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書及研究情況介紹

復旦大學歷史系 張海英 副教授

明代中后期開始，社會經濟較之前代有了長足發(fā)展，商品流通頻繁，市場發(fā)育日益成熟，并出現(xiàn)了眾多的區(qū)域性商人集團——商幫。在這一經濟背景下，“工商亦本業(yè)”、“農商互利論”的思想日益為社會所接受，商人的社會地位大為提高，經商已開始不再成為一種為人輕視的職業(yè)，“棄農從商”、“棄儒從商”之現(xiàn)象越來越多。出于學習經商之道，適應商海競爭的需要，明清時期出現(xiàn)了許多日用類書，其中有些即屬專門性的商業(yè)用書（本文簡稱商業(yè)書或商書）。
為數眾多的商書，所涉內容十分豐富，不僅有水陸路程、商業(yè)條規(guī)、物價、商品生產、流通、市場、經營方法等經商必備的基本知識，還包括商業(yè)道德、經商行為準則、行為規(guī)范等方面的內容。這些商書大多出于當時人之手，有的還是商人根據商業(yè)的實際需要，自己動手而編纂。書中所述觀點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上的人們對商業(yè)的普遍看法，也是商人自身經營理念的體現(xiàn)，具有重要的經濟思想價值。

一、明清主要商書及分類
明清時期代表性的商書主要有：
明代：黃汴《一統(tǒng)路程圖記》八卷，隆慶四年刊；
陶承慶《商程一覽》二卷（《華夷風物商程一覽》），萬歷刊；
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萬歷二十七年刊；
周文煥、周文煒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覽萬寶全書》三十五卷，萬歷間刊；
壯游子《水陸路程》，萬歷四十五年刊；
商?！端懧烦獭钒司?，萬歷四十五年刊；
程春宇《士商類要》六卷，天啟六年刊；
李晉德《新刻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文中簡稱《客商一覽醒迷》），崇禎八年刊；
憺漪子《士商要覽》三卷，崇禎間刊；
鼎鋟《商賈指南》（主要內容為余象斗《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中的《商旅門》）；
清代：
康熙間馮琢珩《辨銀譜》
崔亭子《路程要覽》二卷
乾隆年間賴盛遠《示我周行》全三卷附續(xù)集
吳中孚《商賈便覽》八卷
王秉元《生意世事初階》（抄本）
王秉元《貿易須知》光緒刊本
清末楊樹棠抄本《雜貨便覽》
民國間重刊的《生意經絡》（內稱《貿易指南》，主要內容為王秉元的《貿易須知》）。

就明清各類商書的內容看，有代表性的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類是著重記載各地水陸交通情況的，如明代黃汴《一統(tǒng)路程圖記》、壯游子《水陸路程》、清代賴盛遠《示我周行》、崔亭子《路程要覽》等，內中詳細記載了當時由南北二京至各地、十三布政司至各地及各布政司之間的交通線、所經站名、里程等，內中兼有沿途的風俗物產介紹，屬水陸行程書。水路行程書的大量編撰，與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密不可分。因為隨著遠距離貿易的不斷發(fā)展，商人的經營地域也不斷擴大，對商業(yè)地理方面知識的要求也相應提高。
第二類是兼及商路等交通線路和商業(yè)規(guī)范經商經驗的，如明代程春宇的《士商類要》，不但記錄了與《一統(tǒng)路程圖記》基本相同的百余條交通路線，而且還另辟“客商規(guī)略”、“買賣機關”、“為客十要”、“醒迷論”、等專章，介紹相關的經商知識，強調商業(yè)道德及為商之道。
