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流火”之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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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nèi)容提要 《詩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之“七月流火”，古今注疏均作大火星西下，天氣漸寒。其實細(xì)考原文，這種解釋未必正確?！夺亠L(fēng)·七月》是一首反映周時周地周人農(nóng)事的詩篇，所以“七月”并非夏歷七月，而是周歷七月，相當(dāng)于夏歷五月。這個季節(jié)正是天氣炎熱，不當(dāng)轉(zhuǎn)涼?！对娊?jīng)》中有以星象表示時間的詩句，如“三星在戶”、“月離于畢”等，既以星象表示時間，則不再綴以表時間的詞語。而“七月流火”中既有“七月”明確表示時間，“流火”就不可能再是表時間的星象。查《詩經(jīng)》中所用之“火”均不作星宿解，“流火”并非星象，而是指天氣。況且《七月》一詩中，月份后所屬者皆是農(nóng)事、物候、節(jié)令和天氣，沒有屬星象者，“七月流火”自不能例外。正如“九月肅霜”指涼爽的天氣一樣，“七月流火”應(yīng)視為炎熱天氣為宜。
以往讀《詩經(jīng)·豳風(fēng)·七月》，見古今注疏皆釋“七月流火”為大火星西下，天氣轉(zhuǎn)涼?！睹珎鳌罚骸盎穑蠡鹨?；流，下也?！编嵐{：“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笨追f達(dá)疏：“于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敝祆洹对娂瘋鳌发佟㈥悐J《詩毛氏傳疏》②等后世解詩者皆遵其說而發(fā)揮之。近人余冠英謂“火(古讀如毀)，或稱大火，星名，即心宿”，對“七月流火”的注釋為“七月火星向西沉”。③陳子展也把“七月流火”譯作“七月里黃昏大火星移下朝西。”④朱東潤等也如此解道：“火，東方心星，大火星。流，下。流火，火星漸向西下，是暑退將寒的時候?！雹莞吆嘟庠娨沧魅缡怯^⑥，等等。陳陳相因，總覺于理未安。但疑之而已，未作深察，不敢妄加評判。
近來世人討論“七月流火”日熾，尤其是在網(wǎng)絡(luò)上形成一個爭論的高潮，各種言論相繼涌出。察思再三，始覺有必要重新解析傳統(tǒng)注疏。今斗膽提出己見，就教學(xué)界。
《七月》為一首出自周時周地周人的反映農(nóng)事之詩篇。徐中舒先生曾以“七月流火”非周初應(yīng)有之天象，以此否定《七月》詩中農(nóng)事發(fā)生在豳地的可能。⑦實則“七月流火”如以天象解之，確有許多不通之處。詩中使用周歷，自不待言。舊說多失之以夏歷七月當(dāng)之，故千百年相互因襲，以訛傳訛。或言此詩兼用夏歷和殷歷，或言周歷兼用夏歷，又有兼用豳歷之說，均不可思議。其實早在清代，著名學(xué)者馬瑞辰即認(rèn)為“七月流火”為“周秦時歷也”，“七月為周公追述之詩，故即以周時星象言之”。⑧所以鄭慧生先生認(rèn)為，“研究《七月》詩中的歷法，優(yōu)先考慮周歷，不僅是應(yīng)該的，而且是可能的?！雹帷蹲髠鳌氛压吣辏骸盎鸪?，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惫识粝壬疲骸霸娭械奈锖蚺c時令是所謂‘周正’，比舊時的農(nóng)歷，所謂‘夏正’，要早兩個月。”⑩也就是說，《詩經(jīng)·豳風(fēng)》之“七月”，是周歷七月，當(dāng)指夏歷五月。
那么“七月流火”之周歷“七月”，也就是夏歷五月，以現(xiàn)在季節(jié)氣候來說，也應(yīng)該是逐漸炎熱了。又據(jù)氣象與物候?qū)W家竺可楨先生研究，古今氣候大有差別，彼時黃河流域氣候氣溫比現(xiàn)在要炎熱潮濕，相當(dāng)于長江流域江南地區(qū)氣候。(11)這一觀點，為許多學(xué)者所遵從(12)，而且也被后來的考古發(fā)現(xiàn)所證實。也就是說，三千年前陜西豳地一帶的夏歷五月，比現(xiàn)在該地同季節(jié)更炎熱些。如果這樣，怎么可能是氣候轉(zhuǎn)涼了呢？將“七月流火”以天象解釋為天氣轉(zhuǎn)涼，明顯有悖于歷史事實和氣候常識。
我們姑且借鑒一下其它先秦文獻(xiàn)中對夏歷五月的描述?！断男≌酚谖逶路Q：“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種黍菽麋時也。”《尚書·堯典》也說：“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禮記·月令》也稱：“季夏之月，昏火中。”均言夏歷五月(至六月)傍晚黃昏，大火星正掛在天空中央。那么這個月份，怎么可能發(fā)生大火星西下呢？
