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叔路
路名由來：歐陽修（1007—1072年）
命名時間：1934年；1966年，改名向陽路；1973年，改名會昌路；1984年復名永叔路。
歐陽修《醉翁亭記》最后一句：“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弊x過的人，想必一定印象深刻。
但這位自稱“廬陵歐陽修”的江西人，既不出生在江西，也沒有死在、葬在江西。歐陽修一生在江西的時間，加起來不知道有沒有一年?！獞摏]有。
歐陽修出生于四川綿陽，葬在河南新鄭。他65歲的生涯里，最多有可能回過3次江西。
第一次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4歲的歐陽修和母親一道，將死于泰州任上的父親的靈柩，送回吉安老家歸葬?！笆菤q，葬崇公于吉州吉水縣瀧岡?！保ā稓W陽修全集
附錄一
歐陽修年譜》）。年譜和一些年表都沒有清楚地說明，歐陽修這次在老家停了多久。但就在同年，當時年僅29歲的歐母就帶著歐陽修去了湖北隨州，投奔歐陽修的叔父。可以想象，那時老家并沒有什么親人，一直隨父親在外流動的歐陽修和母親，沒有理由會在老家待上太長的時間，否則也就不會急于投奔叔父了。
第二次是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28歲的歐陽修被“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jiān)察御史，充鎮(zhèn)南軍節(jié)度掌書記，館閣?？薄！保ā赌曜V》），史書于此語焉不詳，我非常懷疑，歐陽修這次是否到了南昌，是否真的被差遣來南昌實際上任這個“鎮(zhèn)南軍（治洪州，治所在南昌）節(jié)度掌書記”。也許這次任命，根本就不需要歐陽修來南昌上任，它只不過是宋代職官分離的一個例證而已。
最后一次，也是時間上比較清楚和確定的一次，是皇祐五年（1053年），已是人到中年的歐陽修，“八月，自潁州護母喪歸葬吉州之瀧岡。是冬，復至潁?！睆陌嗽碌蕉疃嘁彩侨?、四個月的時間。此后，歐陽修便再也沒有踏上過江西的土地。
雖然一生在江西的時間很短，但歐陽修與江西的關系，卻并不因此變輕。天圣八年（1030年），24歲的歐陽修被江西人晏殊慧眼識珠。10年后，歐陽修以同樣的地位、慧眼和胸襟，使曾鞏和王安石從北宋文壇和政壇，脫穎而出。
所以，當晏殊于至和二年（1055年）去世，歐陽修不僅為晏殊作《晏公神道碑銘》，并作挽詩三首，最后一句：“解官制服門生禮，慚負君恩隔九重?！标淌廨^歐陽修年長16歲，歐陽修要用丁父母憂的方式，來表達自己作為門生的哀痛。這樣的句子，在歐陽修的筆下，有一種罕見的沉重。
當歐陽修去世時，曾鞏和王安石在他們的祭文中，分別發(fā)出了這樣的聲音：
“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王安石）
“愛養(yǎng)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動囀暎{淚橫溢。戇冥不敏，早蒙振袚。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郁。西望輀而車，莫持纼紼?！保ㄔ枺?BR>（均見于《歐陽修全集
附錄三
祭文》）
由此可見，歐陽修在北宋政壇、文壇中江西一脈的樞紐地位。（事實上，歐陽修還通過對蘇軾的直接影響，間接影響了另一位江西才子黃庭堅）

灌嬰路
路名由來：灌嬰（？—176年）
命名時間：2005年
六月中旬，去象湖尋賞荷花（象湖位于南昌城南略偏西，傳說為陸象山當年講學之所，故得名；另說是因湖形似象而名），結(jié)果沒找到荷花池，卻意外地發(fā)現(xiàn)，象湖邊有條灌嬰路?；貋硪徊?，才知道自己真不愧是南昌的客人，——原來，灌嬰是南昌的建城人！就像蘿慕露斯建立了羅馬城！
但是，再一查，情形似乎又轉(zhuǎn)向了。
首先，灌嬰建城之說，起于何處？
