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論綱

作者：章開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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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史學已經、正在并將繼續(xù)遭到冷落，這是有目共睹的不爭事實。
　　史學的冷落有著長期的歷史文化背景，其根源乃在于人類文明業(yè)已生病。
　　早在20多年以前，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即斷言20世紀實現(xiàn)了全球的技術統(tǒng)一，并且期望人類在其歷史發(fā)展的下一階段，追求政治與精神方面的大同。
　　20世紀科學技術的迅猛發(fā)展，誠然創(chuàng)造了燦爛輝煌的現(xiàn)代物質文明，并且或多或少提高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但就精神文明與倫理道德而言，人類付出的代價也是極為慘重的。我們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局部戰(zhàn)爭則至今連綿不絕；由于高科技用于現(xiàn)代戰(zhàn)爭，造成人類生命財產的損失遠遠超過既往任何恐怖時代。在這一百年中，環(huán)境破壞、資源浪費、吸毒與犯罪率的劇增，在規(guī)模與危害程度兩方面都是史無前例的。歷史與現(xiàn)實都證實了中國學者章太炎在20世紀初呼喚的警世預言：“俱分進化”，意即善與惡同時并進!
　　湯因比痛感西方人長期片面追求以科技為主導的現(xiàn)代化，釀成自我中心、物欲橫流與精神墮落的惡果，所以，他寄希望于東亞精神文明的復興，借以彌補現(xiàn)代人類文明的缺失。但是，他卻未曾料到，“二戰(zhàn)”以后東亞各國或先或后也走上這條重物質而輕精神的現(xiàn)代化道路。
　　人類已經處于嚴重的災難之中，并且面臨著更為嚴重的災難，甚至可能自己毀滅自己。人類不應該繼續(xù)自相爭斗、自相殘殺，有良知的人們應該首先聯(lián)合起來圖謀自救。而當務之急就是如何糾正重科技輕人文的社會缺失與道德滑坡。不要相信那些諸如東西文化沖突之類的兇險預言，也不必沉溺于東西文化孰優(yōu)孰劣的無止無休的爭論。我們首先應該加強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尋求相互溝通與相互理解；然后在人類文化總寶庫發(fā)掘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資源，宏揚而又超越，熔鑄以求創(chuàng)新，共同糾正現(xiàn)今人類文明的嚴重缺失。
　　我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提出參與的史學與史學的參與。
　　
　　二
　　
　　無論中外古今，無論宮廷與民間，無論主流與非主流，史學大多具有參與意識。
　　司馬遷《報任安書》云：“仆竊不遜，近自托于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成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薄妒酚洝吩斀赃h，很大部分寫的是現(xiàn)、當代史，而且在“究”和“通”上下工夫。其用意在于“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志古所以自鏡。
　　法國當代歷史哲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更為明確地揭示史學的參與意識。他說：“法語、英語、德語等都以同一個字眼用于歷史真實和我們取之于歷史真實的知識。histoir、history、geschichte既指人類的變異，又指人們?yōu)樗麄兊淖儺惗⒌目茖W?！笨傊?，“歷史是由活著的人和為了活著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歷史意識的范圍》)。
　　大約在此20多年以前，法國年鑒學派創(chuàng)始人馬克·布洛赫(Marc Broch)的小兒子向他提出一個問題：“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么用?”布洛赫認為：“這個問題已遠遠超越職業(yè)道德之類的枝節(jié)問題，事實上我們的文明總是與它的過去密切相關。”為了認真地回答這個問題，他把題為《歷史學家的技藝》的一部書稿遺留給人間。
　　布洛赫反對以狹隘功利主義的眼光看待歷史的“用”。他說：“經驗告訴我們，不可能在事先確定一項極抽象的研究最終是否會帶來驚人的實際效益。否認人們追求超物質利益的求知欲望，無疑會使人性發(fā)生不可思議的扭曲。即使歷史學對手藝人和政治家永遠不相關，它對提高人類生活仍是不可少的，僅這一點也足以證明歷史學存在的合理性?！薄耙驗?，史學的主題就是人類本身及其行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于增進人類的利益?！彼f的利益主要是指超物質利益的精神層面，如求知欲的滿足，探幽索奇后的喜悅，歷史經驗的汲取，良知與歷史使命感的培育等等。他說：“確實，盡管處在持續(xù)不斷的生存危機中，每當西方社會對自身產生疑惑之時，我們都會反躬自問：西方社會曾否努力向歷史學習?究竟我們學習得是否正確?請讀一讀戰(zhàn)前所寫的那些文字吧，同樣，也請讀一讀可能在將來會形成文字的今天人們的見解吧!”