據(jù)研究，在我國古代確實曾經(jīng)使用過“大火歷”。(13)這是在三代之前陶唐時代就已存在的一種古老歷法。但是到了夏商周三代，由于各行夏歷、殷歷、周歷所謂“三正”，這種古老歷法漸漸不為人所知所用了。有學(xué)者認(rèn)為在甲骨文中曾保留有些大火歷的痕跡，孤證難征，值得商榷。而研究者也多不認(rèn)為《詩經(jīng)》“七月流火”是大火歷的遺留。如近年來專門研究“大火歷”的日本學(xué)者成家徹郎先生舉《詩經(jīng)》中所保存的大火歷例子，只有《小雅·正月》而不及《豳風(fēng)·七月》(14)，也能說明問題。《左傳》中有春秋時對大火形象的描述，但其用法要么是對這種歷法的歷史性回憶，要么是與當(dāng)時災(zāi)禍聯(lián)系起來，而并非實際利用這種古歷了。
這些都說明，將“七月流火”用大火星西下解釋是難以成立的。
那么，“七月流火”到底是指何意呢？這要全篇通讀該詩來看。在這首著名農(nóng)事史詩里，“七月流火”之外，還有許多“八月××”、“九月××”、“十月××”等詩句與之排比并列，而這些“××”，無一不是與農(nóng)事、物候、天氣有關(guān)之事類。比如“八月萑葦”、“七月鳴鵙，八月載績”、“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獲，十月隕萚”、“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九月肅霜，十月滌場”等等。在這其中，“萑葦”、“載績”、“其獲”、“隕萚”、“剝棗”、“獲稻”、“筑場圃”、“納禾稼”、“滌場”等為農(nóng)事，“鳴鵙”、“鳴蜩”、“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蟋蟀”、“在野”、“在宇”、“在戶”和“入我床下”以及“食郁及薁”、“亨葵及菽”、“食瓜”、“斷壺”、“叔苴”等為物候，“肅霜”為天氣。對于“肅霜”，王國維先生云：“肅霜猶言肅爽”，“九月肅霜，為九月之氣清高顥白而已。”即認(rèn)為是肅爽氣清的天氣。(15)這就是說，并無一個與天象有關(guān)。那么，如果將“七月流火”單獨例外地解作大火西下的天象，則顯得殊不通情理。我們認(rèn)為，與“九月肅霜”應(yīng)視為一種涼爽的天氣一樣，“七月流火”應(yīng)該是為炎熱的天氣為宜。這樣才能與整首詩的體例和意義相稱。
在《詩經(jīng)》中，用到“火”字者共有四處，其它三處都不做星象“大火星”解，而用“火”字本義和引申義。如《鄭風(fēng)·大叔于田》：“叔在藪，火烈具舉”、“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在藪，火烈具阜?！庇秩纭缎⊙拧じμ镏病ご筇铩罚骸疤镒嬗猩瘢谆?。”再如《商頌·長發(fā)》：“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本柑鞖庵馃帷⒀谉岷蜌鈩萑缌一鸢阊资?。那么何以“七月流火”一處就能指星宿大火呢？而僅在此處，鄭《箋》、孔《疏》及后來之注釋，均作星宿大火解而無一人說明其出處何在，無一人舉出堅實之證據(jù)和理由來，其可信度也就非常之低了。
在《詩經(jīng)》中，確實有星宿天象的記載。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薄皣G彼小星，維參與昴?！薄?{風(fēng)·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薄多嶏L(fēng)·女曰雞鳴》：“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薄蛾愶L(fēng)·東門之楊》：“昏以為期，明星煌煌?！薄短骑L(fēng)·綢繆》：“綢繆束薪，三星在天。”“綢繆束芻?，三星在隅?！薄熬I繆束楚，三星在戶。”《小雅·節(jié)南山·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薄缎⊙拧す蕊L(fēng)·大東》：“維天有漢，監(jiān)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薄缎⊙拧~藻·漸漸之石》：“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钡鹊取?nbsp;
這些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中的星宿天象，要么是詩人發(fā)辭之起興，要么是時間之代稱，而以前者居多。即使是描述時間例句中，也均為直接以天象代指時間，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三星在天”、“三星在隅”、“三星在戶”、“月離于畢”等，未見既言天象再聯(lián)系具體時間如月份日期者。如果“七月流火”之“流火”是指天象，則明顯是個例外。也就是說，“七月流火”之“流火”如果是天象，在“人人皆知天文”之“三代”(16)，自然已經(jīng)表示出了時間，就不必再于前面綴以“七月”。既說了表示時間概念的“七月”又綴以所謂天象的“流火”，不僅違背了《詩經(jīng)》以天象代稱時間的習(xí)慣，而且也造成了語言上迭床架屋的重復(fù)冗文。這在以簡明為宗旨的詩歌文體中也是不多見的。這也說明，“七月流火”之“流火”不可能是指天象中的大火星之流下。