灌嬰，秦末漢初人，劉邦手下的著名大將，《史記》、《漢書》皆有列傳，是參與垓下之戰(zhàn)、圍殺項羽的重要戰(zhàn)將，官至丞相，封潁陰侯。灌嬰與南昌的關系，《史記》中僅有一語涉及，“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籍郡。”（《漢書》幾乎照抄了《史記》）
那么，灌嬰筑南昌城的說法，來源于何呢？
據(jù)南昌相關文章的介紹，來源于《江西通志》、《南昌府志》、《南昌縣志》和《雩都縣志》等地方志，以及宋元、明清以后的一些逸史筆記。
第二，南昌學者關于誰人首筑南昌城，一直爭議未休。灌嬰之外，有陳嬰說，說灌嬰乃陳嬰之誤?，F(xiàn)又有羅珠建城說。灌嬰、陳嬰、羅珠皆劉邦同時之人，筑城背景幾乎一致，但所謂史證，在正史中都只有一句話。
至今仍是“三管齊下”，莫衷一是。
但爭議歸爭議，灌嬰建城的說法，似乎早已傳布開，甚至有稱南昌為“灌嬰城”和“灌城”之說。如今在南昌城南，不僅有灌嬰路，還早已修好了一個灌嬰廣場。廣場有一尊灌嬰塑像，披盔戴甲，威風凜然。


榕門路
路名由來：陳宏謀（1696—1771年）
命名時間：1946年；1934年—1946年間，為黃梨洲路；1966年，改名寧岡路；1984年復名榕門路。
如果不是南昌有條榕門路，我以前從沒留意過，清朝有位名臣，叫陳宏謀。
陳宏謀，字汝咨，號榕門，廣西臨桂（今桂林）人。生當康雍乾三世。俗話說，盛世好當官。陳宏謀的一生，正是一位典型的職業(yè)官僚的一生。陳宏謀官至東閣大學士（正一品，文官最高級別，近乎宰相），為官12省，官齡長達48年，。假如把他所做之官羅列起來，絕對像一份長長的電話清單。陳宏謀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在從政的同時，勤于著述，假如把他所寫的書羅列起來，像一份更長的電話清單。陳宏謀為官之地，也包括江西。《清史稿陳宏謀傳》里，說到了他在江西為官的情況：
（乾隆）六年（1741年），遷江寧布政使，甫到官，擢甘肅巡撫，未行，調(diào)江西。九年，調(diào)陜西。十一年，復調(diào)回江西。尋又調(diào)湖北。
…… ……
在江西，歲饑，告糴於湖廣。發(fā)帑繕城垣，筑堰埭，修圩堤閘壩，以工代賑。南昌城南羅絲港為贛水所趨，善沖突，建石堤捍之。左蠡朱磯當眾水之沖，亦筑堤百丈，水患以平。又以錢貴，奏請俟云南銅解京過九江，留五十五萬五千斤，開爐鼓鑄；并以舊設爐六，請增爐四：詔并許之。又以倉儲多虧缺，請令民捐監(jiān)，於本省收穀，以一年為限。限滿，上命再收一年。又以民俗尚氣好訐訟，請令各道按行所屬州縣，察有司，自理詞訟，毋使延閣滋累。上命實力督率，毋徒為具文。
江西人那時候就“尚氣好訐訟”，就是愛斗氣，喜歡相互斥責，說狠話，道人長短，熱衷于打官司的意思。
陳宏謀在《清史稿》中雖然獲得較高評價，“乾隆年間，論疆吏之賢者，尹繼善與陳宏謀其最也……宏謀學尤醇；所至拳拳民生風俗，古所謂大儒之效也?！钡倌陙恚嬲袃r值的評議卻不多，可說是罕見。直到進入21世紀，有位美國教授出了本關于陳宏謀的研究著作《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這才似乎引起一些研討活動，但也好像影響有限。
廣西自古以武人著稱，如陳宏謀之“所謂大儒”，不說鳳毛麟角，也是屈指可數(shù)。桂林后來成為廣西的文化重鎮(zhèn)，除抗戰(zhàn)時的那段歷史機緣（偶聞有清代臨桂詞派一說，不知可否算作桂林文化淵流之一），跟陳宏謀，不知有沒有一點半點關系。

子固路
路名由來：曾鞏（1019—1083年）
命名時間：1950年；1966年，改名星火路；1984年，復名子固路。
曾鞏，字子固，江西南豐人。
南豐是個出蜜桔的地方。
但曾鞏卻像一顆水果，他更像一枚堅果。
曾鞏雖然名列“唐宋八大家”，但卻是“八大家”里最不為人所熟悉的。
（蘇洵、蘇轍也不太為人所知，但因為跟蘇軾“捆綁”、“打包”成“三蘇”，所以有種他人無法相比的團體效應）
很多人對曾鞏，恐怕只知道個名字。
曾鞏沒有《前后赤壁賦》，沒有《秋聲賦》、《醉翁亭記》，甚至沒有《游褒禪山記》、《傷仲永》和《答司馬諫議書》。