　　布洛赫認為歷史之所以持續(xù)存在，就是因為它有“普遍永恒的魅力”。他說：“歷史學以人類的活動為特定的現(xiàn)象，它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千姿百態(tài)，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fā)人們的想象力?！辈悸搴者x擇了史學，并且為此奉獻一生，他認為“這就是所謂‘使命’和‘天職’”。布洛赫自我認定的“天職”，有兩層意思，一是對史學的奉獻，一是對社會的奉獻。在“二戰(zhàn)”期間，他作為歷史學家，既拿起筆也拿起槍，站在反法西斯斗爭的第一線。他未能看到自己上述書稿的出版，也未能看到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勝利，但他參與了歷史的創(chuàng)造，并且以鮮血與生命譜寫了一曲回蕩千古的奉獻之歌。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er)不僅是布洛赫史學的志同道合者，而且又是反法西斯斗爭的親密戰(zhàn)友。他說：“我們的任務是要創(chuàng)造歷史，因為在動蕩不安的當今世界，惟有歷史能讓我們面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zhàn)心驚?！边@里說的是史學研究最高境界，布洛赫可以說是已經進入這個境界的光輝榜樣之一。
　　在中國近百余年的社會轉型過程中，也有一批歷史學家參與了創(chuàng)造歷史，郭沫若、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翦伯贊、吳晗、尹達、黎澍、劉大年……他們的一生同樣體現(xiàn)出史學可貴的參與意識，并且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社會的演變。所以我好幾年以前即曾有感而言：“過去、現(xiàn)在、未來，總是前后連續(xù)的，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對而言的?；谶@種認識，歷史學家不僅應該積極參與現(xiàn)實生活，而且應該成為把現(xiàn)實與過去及未來連接起來的橋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豐富與影響現(xiàn)實生活，并且與人民一起追求光明的未來?！?《現(xiàn)代化研究與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尋求歷史與現(xiàn)實的契合》)
　　
　　三
　　
　　歷史學家如要積極參與現(xiàn)實生活，首先必須積極參與歷史生活，因為歷史學家的最高天職就是研究人類的歷史生活，不如此他就不成其為歷史學家。但前后兩種參與含義不盡相同，如果用相近的英語詞匯來表達，前者或可用participate，意即參加，亦即親身實踐；后者或可用enter，意即進入，亦即感悟貼近。
　　陳寅恪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審查報告早就說過：學者必須“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
　　此前，清人崔東壁早已說過類似的話，但卻是從反面闡明此義。他在《考信錄提要》中指出：“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賢。至于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徑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室约憾热耍m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于經者皆純粹無可議；至于戰(zhàn)國、秦漢以后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圣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見于經者是否都那么純粹無可議，這自然不可流于盲從；但不可以今日之己度往昔之人，卻是無可動搖的真諦。
　　法國當代歷史學家馬魯(Henri－Irenee Marrou)也有類似說法：“文獻在向我們呼喚，要我們‘像今天朋友了解朋友那樣’去了解過去的。最機敏的考證有一個最大的優(yōu)點，那就是它能夠喚起潛在的共鳴。因此，我們更應當感到擔心的不是被愚弄，而是不理解?！?《論歷史認識》)他所說的理解當然不是“以己度人”，而是通過歷史文獻，特別是通過文獻的考證過程來達到這種理解。因此，“理解雖不能構成一種方法，卻是方法的靈魂”(《論歷史認識》)。