在《詩經(jīng)》中提到天象，多指大范圍的星宿，而少見提到具體的星座的。如《小雅·大東》中的“女”、“?！?、“畢”、“箕”、“斗”等，《小雅·漸漸之石》中的“畢”，《唐風(fēng)·綢繆》中的“三星(心宿)”、《小雅·巷伯》中的“箕”等，都是在二十八星宿理論形成之前常見的星宿。而提到的具體星座只有金星，稱為“明星”(《鄭風(fēng)·女曰雞鳴》)或“啟明”或“長庚”(《小雅·谷風(fēng)·大東》)，按金星為內(nèi)行星，晨現(xiàn)于東方稱之為啟明，昏現(xiàn)于西方稱之為長庚。此星星體明亮，且昏晨以時，故常被人看見。除此之外，《詩經(jīng)》中沒有稱其它星座者，同樣的，“心宿二”的大火星，并沒有證據(jù)表明它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中。而對于《唐風(fēng)·綢繆》的“三星”，學(xué)術(shù)界也有不同的說法：一說為心宿三星，一說為參宿三星，一說為河鼓三星。又說“三星”分別三章而各自為參、宿、河鼓。這也可見對于古詩的理解，因為涉及到已經(jīng)陌生了的先秦天象，所以向來歧義多生，蓋未能得其正解矣。
再者，在先秦文獻(xiàn)中，在指稱心宿和大火時往往并不直接稱為“火”，而是稱為“心”、“大火”、“星火”、“鶉火”等等。如《尚書·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薄蹲髠鳌废骞拍辏骸肮胖鹫?，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內(nèi)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jì)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昭公八年：“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昭公九年：“歲五及鶉火，而后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僖公五年：“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薄秶Z·周語下》：“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單言“火”時則情況較為復(fù)雜。一是指火災(zāi)，如上舉的“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于火?！薄蹲髠鳌冯[公四年：“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彪[公六年：“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xiāng)邇，其猶可撲滅？’”又如僖公二十四年“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毙彩辏骸跋模芍苄炕?，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zāi)?！币嘟杂谩盎稹弊直玖x和引申義。二是指“大火”或“鶉火”，如《國語·周語中》“火見而清風(fēng)戒寒”是指大火心宿，而《國語·晉語二》中的“火中成軍”、“火中而旦”的“火”，應(yīng)是指柳宿的鶉火。準(zhǔn)此，則亦未便輕易指《詩經(jīng)》“七月流火”之“火”為大火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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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哀公十二年引孔子語曰：“火伏而后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碑?dāng)是解詩者以“七月流火”為大火西流所宗本處。其實這是孔子對于魯國蝗蟲災(zāi)害的牽強解釋而已，杜注也多為曲說，本不足訓(xùn)，以之解詩，鮮有不殆者。
由此對《詩經(jīng)》歷來注疏傳箋，不能無感慨焉。春秋時代，《詩經(jīng)》是政治教化和外交饗宴的“言志”工具。此時人們只是在詠詩而非解詩。自孔子以個人意愿“取其可施于禮儀”(《史記·孔子世家》)者而斷章取義地刪詩講詩，已不復(fù)詩歌的本來意義和面貌了。后之學(xué)人受其影響，尤其毛氏《詩傳》和鄭氏《詩箋》，更是變本加厲地曲解，強加于詩篇的解題圓鑿方枘，格格不入，去詩旨遠(yuǎn)矣。如對《詩經(jīng)》的開篇之作《關(guān)雎》一詩，明明是男女愛情詩歌，這是古今讀書人皆能明眼所斷之事，《詩序》卻認(rèn)為它是在歌詠”后妃之德”。再如對于本文所討論的《七月》，明顯是一首反映物候節(jié)令的農(nóng)事之詩，《詩序》卻言其詩旨曰：“七月，陳王業(yè)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fēng)化之所由，致王業(yè)之艱難也?！蓖瑯右彩菭繌娭畼O，正是這種曲解古詩詩意的典型例子。這種所謂教化詩解，無論是古人今人，都是不能茍同的。
