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剛剛滿28歲的羅素已經(jīng)公開發(fā)表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可謂少年早成，春風得意。但這時他也開始迫近人生的一大選擇。
    
    在《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評性解釋》一書的序言中，他坦誠地說到了其面對的學術(shù)方向的分歧：“哲學史作為一項學術(shù)研究，可以設置兩種稍有差異的目標，一種主要是歷史的，而第二種則主要是哲學的。”前者需要極其廣博的知識，知道一個哲學家的有關時代和其他哲學家對他的影響，有關其體系的發(fā)展以及他的主導觀念的成因問題。羅素表示懷疑，在這種種討論的內(nèi)容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稱得上是哲學。而在當時的學術(shù)界，“存在著一種過分地偏重哲學之間的關系，以致忽視哲學本身的傾向。這一傾向由于一些人極力倡導所謂歷史精神而愈發(fā)增強了。”至于后一種研究，則是通過研究以前哲學家的哲學，來思考今天自己的哲學，也就是把研究的著眼點集中到哲學的真假上，而非歷史的事實上。羅素自稱，在他的著作里，對于萊布尼茨，他所盡力承擔的是后面一項任務，而非較為嚴格的歷史的任務。因為歷史的任務已經(jīng)由其他人，尤其是由知名學者令人稱嘆地完成了。“對于他們的工作，我沒有什么要補充的。”但是，“哲學性質(zhì)更為鮮明的任務至今還沒有入承擔起來。”而這，就是年輕的羅素的選擇。事實證明他是對的，僅僅半個世紀后的今天，當年英國高等學府里學富五車的飽學之士都已灰飛煙滅，但人們卻將永遠記得現(xiàn)代分析哲學和現(xiàn)代數(shù)理邏輯中邏輯主義分支的主要代表人物：哲學家羅素。
    
    羅素在思和學之間的選擇，至少讓我們想起兩個經(jīng)歷相似的人來。一個是狂夫尼采，作為教授、學者，他一直不以知識為要義，特別不以知道別人的思想為自己的知識，而更執(zhí)著于自己的思想。他的名言是：“要當哲學家，不要作學者”，這同樣是他最受批評的言論之一。另一個是中國的王國維。在他以凄楚著名的《自序二》里，他寫道：“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歷史的哲學是真理，可信卻不可愛；哲學的哲學是“謬誤”，可愛卻不可信。王國維的選擇甚苦，一方面，他深知“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統(tǒng)，自創(chuàng)一新哲學，非愚則狂也”，何況他自己是“感情苦多”、“知力苦寡”，另一方面，他又天性更喜歡與人生切要的形而上學、倫理學和美學。正所謂“體素贏弱，性復憂郁，人生之問題日往復于吾前，自是始決從事于哲學。”對知識性的認識論等知其可信而不能愛。如此兩難，讓他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這一度成為他最大的煩悶，以致后來漸漸拋棄哲學，移情于文學。
    
    我常常迷茫，知識和思想，到底哪一個更重要。這其實也就是所謂哲學家還是哲學史家的問題。孔子說得對：“學而不思則惘，思而不學則殆”。但他的這個“思”，只是指領悟知識，并非自主的思考，而且，孔子顯然是更重視學的，說過“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這樣的話。中國學術(shù)的傳統(tǒng)是述而不著，或者就是以述為注，所謂我注六經(jīng)，六經(jīng)注我。講究的是用圣人的句子來說“我”的話，而不能用自己的句子。我有時作杞人之憂；當我研究萊布尼茨，研究羅素研究萊布尼茨時，學術(shù)界認同我，當我研究羅素和萊布尼茨所研究的世界時，我還能被中國學術(shù)界的正統(tǒng)派認可嗎?我還能被自己認可嗎?
    
    學和思的問題縈繞心間由來已久。近日讀中華書局出版的《學林春秋》一書，有文字訓詁學家劉又辛教授說，“溫故而不知新則為平庸，不溫故而欲知新則是淺妄。”我一讀之下，有茅塞頓開、豁然開朗的感覺，我想，思和學的關系也是同理，學而不思是平庸，思而不學是淺妄。前者是書蠹，后者是狂言小兒。學是基礎，思是升華，要在“學”的基礎上“思”，這樣才能學有所屬，思有所本。
    
    羅素的選擇，也將是我的選擇。因此，我才更重視我和我的師兄弟們在先師陳修齋先生指導下翻譯的這本《對萊布尼茨哲學的批評性解釋》，謹以此證。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1年4月4日；該文由陳潔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