代。而白蕉自己的取法指向，“風猷非唐以后人所能仿佛”，不師宋四家，何況藤原？說白蕉受日本書法的影響，恐怕不足取信，盡管他曾有“吾道其東”的感慨。

至于草書，是個遺憾。作品可證，至遲壬午（1941）年，白蕉已經開始學習草書，其草書或屬興來一試，頗為凋疏，但點畫不失法度，也有遙接二王的況味?？上?，等到晚年多作草書時，心境已大不同，居多作品顯得焦躁褊急，再沒有優(yōu)雅、灑脫?！睹珴蓶|詩詞十四首卷》當為代表作，字法奇、行氣暢，允為佳作，但與其行書相比，約略還處在一、二階段之間，還在求奇、求趣，尚未達到一片神行、隨心所欲的境界。這件作品，沒有落款，自題為“毛主席詩詞十三首”，筆下誤嗎？不清楚。時代使他心境大壞，又天不假年，其實是人不假年，他的人生和藝術，就草草結束了。

偉大的《蘭題雜存》

無疑，《蘭題雜存》是一件偉大的作品，它像一支紅燭，照亮了近世帖學。沙孟海說：“白蕉先生題蘭雜稿長卷，行草相間，寢饋山陰，深見功夫。造次顛沛，馳不失范。三百年來能為此者，寥寥數(shù)人。”寥寥數(shù)人，都是哪位，沙孟海沒說；“數(shù)人”能為，“為”了沒有，沙孟海也沒有說。而歷史事實是，自王鐸、傅山以后，雖然碑學顯而帖學微，而帖派書家亦自不少，但由于歷史原因，造就不世杰作，產生像王羲之—《蘭亭序》、顏真卿—《祭侄稿》、楊凝式—《韭花帖》、蘇軾—《寒食帖》這種人與書的對應關系，一件作品說盡作者風遒的作品，恐怕僅此一件而已。它境界高、技術難、篇幅大、字數(shù)多，是一定時段內、一種書法發(fā)展方向的登峰造極之作，有不可替代的書史文獻價值，有歷久彌新、令人玩味不盡的藝術魅力，符合了偉大作品的一切條件。

我想，并非出于偏嗜，我認為這件作品傾注白蕉一生才情，當以國寶重器視之。正如最杰出的作品總是留下些許神秘一樣，這件作品沒有記年。劉兆彬考為1963年，“右派”摘帽時期，頗有見地。其時，白蕉作品內容已以毛澤東詩詞為主，書體漸以草書為主。經過劃為“右派”的種種凌辱，心情已難得輕松，士氣已銷磨殆盡。轉眼之間，“文革”浩劫即至，白蕉身受凌辱迫害，以至于死。天可憐見，不知什么機緣，使他在這樣的縫隙中，如蚌吐珠，誕育寧馨，不然，近世帖學的海拔，就會低下一峰。

《題蘭雜存》之所以杰出，一在乎語雋。題蘭之語，看似隨意，實則平時心得默記于心，反復推敲，精益求精。其中不少段落，或亦見于題畫、見于著述、見于其他書跡，可見其用心深微，斷非浮泛。白蕉的詩文語言風格，有雅諧兩變。雅則似六朝人語，語簡而意密；諧則寓妙理于嬉笑之中。簡語如：“藝事含蓄便是凝煉，不獨寫蘭為然?！薄白阆孪财鹿〞?，何妨看《馬鳴寺碑》，更參王僧虔手帖。足下若云此中消息，預蘭何事？我謂然則蘭亦何預君事?！敝C語如：“蔥亦有蘭，別是一種草本。寫山蘭不妙，而有韭菜面孔，不知短不能長，瘦可轉肥。一噱?！敝寥簟按驘羧∮啊?、“騰擲叫呼”、“半斤大曲”，恨濰縣不同時，報散木亦知道，讀來無不興趣盎然，沁人心脾，六朝風度，頓還舊觀。二在乎書妙。如前所述，白蕉行草書數(shù)變，得法、得趣、得意之余，至此脫盡窠臼，不囿于歐、虞、鐘、王；結字刪盡整栗，隨機生發(fā)，使轉自如，無筆不活。尤其短畫如草萌芽、如蘭吐瓣，活潑潑綻放生機。洋洋長卷，略無矜持，隨心所欲，脫巾獨步，所以靈感紛至沓來，令人目不暇給。若“朱注”一段明徹、“花易”一段暢達、“蕙一箭”一段虛靈、“寫蘭初患”一段枯潤相生、“何若此”一段熔金出冶、“驟去捷來”一段酒氣沸沸、“平鋒側斷”一段渾厚華滋、“神與意會”一段酣醉無聊、“坡公法書”一段奇峭瑰麗，誠所謂“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油然拜倒！古來法書，以一帖一卷，如此美不勝收者，有嗎？明代人好為諸體手卷，往往優(yōu)劣參差，強為變化，其捉襟見肘、力不從心之感，難于掩飾。而復翁僅以行草，便天花亂墜，不可端倪。不需比照，略一涉想，便知高下斯別矣。

