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京劇舞臺上，皇帝發(fā)威，說一句“推出午門斬了”，無論多大的官，立刻人頭落地——當然只是把“犯官”押往后臺，然后劊子手回來，讓皇上驗驗刀而已。

不過這只是藝人們想當然：第一，午門不是殺人場，元明清三代的京師刑場是交道口或菜市口，兩處都遠離紫金城。第二，皇上也不是想殺誰就殺誰，帝制時代也是有“王法”的。

有這么一件事可以證明。同治十三年（1874），有個官居“甘肅烏魯木齊提督”的滿洲官員成祿，因在任上“誣良為逆”，枉殺無辜民眾數(shù)百人，還虛報戰(zhàn)功，說是打了勝仗；結(jié)果被陜甘總督左宗棠彈劾，革職拿問、押解進京。

有司最初議為“斬立決”，但因軍機大臣講情，改為“斬監(jiān)候”——也就是由“死刑立即執(zhí)行”改為“秋后問斬”。這一“監(jiān)”一“候”，就有了很大的轉(zhuǎn)圜余地。京師盛傳這是同治皇帝的意思，其實消息并不準確。

監(jiān)察御史吳可讀是甘肅蘭州人，早就從同鄉(xiāng)那里聽說成祿暴行，如今又風聞皇上有意偏袒，立即上疏力爭，不免有些言辭過激，說：“請斬成祿以謝甘民，再斬臣以謝成祿！”

同治皇帝被激怒，面諭刑部：“必殺此獠！”（獠是北方人對南方人的蔑稱；吳可讀先世為浙江人，后徙居蘭州）——自古言官無死罪，兩宮太后也認為御史不可殺；可年輕的皇上下了“必殺令”，太后也無可奈何！

按照清代律條，凡死罪，須經(jīng)三法司“全堂畫供”。三法司即刑部（相當于司法部或公安部？）、都察院（監(jiān)察機構(gòu)）和大理寺（相當于最高法院？）。這三個部門有十幾位“堂官”（即部長、副部長級高官），要全部畫押同意，一個都不能少。

據(jù)說此次是醇親王出面替皇上出氣，寫了請斬吳可讀的奏稿，讓堂官們簽字畫押。眾堂官雖知不合法度，怎奈皇帝的權(quán)威、醇親王的面子，于是一一畫了押；唯獨到了大理寺少卿王家璧這里，他堅決不肯提筆！他的理由是：“聞風入奏”是御史的職責，哪怕有出入，也不能“科以重罪”。

有一人不畫押，即不能定讞。十三位畫了押的堂官極力勸說王家璧，舌戰(zhàn)十幾天，竟不能奏效。最終只好將吳的死罪改為奪官降級，王家璧這才畫押認可——同治皇帝當然很不高興，但沒有辦法，因為有制度在那里。

說起來，吳可讀也不是等閑之輩，他另有兩件事上了史書：一是清廷要外國使節(jié)覲見皇帝時行跪拜禮，外國使節(jié)不肯，雙方爭執(zhí)不下。吳可讀乃上疏建議：不必強令其行跪拜禮，依本國禮節(jié)即可。于是長達半年的爭論迎刃而解。——此事發(fā)生在吳降級歸里之前，看來吳還是很有大局觀和靈活性的。

另一件發(fā)生在此后。吳可讀歸鄉(xiāng)第二年，同治去世。因同治無子，朝廷乃立醇親王之子載湉為帝，是為光緒?！加H王是慈禧的妹夫，光緒是慈禧的侄兒兼外甥，當時年僅四歲，因此大權(quán)仍掌握在慈禧手中。

“老皇帝”死了（其實同治死時還不到二十歲），吳可讀再度被征召入京，官拜吏部主事。也正是從這一天起，有一件事開始縈繞在他心中，揮之不去——他特別關注皇權(quán)的正統(tǒng)性，生怕將來光緒這位“嗣皇帝”一旦有了兒子，接續(xù)帝位，皇統(tǒng)就跟“大行皇帝”（已故同治）拜拜了！

其實，這一切朝廷早有安排：將來若光緒有子，正應承同治之嗣。不過吳可讀擔心日久生變——歷史上先承諾后反悔的事還少嗎？為了讓這件事變得“板上釘釘”，吳可讀要干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光緒五年，同治陵墓修訖，靈柩“奉安”下葬，吳可讀主動申請隨往。歸途中他借宿古廟，連夜擬寫奏疏，然后懷揣奏疏，仰藥自盡，以一死來提醒朝廷遵守諾言！

一位朝臣豁出性命來諫諍，此事非同小可！——當局并沒有藏起奏疏、掩蓋事實，說什么吳可讀“患了抑郁癥、久治不愈終于走上絕路”云云；而是把他的死因及遺疏公之于眾，讓朝臣討論。于是大臣們紛紛上疏，贊同吳可讀的主張。最終，吳可讀的原奏、諸王大臣的會議記錄、幾位重臣的奏摺連同太后的諭旨，都作為重要歷史文獻，隆重收藏于毓慶宮。

吳可讀的目的達到了——盡管光緒始終沒生兒子，吳可讀只是為了一個不確定的虛無目的，白白送了性命！

一個王家璧，一個吳可讀，都是不知變通的可笑之人！前者為了一個“刻板”的規(guī)定，竟不惜得罪當今皇上及列位同僚，今后他這個官兒還想當不想當？

然而我佩服他：因為無論做人還是做官，與時俱進固然重要，但總還應該有一點堅守不變的東西。所謂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王家璧做到了——當然，前提是還要有一個連皇帝也不得不遵守的制度做保障。

至于吳可讀，任何一個現(xiàn)代人都可嬉笑怒罵、指出其荒謬：這是個奴性入了骨、被封建愚忠觀念害死（真的害死了）的家伙，早該掃進歷史垃圾堆了！——不過評價一個人，永遠不能脫離他所處的時代。今天我們看來無所謂的皇統(tǒng)問題，在當時卻是“天大”的事！吳可讀作為一個六品主事，以自己的性命換取了政治上的發(fā)言權(quán)，影響了高層的政治走向；這里就沒有一點值得深思的地方嗎？

不避權(quán)貴、直言敢諫，以天下為己任，為國是而獻身，至少這種精神是值得嘉許的。沒有這種獻身精神的人，也就沒有資格去嘲笑他。

至少我讀史至此，面對這兩位“歷史垃圾堆”里的“可笑”人物，想嘲弄兩句，卻說不出一句話來。

（本博客文章均屬原創(chuàng)，如有轉(zhuǎn)載請注明作者出處。插圖來自網(wǎng)上：從上至下：午門，吳可讀《攜雪集》書影，《清史稿》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