后世箋注《詩經(jīng)》，雖汗牛充棟，要不脫毛鄭樊籬，以訛傳訛，埋沒古意。所以現(xiàn)在人讀《詩經(jīng)》，應(yīng)讀本詩，一則可以欣賞其詩歌藝術(shù)之美，一則可以用作研究上古之史料，萬不可再為錯誤橫生的歷代注疏解釋所限所誤，此為讀詩之根本所在。
注釋：
①[宋]朱熹《詩集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頁。
②[清]陳奐《詩毛氏傳疏》卷15，中國書店1984年版，第2頁。
③余冠英《詩經(jīng)選》，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79年版，第155頁。
④陳子展《詩經(jīng)直解》，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頁。
⑤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xué)作品選》上編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頁。
⑥高亨《詩經(jīng)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1頁。
⑦徐中舒《豳風(fēng)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本第4分冊，1936年。
⑧[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451頁。
⑨鄭慧生《“七月流火”解》，見鄭氏《古代天文歷法研究》，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第467頁。
⑩郭沫若《由周代農(nóng)事詩論到周代社會》，《青銅時代》，見郭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03頁。
(11)竺可楨《中國歷史上氣候變遷》，《東方雜志》第22卷第3號，1925年；Co-Ching Chu:“Climate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al Time in China”, Geogr. Rev. vo1. 16, 1926；竺可楨《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國科學(xué)》1972(2)，又《考古學(xué)報》，1972(1)。
(12)蒙文通《中國古代北方氣候考略》，《史學(xué)雜志》第2卷第24期；《古代河流氣候有如今江域說》，《禹貢半月刊》第1卷第2期，北平禹貢學(xué)會1934年版；Karl August Wittfogel: “Meteorological Records from the Divination Inscriptions of Shang.”The Geographical Review.Vo1.30, No.1, 1941；[德]衛(wèi)特夫格著，陳家芷譯，《商代卜辭的氣象記錄》，《大學(xué)》第1卷1、2期；胡厚宣《氣候變遷與殷代氣候之檢討》，見胡氏《甲骨學(xué)商史論叢》第2集，成都齊魯大學(xué)國學(xué)研究所1944年版。
(13)龐樸《火歷初探》，《社會科學(xué)戰(zhàn)線》，1978(4)；《火歷續(xù)探》，《中國文化》第1輯，復(fù)旦大學(xué)出版社1984年版；常正光《殷歷考辨》，又《辰為商星》，見《古文字研究論文集》，四川大學(xué)學(xué)報叢刊第10輯，1982年版；鄭慧生《殷正建未說》，《史學(xué)月刊》，1984(1)；《商代的農(nóng)耕活動》，《農(nóng)業(yè)考古》，1986(2)；成家徹郎《大火歷》，見成家氏《中國年代學(xué)研究》，日本らぅぇん社(狼煙社)1994年版。
(14)成家徹郎《大火歷》，見成家氏《中國年代學(xué)研究》。
(15)王國維《肅霜滌場說》，《觀堂集林》卷1，中華書局1959年版。
(16)[清]顧炎武《日知錄》卷30“天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朱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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