而此卷的歷史意義，又非一個妙字可概。自北宋大家以后，帖學莫不立足唐人，而囿于《閣帖》、《圣教》，即使劃時代的大師趙、董、王鐸也概莫能外。這是時代限之，沒有辦法。而至白蕉，始真正地截斷眾流，直取本源，挹二王雜帖之英華，成當代之二王。其書無一筆非二王，無一筆是二王，筆筆皆是白蕉，白蕉又無跡可尋，這正是人與書全面貼近魏晉，才能結出的碩果。如果說今天的新帖學也以直取山陰為旨趣和方法，則白蕉就是先行者。如果帖學有史，則王鐸展盈尺小帖為徑丈大幅，白蕉在風味上直逼二王雜帖，就是新帖學的濫觴。帖學史上，二王之后，顏真卿一大變，宋四家一變，趙子昂一變，王鐸一變，白蕉則庶幾稱得上一小變，而這一小變的文本，就是《蘭題雜存》。這是書法史對白蕉的厚愛，而這件杰作，就是白蕉對書法史的回報。

古典的書論家

古人講究述而不作，歷代書論，筆記占十之七八。白蕉工做的，是詩人，余事作書，再余事作畫，所以無意作書論家，其《書法十講》、《書法學心講話》、《書法的欣賞》等，都是講稿。而平時留心積攢的文字，成《云間言藝錄》，包括《濟廬藝言》、《臨池剩墨》、《云間隨筆》、《客去錄》，統(tǒng)不過數(shù)千言筆記而已。這些筆記，不過是白蕉高超見識、高華風度的影子。綜觀其書論，只有兩個特點：其一見識超群，其二文辭雅宜。與其由我繞舌，不如嘗鼎一臠：

至于學書先求'平正’，諸位休小覷了這兩個字。'橫平豎直’真不是易事，學者能夠把握，實是了不起的功力。

像孫過庭這樣一個造詣深醇的書家，見聞廣博，思入精微的偉大理論家，在他的《書譜》里就沒有提出過'永字八法’的說法，足證'八法’是在初唐以后才出現(xiàn)的。

六朝離亂之際，書法乖謬，不學的書家與不識字的石工、陶匠所鑿的字，正好比是一只生毛桃，而且是被蟲蛀的生毛桃。包、康兩人去拜服他們合作的書法，那是他們愛吃蟲蛀的生毛桃，我總以為是他們的奇嗜。

學鐘王字無從討好而容易見病，因此急功者都不肯學，亦不敢學。

楊少師《神仙》草書亦負盛譽，則真江湖之尤者，盲人騎瞎馬，知從來便不少此輩。

楊少師《韭花帖》與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必系米襄偽作。此老好弄狡獪，卻不防八百年后有白蕉其人。

陸柬之《文賦》功力可觀，差乏精采。（精彩）處亦復少變化。松雪、徵明氣息自更不如。至其得病處，正復相同耳。大致天分尚少，用力甚多者，往往如此。

余嘗評近代書家數(shù)人，或未免太苛。論云：康有為字如脫節(jié)藤蛇，掙所垂斃。吳昌碩字如零亂野藤，密附荒籬。鄭蘇戡字如酒后水手，佻撻無行。倉碩行書學王覺斯，倘及門親炙，亦宜打手心；晚年《石鼓》有極佳者，今人無出其右。沈寐叟書如古冠名士，結構近《爨寶子碑》；而又參鐘索草法，故初學包世臣而過包之浮，于前人殆近黃道周，倪元璐。打碑入帖，其拙處沉著處可喜。然亦只可有一，不可有二。

因白蕉書論無一不真、無一不深、無一不雋，也就無需再引了。

總之，我認為三百年來帖學書家，復翁為翹楚。將來帖學書法史上，他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盡管因為時代限之，他多有未到處，畢竟瑕不掩玉。

2013年5月6日

 鳴謝：根據poirot先生的指教，作了修改。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