第三類為著重為商之道、強調經營者素質與經營經驗的。這類商書，明代有崇禎間李晉德的《客商一覽醒迷》，內容偏重于論述商業(yè)行為規(guī)范、道德修養(yǎng)；萬歷間余象斗纂刻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卷二十一《商旅門》，既有行商經驗之談，又有商品知識、經營方法的總結，還有對經商者基本業(yè)務素質的要求。其論及行商規(guī)范、注意事項的《客商規(guī)鑒論》一節(jié)，成為后來商書的必輯篇章。清代則有乾隆年間吳中孚的《商賈便覽》和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階》、《貿易須知》。
另外，還有一些專業(yè)性比較強的“技術指南”之類的商業(yè)書，如清后期的典當行業(yè)的專書《典業(yè)須知》、《典務必要》、《當行雜記》和各類《當譜》等等 。
從類別上說，《一統(tǒng)路程圖記》、《水陸路程》、《士商類要》、《客商一覽醒迷》可謂之“行商”者必讀之書；《商賈便覽》當屬“行商”與“坐賈”兼而有之，《生意世事初階》則是比較典型的“坐賈”入門書，反映了當時“坐賈”的經營意識及經驗。《典業(yè)須知》、《典務必要》、《當行雜記》和各類《當譜》等等，也屬“坐賈” 知識類商書。
由于“行商”與“坐賈”經營方式的差異，其表現(xiàn)在商書中商業(yè)知識的傳授方面也有所不同。就明清時期的商書及其商業(yè)知識的傳授而言，其對商人品德、職業(yè)道德方面的要求大致類似，公開刊印的商書似多以“行商”知識為主，如交通路線、各地商品行情、經營買賣商品的專業(yè)知識，而“坐賈”方面的專業(yè)知識，因時常涉及到店家內部的經營秘密或行業(yè)竅門，有些訓誡是不便公示于人的，則以抄本為多。即便有部分刊印本（如王秉元《貿易須知》等），也多是清后期的事情了，其前期仍以抄本《生意世事初階》形式出現(xiàn)。而象《典業(yè)須知》、《典務必要》、《當行雜記》等涉及本行業(yè)技術秘密、專業(yè)性較強的商書，主要都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傳。

二、主要代表性商書介紹
（一）、《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商旅門》
——匯聚經商基本常識的代表作
嚴格地說，日用類書與商書并不等同。日用類書（清代多稱之為“萬寶全書”）更多地是民間普通大眾適用的日用參考之書籍，其內容龐雜，天文、地理、氣象、旅游、交通、養(yǎng)生、卜驗、醫(yī)藥衛(wèi)生、交際應酬以及琴棋書畫、體育等文化娛樂活動均包容其中，屬應用性很強的生活百科全書。商書則是以商業(yè)經營為主要內容，包含商業(yè)經營思想、商人職業(yè)道德、經營方法、商業(yè)知識等方面的內容。但是，明清時期的大多數商書，實際上也是包羅萬象，不僅涉及商業(yè)道德與商業(yè)規(guī)范、商業(yè)交易的技巧、商品貨幣質量與真?zhèn)蔚谋鎰e、市場行情與關津稅則、路途中的防盜與防騙手段等商業(yè)知識，象為人處事待人接物之道、天時占驗及風暴日期、商家的禁忌與習俗以及醫(yī)藥衛(wèi)生、文化娛樂等內容，均采擷其中，成為應用性很強的商業(yè)百科全書 。
明代萬歷年間余象斗編纂的《新刻天下四民便覽三臺萬用正宗》（本文簡稱《三臺萬用正宗》）作為日用類書的代表作，也體現(xiàn)了這種內容綜合、互相包容的特點。在內容分布上，全書從天文地理、四時季節(jié)、周邊關系、拜師從儒、禮儀、音樂、律例、琴棋書畫、賭博、體育活動等到日常民用、醫(yī)學知識、星相占卜之術、風水營宅、農桑、算法數學、宗教知識等與民眾日常生活相關的內容，無不包容其中。該書的卷二十一《商旅門》，則主要論及行商經驗、經商者基本素質及相關的商品知識，被視為明清日用類書中傳授商業(yè)知識的代表作，是從商者不可忽略的必讀內容 。
《三臺萬用正宗》卷二十一的《商旅門》中共有客商規(guī)鑒論、船戶、腳夫、銀色、煎銷、秤棰、天平、斛斗、谷米、大小麥、黃黑豆、雜糧、芝麻、菜子、田本（即豆餅等肥料）、棉花、棉夏布、紗羅緞匹、竹木板枋、鞋履、酒麯、茶、鹽、果品、商稅、客途、占候、論世情、保攝、論搶客奸弊等近三十個專題，分門別類地介紹了經商相關的專業(yè)知識、經驗之談及為商處事之道。
