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羅磊光先生熱愛傳統(tǒng)文化，多年來，苦心求索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已有斐然成績。

　　對于清末醴陵釉下彩瓷，或許因為其燒造時間短暫，傳世作品稀少，距今年份不遠，半個多世紀未能引起足夠重視。因實物少見，其研究難以充分開展。羅磊光收藏的醴陵釉下彩瓷，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陶瓷界對醴陵釉下彩瓷的進一步研究。

　　如何充分評價醴陵釉下彩瓷在中國瓷器燒造歷史上的價值意義和歷史地位，應是研究清末醴陵釉下彩瓷諸相關問題的核心。我覺得，研究和認識清末醴陵釉下彩瓷的價值意義與歷史地位，應著重在兩大方面。一是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工藝技術方面的歷史性創(chuàng)新突破；二是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文化精神方面的歷史性建樹與影響。

　　關于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工藝技術方面的歷史性新突破，應該是毋庸置疑的。湖南省的陶瓷專家對此有比較深刻的研究。我見到一本小冊子，名叫《醴陵釉下彩瓷》，是從科技及工藝學方法的角度，對清末至當代的醴陵釉下彩瓷作了專門闡述。 

　　在漫長的古代社會里，中國瓷器的燒造，先后創(chuàng)燒出高溫釉下（鐵）褐彩，釉下（鈷）藍彩和釉下（銅）紅彩。清朝雍正、乾隆二代，是中國古代瓷器燒造的巔峰時期，幾乎達到隨心所欲、無所不能的境界，恰于高溫釉下彩方面建樹甚微。清末醴陵瓷業(yè)異常了不起，短短數年便一舉創(chuàng)燒出多種高溫釉下彩，號稱釉下五彩。尤其是創(chuàng)燒出多種復色彩料，以多層次的色階豐富了醴陵釉下五彩的藝術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這是歷史性的創(chuàng)新突破，這是對中國瓷器燒造歷史的貢獻。 

　　關于清末醴陵釉下彩瓷在文化精神方面的歷史性建樹影響，主要應體現在三個層面上。

　　第一個層面體現在近代愛國精神方面。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益羸弱不堪，清朝末期的維新變法等改良主義運動宣告失敗。在探索救中國的政治思潮中，朝野一些有識之士，轉而提出“實業(yè)救國”的主張，積極倡導并身體力行創(chuàng)辦實業(yè)，開展勸業(yè)運動。清末醴陵瓷的創(chuàng)始人熊希齡先生、文俊鐸先生當屬這樣的近代先進人士。為了抵制洋瓷侵入，振興民族瓷業(yè)，他們以出洋考察憲政官員的身份考察日本，回國后提出“一立學堂，二設公司”的新式主張，在湖廣總督端方的贊助下，創(chuàng)立官辦“湖南醴陵瓷業(yè)學堂”，建立“商辦湖南瓷業(yè)公司”，銳意改良，創(chuàng)燒上等釉下彩瓷。1909年至1915年間，先后參加武漢勸業(yè)獎進會、南洋勸業(yè)會、意大利都朗博覽會、巴拿馬太平洋萬國博覽會，分別榮獲第一等之金質獎牌、奏獎、最優(yōu)獎和金牌獎，名聲極盛，“風潮所布，舉國若狂”，強力振奮了近代中國社會民族自尊心和愛國主義精神。

　　第二個層面是體現在近代科學意識方面。熊希齡、文俊鐸先生等人自覺吸收近代教育思想，引進先進生產設備，開辦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瓷業(yè)學堂，聘請中外教師，教授近代美術學和瓷繪方法，為近代醴陵瓷業(yè)迅速臻于成熟培養(yǎng)造就了一批優(yōu)秀人才。從傳世的近代醴陵釉下彩瓷中，可以明顯看出，其畫面構圖、色彩運用及筆法等，都受到近代美術思潮及方法的影響，是以近代美學意識對傳統(tǒng)中國瓷器繪畫作了科學的繼承與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瓷器繪畫新的時代風格。近代科學意識還體現在瓷繪色料的研制與創(chuàng)新上。正是在創(chuàng)燒釉下五彩中引進了近代化學知識，自覺地進行科學實驗，方創(chuàng)燒出多色階的復色彩料。

　　第三個層面是體現在近代企業(yè)理念方面。熊希齡創(chuàng)辦的“商辦湖南瓷業(yè)公司”，在名稱上是近代企業(yè)概念，在實際上，是將教學、實驗、研發(fā)、生產、銷售聯為一體，體現的是先進的近代企業(yè)理念。這也是中國瓷器燒造歷史上第一家近代新式企業(yè)，并且成功地取得了令“各埠商販之來此販運者絡繹不絕”的杰出業(yè)績。它的成功在中國瓷業(yè)甚而民族產業(yè)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近代醴陵釉下彩瓷的燒造在舊中國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中被迫中斷了。20年的生命，異常燦爛又異常短暫，猶如曇花一現，更猶如劃破黑夜的一顆耀眼流星，令人贊美又令人痛惜。翻檢中國瓷器燒造歷史，如此生命短暫而又成就不凡的，大概只有北宋汝官瓷器與之相似。但兩者相比，文化背景及文化價值意義大相徑庭。我覺得，近代醴陵釉下彩瓷的價值意義與歷史地位更重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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