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果說初次見面，左宗棠認為曾國藩缺乏才干是因為對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數(shù)月后，左宗棠應(yīng)該充分認識到曾國藩剛健有為、英明強干的一面。然而他對曾國藩的評價卻仍然這樣低。這就不僅僅是他“恃才傲物”所能解釋的了。
　　確實，在曾、左關(guān)系中，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們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舉情結(jié)。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譽，讀書一目十行，舉一反三。他那頗有眼光的母親在他很小的時候就說，他的兩個哥哥將來只能做教書先生，他卻有萬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終生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與朋友通信，動輒自署“今亮”（當(dāng)今諸葛亮）、“老亮”。還在學(xué)生時期，他就每寫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驚詫一番：怎么寫得這么好??！難道真的是我寫的嗎？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愛吹牛，愛自夸，“喜為壯語驚眾”（清史稿）。平平常常的吹捧他聽來根本不過癮，最喜歡聽過頭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聽起來也不刺耳。
　　雖然如此自負，左宗棠卻有一個痛點觸不得，那就是科舉。他十五歲成為秀才，二十歲中舉，本以為接下來取進士，點翰林，出將入相，如探囊取物。不想舉人卻成為他一生功名的頂點。在這之后，六年之間三次會試，都名落孫山。這對一直一帆風(fēng)順的他是一個極大打擊，一怒之下，他當(dāng)眾發(fā)誓此生再不應(yīng)考。
　　然而，在傳統(tǒng)時代，一個人中沒中進士，點沒點翰林，在人們眼中的地位是大不一樣的。沒有一個進士招牌，即使你通過其他途徑進入官場，也終生被人鄙夷。何況自傲如左宗棠根本不會去走捐官之類的歪門邪道。因此進士不第，實際上等于斷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夢，腹中再多韜略詩書，也沒有任何用處。因為家貧，他早年入贅到妻子當(dāng)中，這在傳統(tǒng)時代，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極為尷尬的事。他本來以為自己能早早科名發(fā)達，擺脫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這種“倒插門”生活一連過了許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卻伴著“贅婿身份”、“連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極度自卑與極度自尊于一體。
　　因此，對于那些高中科甲、飛黃騰達之人，左宗棠下意識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敵意。在他后來的家書中，經(jīng)常能看到他對科名中人的譏評之語，比如：“人生精力有限，盡用之科名之學(xué)，一旦大事當(dāng)前，心神耗盡，膽氣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見得庸下。”換句話說，在他看來，科舉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國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襯。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處：他們年齡只差一歲，一個四十一，一個四十。又同為湖南人，一為湘鄉(xiāng)，一為湘陰。家境也相當(dāng)，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舉運氣不同，如今命運迥異。曾國藩中舉之后，科舉路上極為順利，中進士，點翰林，在翰林院中僅憑寫寫文章，弄弄筆頭，十年中間，七次升遷，到太平軍起之時，這兩個人，一個是朝中的副部級侍郎，一個卻是白衣的舉人，身份相懸，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認為是國中無二的人才，比曾國藩高明百倍至少十倍，卻進身無門，只好靠當(dāng)師爺來過過權(quán)力癮。而曾國藩雖然才智平平，僅僅因為科名運氣好，辦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國藩的存在，簡直就是上天用來襯托左宗棠命運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國藩，下意識中有一種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著有色眼鏡，千方百計放大曾國藩身上的缺點和毛病，來驗證自己的“上天不公論”和“科舉無用論”，為自己尋找一個心理平衡。想讓他左宗棠來做曾國藩的幕僚，這實在有點難。

 