明清時期的商品貿易，主要在于利用區(qū)域距離賺取商品差價，賤買貴賣，囤積居奇，成為眾多商人獲取利潤的主要方法，因此，商人特別需要注意各種物產的季節(jié)、產地、價格、品質、年成豐歉等信息。從《商旅門》所列的十余個項目及其相關知識要求來看，其內容介紹是非常詳細而專業(yè)的，恰好適應了商賈們經商買賣的需要。但是，要想全面掌握各類專業(yè)知識并嫻熟運用于經營之中，并非易事。首先要求經營者了解所販糧食的產地分布，又要熟知各產地品種的不同特點，還有對新舊品種的識別分辨。有些非常專業(yè)的糧食辨識知識，若沒有一定時間的實踐過程，是難以掌握的 。
除卻對于經商專業(yè)知識的介紹外，還需值得一提的是，《三臺萬用正宗·商旅門》中的《客商規(guī)鑒論》，更是一篇非常典型的商人入門的必讀文，也是現(xiàn)存明代最早的一篇有關商業(yè)經營規(guī)范的篇章。它非常概括地論述了客商應有的心理素養(yǎng)、經商的基本原則與要求，從商人出門開始所需注意安全、結伴搭伙之事項，到經商途中的投宿問店、行商必備的各類專業(yè)知識及商人應有的心理素質等，均有涉及。后來幾乎所有商書中有關商業(yè)經營的內容都由此而延伸、釋繹出來 。
就筆者所接觸的商書而言，對各類商品專業(yè)知識予以如此詳盡的介紹，也僅見于《三臺萬用正宗》的《商旅門》。而就商書所論及的各類專業(yè)要求而言，從業(yè)者要想全部掌握并嫻熟運用于經營之中，并非易事，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明清時期對從商者的要求還是比較全面和嚴格的，若非有一定的能力及一技之長，很難在這詭譎多變的商海中立足發(fā)展。

（二）從《士商類要》、《客商一覽醒迷》到《商賈便覽》
——商賈行為規(guī)范的代表作
明清大量商書的刊行，說明這一時期的商人，并不僅僅是滿足于傳統(tǒng)的憑經驗行事的小商小販，而是開始重視商業(yè)知識的累積和傳播，并對子弟、生徒授以商賈職業(yè)的教育。它既反映了社會經商、行商風氣之盛，也從中折射出經商者自身對這一職業(yè)的認可與重視。對于從商業(yè)者的經營規(guī)范，商書特別強調對其行為規(guī)范的道德要求。
首先，各類商書多不忘告誡商人們要以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來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在“利”、“義”關系問題上，強調不能見利忘義。要求商人重信義，守然諾，不刻剝；強調君子之財，取之有道。可以說，從明代程春宇的《士商類要》、李德晉的《客商一覽醒迷》，到清中期吳中孚的《商賈便覽》，王秉元的《生意世事初階》、《貿易須知》及至清末楊樹棠抄本《雜貨便覽》，無論對于“行商”還是“坐賈”，這些訓誡在明清兩代一直相沿傳承 。由此可見，明清時期的商人非常注重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觀念，并試圖以傳統(tǒng)倫理道德中的有益成份規(guī)范引導著一代一代后來者。
在商人的職業(yè)道德和道德規(guī)范方面，商書還強調艱苦創(chuàng)業(yè)，節(jié)儉為本 。在個人修養(yǎng)方面，商書反復告誡人們要潔身自好，不能貪圖奢侈生活享受 。
在經營理念方面，中國傳統(tǒng)倫理中所提倡的“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的信用為本的誠信觀尤受重視。商書反復強調在商業(yè)運作過程中，不僅要公平交易，光明正大，而且要誠實無欺，重恩守信 。
