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漢學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榮休教授蒲立本（EdwinGeorge Pulleyblank）于2013年4月13日去世,享年90歲。蒲立本1942年畢業(yè)于艾伯塔大學古典學系，1946年赴倫敦大學攻讀中國語言和歷史。之后，他的研究興趣逐漸從唐代歷史和早期中亞歷史轉向漢語的歷史語言學。

　　《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tǒng)》原為蒲立本1962年發(fā)表在AsiaMajor上的長文，1990年代，潘悟云和徐文堪將其譯成中文，蒲立本并作若干增補，1999年，這部漢語歷史音韻學的重要著作由中華書局出版。

　　蒲立本教授仙去，學術界又一顆巨星隕落了。

　　我與蒲立本教授僅兩次謀面，不算深交。不過我先后用20年時間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翻譯給中國讀者，相互有很多討論，也可算是學術上的深交。為此，我就談些他的學術貢獻，算是學術式的祭奠。

　　1980年，我在復旦大學攻讀研究生，梅祖麟先生把蒲立本教授的TheConsonantal System ofOld Chinese一書寄給我。其時我正與鄭張尚芳先生合作漢語上古音研究，當即深深被蒲立本教授的卓見所打動，于是開始此書的翻譯，每譯一處，便與鄭張尚芳先生作反復討論，因此Zhengzhang-Pan System的建立，諸多方面受益于此書。

　　1986年1月，我應王士元先生邀請，出席在奧克蘭舉行的中國語言與方言會議，第一次見到蒲立本教授，同時呈上譯作初稿，與他長談翻譯出版事宜。我是典型的英語啞巴，既不會說，也聽不懂，蒲立本教授恰是典型的漢語啞巴，兩個“啞巴”對談，只能是他寫一句，我寫一句，作了幾個小時的筆談。1993年，我調來上海師大任教，一次意外的硬盤事故，導致電腦中材料盡毀，其中包括此書譯稿，僅有的兩張備份軟盤也已發(fā)霉，當時真是欲哭無淚。次年，香港舉行“漢語的祖先國際研討會”，我再次見到蒲立本教授，兩個“啞巴”再次長談此書，這次會面給了我再譯的勇氣。此書重譯后，我便將譯稿暫時存擱，因為書中涉及大量西域譯名，以及歐美許多漢學文獻，我不甚了了，心有怵怵焉，不敢造次。其時恰遇徐文堪先生。徐先生專攻中外交通史，對泰西漢學了然在胸。兩人合譯，又花費數(shù)年，1999年譯著在中華書局出版。此書從開譯到付梓，前后20年。我重提此事，并非訴說翻譯之艱辛，而是告訴世人，蒲立本教授此書對漢學的貢獻，莫說20年，即便用50年去翻譯也很值得。

　　蒲立本教授早年研究唐史，后轉向漢語史研究，歷史學家們?yōu)橹笸?，語言學界則幸莫大焉。高本漢以后，漢語中古音的研究成績斐然，上古音構擬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直到上世紀60年代，上古音的構擬才有突破性的進展。其中，不能不提蒲立本教授的卓越貢獻。19世紀以來，歷史語言學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歷史比較法，但該方法在實施上有很大缺陷，主要在于其不確定性。根據后代讀音進行歷史比較，對原始母語所作的構擬，往往因人而異，故有淺人譏之為鬼畫符。于是，語言學家們想辦法利用其他材料加以確認，借詞的運用就是非常有效的方法。例如，“以、余、延”這些字的中古聲母叫作以母，李方桂先生認為讀作j-，已經廣為接受。它的上古擬音，各家卻不同，高本漢認為是d-，李方桂先生作r-，王力先生作捭-。后來，Bodman對照越南語中的漢語借詞，認為是l-。越南語里中古時借入的漢借詞叫漢越語，上古借入的叫古漢越語。以母字在漢越語中的聲母是z-，更早一些讀j-，恰與李方桂先生中古擬音一致。但是，以母在古漢越語大體是l-，越南聲母中有d-、r-、j-，上古的越南人一致采用l-，而不是d-、r-、j-來對譯這些字，說明上古漢語中這些字應讀l-。蒲立本教授進一步指出，《漢書》中的“烏弋山離”就是Alexandria，以母字“弋”正對譯lek。由于這些語言學家的努力，中古以母在上古讀l-逐漸成為共識。基于這個構擬，上古一些復輔音的讀音也得以確定，如“谷”與以母字“?！敝C聲，所以上古聲母是kl-。“杓”中古p-，與“礿”j-諧聲，上古聲母是pl-。

　　蒲立本是歷史學家，憑借其豐富的古代文獻借詞知識，為漢語上古音構擬找到了極其重要的材料與工具，使上古音研究中一些撲朔迷離的擬音問題，變得清晰起來。下面擇其要談談他對漢語音韻學的貢獻。