　　年鑒學派布洛赫所見略同，強調理解重于評判。他認為歷史學家不應該以法官自命，而“不幸的是，由于習慣于判決，也使人們對解釋失去興趣。過去的偏愛和現(xiàn)在的成見合為一體，人類的現(xiàn)實生活就變成一張黑白分明的圖畫”。因此他明確指出：“褒貶路德要比研究路德的思想容易得多了，相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對國王亨利四世的看法，或贊同亨利四世對格里高利的看法是很容易的，而要揭示西方文明史上這場偉大活劇的內在原因就要困難得多?！?《歷史學家的技藝》)
　　我特別喜歡布洛赫的一句話：“要窺見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應當讓位?！卑凑瘴业睦斫?，所謂讓位，即為古人設身處地，把自己設想成處于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借助確鑿史料分析前人思想與行為的成因與后果，這樣才有可能理解其心靈深處的奧秘。這與陳寅恪所說的“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寓意大體相同。這與他的同行馬魯所主張的“理解‘其他’(古人)即需要我們拋棄個人好惡，以便把其他作為其他”，也是一個意思，盡管他們并非同一學派。
　　理解的最好方法是與古人對話。其實早在400多年以前明人李贄早就有過這樣的體會，而且闡述得比西方史學家更為深切。其《與焦弱侯書》云：“山中寂寞無侶，時時取史冊披閱，得與其人會睹，亦自快樂，非謂有志于博學宏詞科也。嘗謂載籍所稱，不但赫然可記述于后者是大圣人；縱遺臭萬年，絕無足錄，其精神巧思亦能令人心羨。況真正圣賢，不免被人細謫；或以浮名傳頌，而其實索然。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誰為辯雪?故讀史時真如與百千萬人作對敵，一經對壘，自然獻俘授首，殊有絕致，未易告語。”(《續(xù)焚書》)劉東星為《藏書》作序亦云：“予為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批自點，自歌自贊，不肯出以示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zhèn)日無事，只與千古人為友。彼其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有不可知處。既已覷破，實不與舊時公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后爾?！?
　　“與古人為友”，“與古人會睹”，以及我們現(xiàn)今常說的“與古人對話”，與其說是一種方法，倒不如說是一種境界，一種進入融通領悟的研究層次。朋友與朋友的對話應是平等對待關系，史學家在研究初始階段是求知者而不是裁判員，在相當程度上應持價值中立態(tài)勢，這樣才能作客觀冷靜的理性探索。真實性是歷史的生命，正如馬魯所言：“當歷史具有真實性的時候，其真實性是雙重的，既包括往事的真實性，又包括歷史學家提供的證據的真實性。”(《論歷史認識》)而只有讓理解融匯于真實性之中，這樣才能實現(xiàn)史學的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tǒng)一。或許也可以借用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話來表述：“歷史必須由歷史學家加以重新體驗和賦予生命才能成為真正的歷史。”(《法國史學對史學理論的貢獻》)
　　
　　四
　　
　　歷史學家不應單純埋怨社會冷落歷史，而首先要問自己是否真正理解歷史的價值，自己是否已被歷史的永恒魅力所吸引。
　　面對當代人類文明的嚴重缺失，歷史學家不應該保持沉默，更不應該無所作為。我們必須和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廣大科技專家中的有識之士一起，共同糾正現(xiàn)今文明的缺失，并且用自己的學術精品，用自己的智慧與熱情，營造健康向上的使人類免于繼續(xù)沉淪的精神文明。
　　歷史學家畢竟是歷史學家，我們的主要“天職”乃是研究歷史而非其他。我們參與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主要是以史學來參與而非其他。正因為如此，我們首先就需要參與歷史，亦即走進歷史，理解歷史，把自己重新體驗并賦予生命的真正歷史奉獻給人類!*/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江漢論壇》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