綜觀明清時期的各類商書，可以看出，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思想對其影響至深。在商業(yè)的行為方面，反復告誡要誠信無欺，心底敦厚，以義行商，“蓋慈善存心端正，動履莊嚴，所作所為，不由岐險，是以多獲平坦福也”。否則，必將“陷于不道”而遭報應。程春宇的《士商類要》第四卷，辟有《人倫三教》、《起居格言》、《省心法言》、《養(yǎng)心窮理》、《居官蒞政》等近30小節(jié)，闡述“立身持己”、“和睦宗族”、“孝順父母”、“敬兄愛弟”、“君子知恩”、“勤勸讀書”等事理?？傊?，從商書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人倫道德的規(guī)范作用，在明清商人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生意世事初階》、《貿易須知》——“坐賈”經驗之談的代表作
《商賈便覽》做為比較有代表性的商書，其卷一“江湖必讀原書”一節(jié)，基本上總結輯錄了自《三臺萬用正宗》、《士商類要》、《客商一覽醒迷》等書中行商者必備的基本素質與道德要求；其“工商坊要”一節(jié)，作者注明是“中孚新增”，內中“學徒稱呼須知、學徒任事切要、因人授事，量能論俸”等內容，詳細介紹有關學徒、開店、店鋪的選擇、如何用人等關于“坐賈”的內容 。相較之下，《生意世事初階》專門立足“坐賈”，從師傅和學徒兩方面，傳授開店者如何培養(yǎng)學徒、如何開店經營，教導學徒如何學習店鋪知識、如何迎對顧客、及各方面的為人處世之道等內容，可視為“坐賈”經驗之談的代表作。
《生意世事初階》 作為培養(yǎng)“坐賈”的專業(yè)商書，多次強調對經營人員在道德人品、處事能力等基本素質方面的要求。其中對小官（學徒）道德修養(yǎng)方面的第一個要求便是手腳勤快、吃苦肯干，不貪小便宜，不覬覦不義之財 。應該說，在商人的品德要求方面， “坐賈”與“行商”基本上是相同的 ，行商與坐賈的行為準則都同樣具有深深的儒家文化與傳統(tǒng)道德規(guī)范的烙印。
在學徒培訓方面，商書中明確規(guī)定，掃地抹桌、添硯水、潤筆頭、端茶倒水等均屬學徒份內之事，這實際上是讓學徒從最初的人情世故學起。書中認為，做生意首先在于做人，這種人情世故的訓練——尊敬長者、禮貌待客、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等基本素質的培養(yǎng)，對學徒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我們也從中看到，對學徒的這些要求已遠遠超過了其基本技能的訓練范圍，“學徒”實際上成為了店內最“低層”、最廉價的勞動力。
就學徒而言，要掌握的專業(yè)知識主要有學官話（普通話）、學筆頭（書寫）、學算盤、稱戥子 、看銀水呈色等 。
在經過兩年至四年的嚴格訓練、掌握了各種基本技能、學徒期滿正式上柜后，在怎樣與顧客洽談生意、怎樣討價還價、怎樣給顧客看貨、怎樣處理師徒關系、怎樣收款等方面，書中又有詳盡的說教。如在接待顧客、洽談買賣之時，更要注意察言觀色，隨機應變。
這中間尤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訓誡帶有一定的技巧，一般商家不會公示于人，故而此前公開刊印的商書中很少見到。如教導學徒給顧客看貨的次序技巧，就頗有講究：“買主進店，要看你貨色好歹，可先將丑的與他一看。彼嫌不好，再把次一宗與他看。彼中意就罷，若還不中意你須先墊一句：尊駕果要買頂高的貨，其價不賤。買者既合式，自然會高價買去。你若起初便把高貨看，他必不信。寧可費點手，省卻許多話” 。這些訓誡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商人狡黠嬴利的心態(tài)，但也不乏心理學揣度方面的知識，通過主動掌握顧客心理，讓顧客心甘情愿地掏腰包，這不能不說是一大技巧。還有許多一語中地、頗帶有店門“秘笈”色彩的訓誡，在書中還有很多，這些訓誡在清中期以前公開刊印的商書中是不多見的，這也是《生意世事初階》做為典型的“坐賈”入門書的與眾不同之處 。