                                                                          六
　　咸豐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為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的高參。而此后不久，湘軍宣布練成，開駐長沙，準備進行長沙保衛(wèi)戰(zhàn)。曾、左二人自然再次開始打交道。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國藩親率湘軍首次出師，進攻駐扎于靖港的太平軍。曾國藩對這一戰(zhàn)寄予極大希望，以為自己費盡心血打造出的這支勁旅肯定會旗開得勝，不料結(jié)果卻是大敗而歸。曾國藩沮喪羞憤之下，投水自盡，幸被部下救起?；卮院?，曾國藩仍然尋找機會自殺，“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員聞此消息，無不幸災(zāi)樂禍，唯左宗棠聞訊立即從長沙縋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國藩。
　　雖然下意識地對曾國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畢竟是一個奇男子、偉丈夫。雖然對曾國藩的才干不以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國藩這樣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無二，這支新練成的湘軍已經(jīng)是大清天下為數(shù)不多的希望，曾國藩的生命安危已經(jīng)關(guān)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國藩最需要支持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兩人具體聊了些什么，史書沒有詳細記載。我們見到的最直接的資料是光緒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銅官感舊圖序》。左宗棠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追憶此事道：“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氣息僅屬，所著單襦沾染泥沙，痕跡猶在。責(zé)公事尚可為，速死非義。公閉目不語，但索紙書所存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dāng)?shù)，屬余代為點檢而已。”
　　就是說，左氏來到船上，看到剛被撈上來的曾國藩氣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還沾著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責(zé)備曾國藩此舉糊涂，說勝負乃兵家常事，剛剛失敗一次就自尋短見，你怎么對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對得起天下百姓？
　　曾國藩尷尬羞愧，只能閉目不語。等左宗棠說夠了，才睜開眼睛，讓人拿來紙，寫出所剩軍火的數(shù)量，請左宗棠幫他查點一下。
　　應(yīng)該說，左宗棠的指責(zé)是有道理的。戰(zhàn)爭之中，只有笑到最后的才是勝利者，在此之前，任何情況都可能發(fā)生。初遇失敗就要自殺，這實在不是一個軍人應(yīng)該具有的心理素質(zhì)。左宗棠來看曾國藩，是情。責(zé)備曾國藩，是義。這樣看來，左氏此舉，誠可謂情義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現(xiàn)其實并不是這樣恰當(dāng)而完美，他的回憶其實有所避諱?！端幑颊劇分姓f，左宗棠在這次會面中，曾當(dāng)面嘲笑曾國藩為“豬子”，也就是湖南話笨蛋之意。
　　原來左宗棠對處于極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這樣“安慰”的。乍聽起來有點駭人聽聞，不過細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氣。與以后左宗棠多次對曾國藩的無理謾罵相比，這一罵畢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罵醒曾國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國藩被罵之后，似乎一時并未猛醒，還是準備著要自殺。幸虧此時湘潭大捷消息傳來，另一路湘軍取得了大勝。這場勝利是太平軍興以來清軍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其光芒足以掩過此次失敗。這一消息立刻使曾國藩轉(zhuǎn)悲為喜，從床上跳了下來。
　　湘潭大捷確立了湘軍的聲望。曾國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轉(zhuǎn)，應(yīng)駱秉章之請，重新搬回長沙辦公。曾國藩與左宗棠同處長沙，兩人過從甚密，“無一日不見，無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駱秉章的高參，也成了曾國藩的高參。