　　中古帶i介音的字，漢學界稱其為三等字。它們有些變成現(xiàn)代漢語的唇齒音,有些變成卷舌音，更多的成了齊齒呼與撮口呼。長期以來，語言學家們認為，這些字既然中古帶i介音，上古也一定如此。三等字占了漢字的一半，帶i介音的字這么多，這在世界語言里幾乎沒有，但是很少有人產生疑問。蒲立本教授首先對這個現(xiàn)象提出懷疑，進而通過上古譯音發(fā)現(xiàn)，這些中古i介音，上古可能沒有。如“焉耆”即□rgi，“央匱”是吐火羅語B的akwa□，“于闐”婆羅米文是Hvat覿na，“罽賓”即克什米爾Kashmir，“高附”即Kabul，“扜泥”即Khvani，其中的“焉、央、于、罽、附、扜”在中古都有i介音，但從對音材料看，上古都沒有。蒲立本關于三等字i介音后起的結論，很好地解決了語言學的許多難題。例如，將漢語與其他親屬語作歷史比較會發(fā)現(xiàn)，漢語帶i介音的詞，在親屬語中沒有i介音。如漢語的“九、語、軀”，藏文同源詞分別是dɡu、耷aɡ、sku，均無介音i。從唐代長安借去的日本漢音有i介音，但從南朝早期吳地借去的日本吳音卻沒有，如“疆、強、居、呂”，漢音kio、ɡio、kio、rio，吳音ko、ɡo、ko、ro。其他漢語域外方言中，如越南、朝鮮的漢借詞，中古借入的有i介音，上古借入的往往沒有。現(xiàn)代漢語周邊方言中，有些中古來源于中原地區(qū)的文讀音有i介音，但有更早來源的白讀中卻沒有i。所有這些現(xiàn)象，都因蒲立本教授的研究迎刃而解。

　　中古漢語有平、上、去、入四個聲調，很多語言學家認為上古漢語也是如此。后來，Haudricourt指出漢語聲調是后起的，中古去聲字來自上古-s韻尾，這一觀點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但是，由于他的結論是通過越南語與南亞語的歷史比較、漢語與古漢越語的比較得出，繞了一個大圈，所以會有人質疑。蒲立本教授則是通過上古漢語的借詞直接進行論證，顯得更加可靠，并且可以用來解答古代文化史的問題。以下是他的一些例子：日本的tusima（つしま），《魏略》譯作“對馬”。用“對”來翻譯tusi?！皩Α痹诠糯涍^了如下演變：t□ds>tuis>tui揶。北魏的時候可能已經演變到tui揶，所以能夠對譯日本的tusi?！傲Y賓”即克什米爾Kashmir，“罽”用來翻譯kash?！傲Y”在古代的演變?yōu)椋簁ads>kais>kai揶。該地名出現(xiàn)于《漢書》，當時“罽”可能已經讀作kai揶了?！稘h書》中“都賴”，實即Talas（塔拉斯河），“賴”也經過了類似變化：rds>lai揶，因此可以用來對譯las。還有許多佛經中的翻譯例子，如“波羅奈”Vr□asi、“阿迦貳吒”Akani□ta，用“奈、貳”來對譯nasi、ni□。

　　長期以來，多數(shù)學者認為現(xiàn)代漢語讀l-的字，上古也讀l-。蒲立本開始注意到，這些字在藏緬語的同源詞中是r-。在古代譯音中也是如此，如“樓蘭”即Krorayina，“烏弋山離”即Alexandria，其中“樓、蘭、離”都是對譯r-。這些字在漢越語為l-，但在古漢越語都作r-。上文提到以母字上古作l-，蒲立本也最早注意到與藏緬語的l-對應。l-在三等字中后來變作以母j-，其他情況下變作d-。

　　蒲立本教授既把歷史知識應用于語言研究，也把語言研究的成果應用于歷史研究。古史專家依據《史記》、《漢書》等上古材料考釋西域地名，因為不懂上古音，往往陷于主觀臆測，蒲立本教授的長處正是把語言史與古史考證結合起來。如有名的西域地名“條支”，最早見于《史記》，“條支”究竟位于中東何處，眾說紛紜。藤田豐八認為是伊朗的Taoke，蒲立本教授原也采用其說?！逗鬂h書·西域傳》說，“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臨西海，海水曲環(huán)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這與Taoke的地貌不合。小川琢治撰文提出，條支應是安條克（Antiokia）省去首音An后的音譯。不過古代的安條克有好幾處，宮崎市定認為條支是地中海東岸的塞琉西王國，其后來的首都安條克位于今敘利亞的阿西河旁，距地中海約24公里。在阿西河入?？?，有個海港城市塞琉西亞（Seleucia），是首都安條克的外港。古史專家用西文地名與古代“條支”的讀音匹配，苦于不懂漢語上古音，近似盲人摸象。“條支”出現(xiàn)于《史記》，所以必須先要明白西漢的“條”字讀什么音。“條”中古聲母是d-，中古d-有兩個來源。如果與t-諧聲，上古就是d-，如“亭”d-從“丁”t-得聲。如果與以母諧聲，不與t-諧聲，上古就是l-，如“條”d-從“攸”j-得聲，上古一定是l-。上文提到，蒲立本教授早就指出，上古的l-在三等字中變中古的j-，其余變中古的d-。所以《史記》時代“條”的聲母一定還是l-，而不是d-。把“條支”與Taoke、tiokia進行匹配，無非都是受“條”中古音d-的誤導。后來蒲立本教授把“條支”鎖定在塞琉西亞（Seleucia,希臘語Σελεκεια）?！皸l”的聲符“攸”是以母字j-，上古讀音是liw?！皸l”又與中古帶s-的“修”諧聲，所以可能是s-lw，其前置輔音s-失落成為lw，因為不是三等字，所以變?yōu)橹泄诺膁eu?！爸А钡纳瞎乓鬹je，到中古變成t揶ie。如此，便可把“條支”上古音擬作s-lwkje，這與Seleukia對音吻合。只有蒲立本這樣的語言學家，才能對上古地名作這樣準確的考定。

　　將軍雖去，大樹并不飄零，環(huán)顧先生手植，早已繁花滿樹。一川煙雨，萬里翻紅，謹以斯文誄斯人。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