總之，從顧客帶銀進店買貨起，直到生意做成發(fā)貨止，必須以“謙恭遜讓，和顏悅色”的態(tài)度對待顧客，所謂“人無笑臉休開店” ，強調“生意人，要如春天氣象，惠風和暢，花鳥怡人” ，決不允許粗暴待客。寧做一去百來之生意，不做一去不來之生意，最終達到吸引顧客，生意成交之目的。文中對小官（即學徒者）的這些諄諄教誨，反映了當時商業(yè)經營者對店員的嚴格要求、和靄待客的普遍原則以及尊重顧客的經營理念。
此外，書中還教導學徒積累各種社會經驗，謹防受騙上當。例如，教導學徒當顧客交完購貨銀兩錢鈔之后，不要馬上放入銀柜之中，以免顧客不愿購買，前來退貨，因銀、錢成色問題發(fā)生糾紛；如果其所付銀鈔原封未動，那么顧客自然無話可講 。即便是熟人前來購物，也要仔細驗過，多退少補。如果是因為彼此熟悉，礙于情面，不加清點，那么對方萬一少給，就只能自己吃啞吧虧了。
《貿易須知》的前半段論及學徒方面的內容多與《生意世事初階》相同，后面則增加了近七十條新內容，較之《生意世事初階》內容大為豐富。后半部分主要增加了對于“伙計”的諸多要求及如何處理與東家的關系、東家如何對待伙計、伙計外出置貨應注意的事項、店家開店應注意之事項等內容，實際上更多地涉及到了清代“坐賈”的經營內幕與運作形態(tài)，其所揭示的東家與伙計的關系、東家——大伙計——小伙計——學徒等店內人事結構、如何對付賒帳之人、如何追帳、討帳等等，形象揭示了當時坐賈的經營形態(tài)，均屬非常珍貴的商業(yè)資料。象“如何辨識洋鈿”、“鴉片之危害”等條目，則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對商書內容的影響 。
《生意世事初階》與《貿易須知》所展示的清代坐賈的經營理念對我們是頗有啟迪的 。從經濟學的角度言之，市場經濟的運行是需要一系列社會秩序作保證的；而社會秩序是一個需要多元支撐的系統(tǒng)，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支柱，都會造成經濟的畸形發(fā)展。筆者曾撰文指出，中國古代的市場交易始終缺乏完備的法律條文和制度機制的保護，如果再沒有信用支撐，那么市場運作的交易成本就會高得無任何效率可言。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諸多豐富內涵，至今有助于我們現(xiàn)代社會的經濟管理與經營 。透過商書中所展示的清代商賈的經營理念，我們看到，中國傳統(tǒng)“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規(guī)范，對清代的商人仍有極大地約束力，即便是無孔不入地逐利趨財，也要盡量做到“笑容相待，推之以理，詳之以情”，讓人感覺到店家是“公道待人”，“童叟無欺”，最后令“買者自然信服，添價買去”。應該說，在法律條文和制度保護成為市場經濟中稀缺資源的情況下，這些強調重德重于趨利的諸多訓誡，誠信為本的倫理提倡及顧客為重的經營理念，均成為市場交易的無形約束規(guī)范，對維護傳統(tǒng)社會正常的商業(yè)運作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另外，從抄本《生意世事初階》到刊印本《貿易須知》、《生意經絡》的發(fā)展，其中經歷了百余年的時間。百余年來，各刊印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現(xiàn)出了對該書的認可與推崇。及至民國十一年重新刊印時，仍被視為“深合商業(yè)之實用，珍如拱璧”。由此可見，書中所論及的坐賈經營的諸多經驗之談，已成為當時人們的一種共識。而由山西商人增訂改編的（炳記）《貿易須知》和日本刊本《燕語生意筋絡》 的出現(xiàn)，尤說明當時這些經營思想與經驗之談，也開始成為當時其他商幫及至海外商人共同認可的經商準則。這對我們研究清代各地商幫（包括海外商人）的經營模式及商業(yè)道德、商業(yè)規(guī)范，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四）《典務必要》、《當行雜記》——對 “坐賈”人員專業(yè)技術要求的代表作