　　然而性格上的沖突卻導(dǎo)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軍又連獲武昌、半壁山、田家鎮(zhèn)三處大捷。在官兵處處望風(fēng)潰逃、不堪一擊之際，湘軍卻一枝獨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國藩因此難免躊躇滿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態(tài)，以為太平軍可舉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觀的左宗棠卻認為，連勝之后的湘軍全軍上下都已經(jīng)顯出驕態(tài)。將士皆驕，是軍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轉(zhuǎn)衰之際。所以他致書曾國藩，批評他存在輕敵思想，說湘軍此時“將士之氣漸驕，將帥之謀漸亂”（全集，書牘卷二，《與王璞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閃失。
　　左宗棠的出發(fā)點當(dāng)然十分好。但問題是他的書信風(fēng)格一貫是滿紙批評，“書辭傲誕”，把曾國藩置于比白癡強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頭蓋臉地訓(xùn)斥。
　　此時的曾國藩已經(jīng)今昔對比，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員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養(yǎng)再好，此刻也不免“頗露驕愎之氣”。況且壯年時的曾國藩脾氣其實也很暴烈，其內(nèi)心深處的驕傲一點也不亞于左宗棠。兩人一生都以“剛強”聞名。左宗棠的剛是峻烈嚴厲、鋒芒畢露之剛，他曾自謂：“丈夫事業(yè)，非剛莫濟”。而曾國藩的剛雖然是外柔內(nèi)剛，但強度絲毫也不遜于左氏。兩剛相遇，必有一傷。在長沙他對左宗棠雖然表面上一直笑臉相迎，但是越謙虛的人其實自尊心往往越強，在和左宗棠相處的過程中，他已經(jīng)忍足了一肚子惡氣，現(xiàn)在左宗棠如此不禮貌，他再也不想忍氣吞聲、虛與委蛇了。
　　所以對左宗棠的幾次居高臨下式的指點，他一字未回。
　　剛開始，左宗棠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還繼續(xù)去信指點曾國藩。及至四五封信都沒有接到回音，他才明白，曾國藩生氣了。
　　左宗棠已經(jīng)習(xí)慣了曾國藩的寬厚和包容，他似乎從沒有想到過，曾國藩也會生氣。因此，發(fā)現(xiàn)曾國藩真的不理他之后，也感覺有些后悔。不過在給朋友的信里，他仍然不承認自己有什么錯誤：“弟數(shù)與書而不一答，蓋嫌其太直也。……諸君以狂直目我，冤哉冤哉。”
　　然而問題是，左宗棠的脾氣極差，眼光卻是極其高明的，不久，曾國藩的湘軍于咸豐四年年底果然大敗于江西湖口。太平軍燒毀湘軍水師戰(zhàn)船百余艘，沖上曾國藩座船，殺死他的管駕、監(jiān)印等官，盡獲其文牘。曾國藩倉皇逃跑，“呼救無從”，又一次試圖投水自盡。太平軍湖口之戰(zhàn)的勝利，一舉扭轉(zhuǎn)了西征的整個戰(zhàn)局。至此，曾國藩沿江東下的攻勢被瓦解，迅速占領(lǐng)江西的計劃也被粉碎了。
　　因此一敗，曾國藩內(nèi)心更推重左宗棠，而左宗棠更看不起曾國藩。不久，曾國藩移兵江西，步入危地，又與江西官員相處不睦，處境極為困難。左宗棠在與朋友的書信中，一直不忘津津有味地譏評曾國藩的表現(xiàn)。咸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致胡林翼信中說：“滌公方略本不甚長，而事機亦實不順利。聞有西安將軍銜命來江之說，恐此后日益為難。見與江西大僚構(gòu)釁已深，傾之者多，將來恐同歸于糟而已。”又說：“滌公（曾國藩）年來意興索然，于人材罕所羅致，所部杰出者頗少。”此外還有“鄉(xiāng)曲氣太重”、“才亦太缺”、“于兵事終鮮悟處”（皆致胡林翼信中語）等惡評。說到極處，左宗棠更認為曾氏用兵呆滯，“非辦賊之人”，以為曾氏之才不足以平定太平天國，要拯救大清王朝，還需要別人出手。
　　罵歸罵，左宗棠的大局觀卻一直非常清晰。他十分清楚如果曾國藩徹底失敗，天下大勢將更不可為，所以一邊刻薄入骨地譏評曾國藩，同時也不遺余力地對湘軍加以救助。當(dāng)石達開突入江西后，左宗棠擔(dān)心江西全局因此而潰，禍及湖南，他說：“吾為滌公（曾國藩）危，亦為吾鄉(xiāng)危”，因此向湖南巡撫駱秉章建議迅速支援江西：“以時局論，固無有急于援江西者。”在左宗棠的主持下，湖南派出劉長佑速帶援軍于咸豐六年初趕往江西，救曾國藩于危難之中。后來又陸續(xù)派劉騰鴻、曾國荃、周鳳山、王珍等軍東援江西，并在接濟軍餉方面給了曾國藩以慷慨幫助。兩人的關(guān)系因此又多云轉(zhuǎn)晴，重修舊好。左宗棠的惡評當(dāng)然或多或少會傳入曾國藩的耳朵，曾國藩卻沒有過任何反駁或者辯白。他把這些話默默地咽了下去，對左宗棠仍然一如既往地推重。咸豐六年，曾國藩老弟曾國荃在湖南募兵，寫信給哥哥討教用兵方法。曾國藩寫信給他，讓他多聽左宗棠的意見：“一聽駱中堂，左季兄之命，敕東則東，敕西則西。”可見他對左宗棠才干的絕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