曾鞏甚至不寫詞！
俗話說，唐詩宋詞。生于北宋，生活在晏殊、歐陽修、蘇軾、秦觀之間，不寫詞！不是寫的好不好，是壓根就不寫。迄今留存下來的，只有一首《賞南枝》，寫得確實也不好。王安石詞也寫不算多，但一首《桂枝香金陵懷古》，就足以坐穩(wěn)詞人之位。
不過，曾鞏的詩寫得還可以，錢鐘書說，寫得比蘇洵、蘇轍好多了。盡管也沒有“水光瀲滟晴方好”和“春風又綠江南岸”的句子。
在我的想象中，曾鞏是有點沉悶的人，一個極度嚴肅的人。不是一般的嚴肅，是非常的嚴肅，無以倫比的嚴肅。我不知道《曾鞏全集》里能不能找得出一個笑字。曾鞏大概就像是周幽王的褒姒一樣，是個難得一笑的人。這樣的人，是容易讓人望而生畏的。所以，《宋史曾鞏傳》中有人說，“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币豢淳椭朗遣簧朴谔幦穗H關系的那種。王安石的詩文中，有專門替曾鞏作這方面辯護的。
如：
《贈曾子固》：
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挾才乘氣不媚柔，群兒謗傷均一口。
吾語群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
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為班與揚。
又如，《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輹运勗g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guī)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
…………
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最后一句，簡直就是嚴正的警告。這樣的書信用語，晉唐之間，是難以想象，絕無可能的。
由此可見曾鞏在王安石心中的份量與地位。
也可見曾鞏在普通人心中的形象，正是《宋史》里所謂的“世頗謂偃蹇不偶”，也就是臺灣人所說的“不沾鍋”的意思。
曾鞏之所以不太為人所熟悉，除了他不善于與人交往外（曾鞏沒有一般文人的所謂風流逸事，或趣聞逸事），也跟他的文風有關。文學史對曾鞏的文風有句評語，叫“少情致”。
所謂“少情致”， 是指曾鞏的文章沒有汪洋恣肆、纏綿緋惻的澎湃情感。它樸實像棵樹干，上面沒有多少花果枝葉。
但這不表明，曾鞏是個感情淡薄的人。
恰恰相反，曾鞏不但不是個感情淡薄的人，反而是個感情極其強烈、辛辣的人。
下面這篇文章，就是個例子。我以為，它是我讀過的曾鞏最好的文章。
慶歷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來請記，遂以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于議謀，材武之士勞于力，農(nóng)工商之民勞于賦斂。而天子嘗減乘輿掖庭諸費，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nóng)工商之民或失其業(yè)。惟學佛之人不勞于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食與寢自如也。資其宮之侈，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予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是殿之費，十萬不已，必百萬也；百萬不已，必千萬也；或累累而千萬之不可知也。其費如是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予文者，又紹元也。故云爾。（《鵝湖院佛殿記》）
這樣的文章，正如一顆硬實的堅果，能崩得人滿地找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