就行商坐賈所需的專業(yè)知識而言，經營典當鋪的要求可能是最高的。各類典物成千上萬，千姿百態(tài)，從綢緞布匹、裙襖褲褂、金銀首飾、到古玩彝器、法書名畫、日用百貨等，無所不包。要把握這些林林總總物件的產地、規(guī)格、特征、時價、成色、質量，然后作出準確的判斷，實非易事，非經專業(yè)訓練，不是見多識廣，是斷難勝任的。所以業(yè)中人稱為“大非容易，真如登天之難”。估價失度，低則影響生意，高則蒙受損失。因此典業(yè)界對有關知識的傳授特別重視，這中間《典業(yè)須知》 、《典務必要》 、《當行雜記》 可謂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專著。
《典業(yè)須知》為徽商長期經營的經驗傳授之作。書中主要是有關典鋪伙計、學徒行為規(guī)范內容，內中規(guī)定了從典業(yè)者所需之品德要求如勤務、敦品、節(jié)用、務實、遠慮、細心、惜福、體仁等以及相應的技術要求，尤重于道德角度。
《典務必要》大致可以推定為徽人輯寫的手抄本，所記皆是典當行業(yè)經營物品的產地、規(guī)格、價目與辨別真?zhèn)蔚姆▌t文中開篇《幼學須知》便講明從典業(yè)者必備的“敦品”、“勤務”、“節(jié)用”、“務實”、“細心”、“惜福”等相應的品德要求及必須遵守的“典規(guī)”，然后專列“珠論”、“寶石論”、“論首飾”、“氈絨”、“字畫書籍”、“布貨”、“皮貨”、“綢絹”等條目，講明各類珠寶首飾、各類貨物的名目種類、產地、價錢、如何辨別真假優(yōu)劣等等，非常詳盡細致 。
《當行雜記》的主要內容是關于清末民初典當業(yè)經營物品規(guī)格與價目的記錄。有“看衣規(guī)則”，對千姿百態(tài)的衣料，從衣料產地、質地、做工、花色、領、袖、面料、襯里、新舊程度，到各種衣料的尺寸、價錢，及至最終的折扣程度，均有詳細的介紹。象“西藏土產”條目，列舉了百余種的氈皮類，對其做工、質地、價錢、質量要求均有詳細介紹?！般y色異名”條目，介紹外來銀幣知識；其他如“看珠規(guī)則類”、“看寶石規(guī)則”、“看銅錫類”、“看磁器規(guī)則”、“看金規(guī)則類”、“辨銀名色等數”、“計銀斷三十二樣查口”、“又三十查口”、“各省綢緞花樣別名”、“看字畫譜”等，均有對各類珠寶磁器等相關項目的鑒賞能力的要求，顯示了其豐富的經驗與知識。尤值得一提的是“看字畫譜”一條，內中列舉了自唐朝以來的著名字畫家多達百余位，從其姓名、籍貫、字畫特長甚至官居幾品，均有詳細交待。從羅列的這些條目可以看出，當時對于典當行業(yè)從業(yè)人員的技術要求是相當高的，若非見多識廣，經驗老到，斷難勝任。
三、商書研究情況的介紹
對于這些明清商書，學界是作過較多研究的。中國學者鞠清遠、傅衣凌、韓大成、魏金玉、陳學文、羅侖、楊正泰等先生多有研究。鞠清遠先生在1937年發(fā)表于《食貨》半月刊上的《校正江湖必讀》一文，對收錄在清人編的《江湖必讀》內所含三書進行了評述和介紹。1968年他又撰文《清并關前后的三部商人著作》，對《商賈便覽》、《江湖尺牘分韻》等商書作了較詳細的評述，并引起學術界的注意 。
傅衣凌先生在其《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yè)資本》一書中，重視引用商書的資料。
韓大成先生《明代社會經濟初探》（人民出版社，1986）和《明代城市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兩部專著，充分利用了商書資料來研究明代的商業(yè)、交通、牙行等，其《明代城市研究》一書利用《水陸路程便覽》等商書資料設計附表《各地水陸交通干線簡表》，列舉全國二百多條交通干線，是很有價值的交通史資料。
楊正泰先生的研究主要偏重于歷史地理的角度，其專著有《明代驛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和《天下水陸路程·天下路程圖引·客商一覽醒迷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另有《明代國內交通路線初探》、《略論明清時期的商編路程圖記》和《現(xiàn)存最早的商旅交通指南》 系列論文，以商書為基本材料，研究了明清時期國內的交通路線及其歷史變遷。
