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詞剛開始產生的時候，也是往往被別人作為笑料的。比如清末就有這樣幾句打油詩：

　　“陽歷初三日，同胞上酒樓。一張民主臉，幾顆野蠻頭。細崽皆膨脹，姑娘盡自由。未須言直接，間接也風流。”“處處皆團體，人人有腦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點最深、出門呼以太、何處定方針”

　　今天人們不會覺得這個有什么好笑，有什么不妥。但當時“團體”、“腦筋”、“目的”、“精神”、“中心點”、“以太”、“方針”、“直接”、“間接”這些詞都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詞”。這些新詞進來的時候確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強烈的反對，認為這些詞匯是殖民主義、是對中國語言的染污褻瀆。

　　湖南的葉德輝以保守著稱，在維新運動時就痛斥這些詞，提出來要辨文體，他指責說：“異學之詖詞（按：音“畢”，詖詞指邪僻的言論）、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shù)省之文風日趨詭僻，不得謂之詞章。”當時維新運動在東南影響比較大，維新派的報紙上這些新詞匯用得多，他認為這種文風就不能成為詞章。

　　而張之洞和端方以開明著稱，但就連他們也反對用新詞。張有一個姓路的幕僚，一次幫他起草文稿時用了“健康”這個詞，張之洞一看這個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幾個字就把這個稿退回去了。他說：“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得可恨”。這個姓路的幕僚對新詞比較了解，他寫了幾個字將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詞乃日本名詞，用之亦覺可恨”。歷任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閱學生“課卷”時寫到：“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用新名詞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組織” 也是新名詞，因此成為一時笑談。

　　反對用新詞者如張之洞、如端方，卻也無法擺脫新詞，歷史的舞臺上這些新詞不可避免地登場了。這使我想起了一個俄羅斯的謎語：不是蜜，但是能黏住一切——謎底是“語言”。

　　近代中國，主要是通過日本來了解西方的，這表現(xiàn)為對日本新詞的引進。甲午戰(zhàn)爭之前，哪怕是先進的中國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戰(zhàn)爭之后，中國被日本打敗，中國開始向日本學習。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國留學生赴日，由于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習慣用漢語的詞匯翻譯西方的詞匯，這些詞又被那些留學生大量的帶回來中國，因此從日本轉譯過來的西方書籍，遠遠超過了當年中國人直接翻譯的西方著作。確實，如果“查戶口”“論出身”，姑且不論幾乎全部自然科學詞匯，就是我們現(xiàn)在常用的科學、政治、經濟、商業(yè)、體育、服務、申請、后勤、方針、政策、憲法、紀律、革命、政府、解決、理論、哲學、原則、健康、美術、抽象、概念、邏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咖啡、啤灑、香檳、沙發(fā)、摩托、幽默、蒙太奇……無一不是近代才“移居”于此的“外來戶”。如果真要“正本清源”查 “血統(tǒng)”，非祖宗八代“根紅苗正”不可，定要“清除污染”將“外來語”統(tǒng)統(tǒng)掃地出門，則我們現(xiàn)在根本就無法開口說話。

　　隨著文化交流的加速，現(xiàn)在“字母詞”越來越多成為人們日常使用的詞匯，成為“現(xiàn)代漢語”的一部分，什么卡拉OK、MP3、CDMA、DVD、IP、ID、 IC卡、SIM卡、GDP、CPI、PPT……。因此，《現(xiàn)代漢語詞典》把這些常用的字母開頭的詞語也作為“現(xiàn)代漢語”的一部分收錄進去不僅“情有可原”，而且是“勢所必至”。當然，一直有人對此大表反對，最新的情況是一封由一百多名學者聯(lián)合簽名的舉報信，被分別送到了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簽名的學者中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敏生、“五筆字型”發(fā)明人王永民和翻譯家江楓等。這封舉報信稱，商務印書館今年出版的第6版《現(xiàn)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現(xiàn)漢》）收錄“NBA”等239個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違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國務院第594號令）等法規(guī)。（見2012年8月28日《北京晚報》）

　　他們似乎不知道，這些詞在生活中人們已“習以為常”，確確實實已成為“現(xiàn)代漢語”的一部分了。人們都說：“到醫(yī)院做個CT?！睙o人說“到醫(yī)院做X射線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如果真這樣說，嚴格要求也還不對，因為這“X”也不行，也是西文字母。人們都說到KTV唱歌去，沒人說到“機內預先錄制無人樂隊伴奏音響設備包房唱歌去”?？炊癉NA”的人比看懂“脫氧核糖核酸”的人要多得多吧。人們都說買一個MP3，有幾人說得出這“MP3”的標準漢譯?

　　類似例子，舉不勝舉。無論愿意不愿意高興不高興贊同不贊同，“字母詞”將越來越多地涌入“現(xiàn)代漢語”，《現(xiàn)代漢語詞典》附上“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必將越來越長，這是語言流變的“勢所必至”，是語言詞典編纂的“理所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