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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汀陽在 趙汀陽：儒家倫理是如何自我解構(gòu)的-------讀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 一文中寫道——
“從眾主義”是一個相當(dāng)穩(wěn)妥精明但決非高明的社會生存博弈策略：“從眾”就能夠不比別人更吃虧，如果可能的話還可以與大家一起利益均沾；如果做了 錯誤行 為，則有希望由于法不治眾而免于受罰，萬一不得不承受后果，也是“集體責(zé)任”而由眾人共同負(fù)擔(dān)；甚至還可以合力迫害更有能力的優(yōu)秀人才，從而使包括自己在 內(nèi)的眾人獲得某些利益，盡管往往是雞毛蒜皮的利益，如此等等，這與集體主義那種萬眾一心的追求很有些本質(zhì)上的不同。如果一定要說出與集體主義極端不同的一 點，那么我愿意說，從眾主義的本質(zhì)在于個人試圖混入眾人而逃避任何責(zé)任，沒有人敢于擔(dān)當(dāng)，于是追求人人無責(zé)任；而集體主義則是人人敢于犧牲，人人有責(zé)。沒 有責(zé)任感的行為是危險的，正如群眾理論所指出的，烏合之眾（the crowd）的行為很少是具有正面價值的[4]。遺憾的是，從眾行為在中國文化中非常突出。 從眾主義的邏輯搭配必定是自我主義，或者說，從眾主義背后更深刻的另一面就是自我主義，而且是非常糟糕的一種自私。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是一種自 私，雖然令人厭惡，但還不至于讓人蔑視。更糟糕的自私是一心逃避責(zé)任的自我主義，它求避害超過求獲利。正因為是自我主義的，個人就只愿意占便宜而不想負(fù)責(zé) 任，于是其占優(yōu)策略就是隱我于眾。把從眾主義誤讀為集體主義，這是對中國的一個典型錯誤理解?！氨娙恕辈⒉皇恰凹w”。而正是由于不是集體，眾人根本就不 可能形成自主的力量，沒有組織，更沒有公共事業(yè)，因此對于眾人，最有效的治理就是專制，專制變成了眾人社會唯一能夠承擔(dān)公共事業(yè)的權(quán)力體系。這一點頗具譏 諷性，盡管專制有許多明顯的嚴(yán)重缺點，但對于一個“眾人社會”，專制似乎是最有效的統(tǒng)治。由于眾人成亂，于是專制為治，因為對于眾人之亂，專制是最合適的 治，就是說，專制雖然可能不是善治，但專制最適合于對付眾人之亂，因此專制之治就成為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自然選擇。從眾主義和自我主義正是適合專制的社會條 件。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897142/ 按照費孝通的社會學(xué)解讀，儒家道德所以缺乏普遍原則是因為它把道德實踐限制在私人道德關(guān)系范圍內(nèi)，而這個私人道德體系的根本問題在于它是自我主義的，以私 解釋一切，這樣，由私所定義的實踐就不可能支持普遍原則了。這就是著名的“同心圓問題”[3]。費孝通指出中國沒有個人主義，卻有自我主義，兩者之差別， 毫厘千里。這一澄清非常重要。中國的社會文化性質(zhì)往往按照西方知識框架而被解釋為與個人主義相對的集體主義，好象西方主要是個人主義而中國則推崇集體主 義，實際上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都是西方產(chǎn)物，與中國文化毫不相干，而且，中國缺乏集體主義甚至比缺乏個人主義更為顯著（所謂“散沙”現(xiàn)象）。中國另有兩種 與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貌合神離的文化傾向，因此容易被誤讀。一種就是費孝通所指出的被誤讀為個人主義的自我主義；我愿意把另一種容易被誤讀為集體主義的特 性說成是“從眾主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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