陳學文先生在其《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和《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臺灣稻禾出版社，1991）等論著中，多處利用商書的資料來進行論證，其《明清時期商業(yè)書及商人書之研究》（臺北洪葉文化事業(yè)出版公司，1997）一書，則是中國大陸第一部專門研究明清時期商書的專著。全書從“明清商書的總體及應用之研究”（上編）和“明清商書的個案研究”（下編）兩方面，從明代商業(yè)的規(guī)范要求、明清時期商人的經商行為、商業(yè)文化、明清交通運輸業(yè)的發(fā)展等角度，對明清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幾部商書予以了全面的分析。此外，陳先生還有《明清時期江南的商品流通與水運業(yè)的發(fā)展－－從日用類書中商業(yè)書有關記載來研究明清江南的商品經濟》（《浙江學刊》1995年第1期。）等論文，從經濟史的角度，對商書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臺灣學者吳蕙芳的專著《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2001），從社會學史的角度，考證了明清時期的各種《萬寶全書》 ，探討了《萬寶全書》中所反映的明清時期社會低層民眾的社會生活、人情世故、世情百態(tài)，內中涉及相關“商旅門”的內容。
筆者也發(fā)表了數篇論文，對明清時期商業(yè)思想、商人意識形態(tài)、商業(yè)知識的傳授、“坐賈”的經營理念等予以探討 。
在相關研究方面，日本學者的成果令人矚目。酒井忠夫、寺田隆信、森田明、斯波義信、水野正明、山根幸夫、重田德等學者均對明清商書有所研究。酒井忠夫的專著《中國善書的研究》（國書刊行會，1972年）較早關注到商書的文獻價值 ；
寺田隆信著有《關于明清時代的商業(yè)書》（《東洋學》20號，1968年）等文，在其著名的《山西商人研究》 一書的第六章《從商業(yè)書看商人和商業(yè)》一節(jié)，對《三臺萬用正宗》中的《商旅門·客商規(guī)鑒論》、《士商要覽》、《商賈便覽》、《一統(tǒng)路程圖記》、《示我周行》等商書的相關內容予以介紹，并據此探討明清時期的商人形象及經營形態(tài)。
斯波義信著有《<新刻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研究》（刊于森三樹三郎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學論集》），對商業(yè)道德進行研究；
森田明《關于<商賈便覽>——清代的商品流通的覺書》（刊于福岡大學研究所報第16號，1972）一文，以吳中孚的《商賈便覽》為基本材料，探討了清代的商業(yè)發(fā)展與商業(yè)書及商業(yè)交通路程等問題，尤詳各地的特產與民情風俗；
水野正明《關于<新安原版士商類要>》（刊于東方學第60輯，1980），對《士商類要》進行重點研究，同時指出各部商書之類的相互關系，尤詳考證。
山根幸夫比較研究了《一統(tǒng)路程圖記》和《天下水陸路程》等書的版本（《東洋學報》第75卷1—2號，1993年），另有《明代<路程>書考》（《明史論文集》，黃山書社，1994年），指出李晉德《客商一覽醒迷天下水陸路程》實為二書合刻本，并指出《一統(tǒng)路程圖記》和《天下水陸路程》和商?！端懧烦獭啡龝皩偻幌到y(tǒng)，內容無大差”。該文還介紹了日本所藏而在中國未重刊的商書。
重田德在論徽州商人的論文中也利用了商書的資料。
總之，既往學界對商書的實證研究頗有成績，為我們今后的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