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權力是現(xiàn)代人群社會的公眾資源，但涉及的是人和神接壤的境地。行使政治權力，一如行使宗教權力，仍是人以人的局限行使超人的權力，為眾人作決定。“文官”是權力體制的骨干、神經系統(tǒng)和血液。權力體制的大腦是峰層的政治人物，最終是一人，由他/她上承于天，和天地/人民/客觀性和客觀規(guī)律/神溝通。古羅馬曾由二人共主，但都不成功，峰層的政治人物只能是一人，“文官”則是整個隊伍。
權力體制多數由武力奪權后建成，由“文官”輔助奪權的峰層政治人物和武力隊伍執(zhí)政。“文官”不是權力體制的第一代創(chuàng)建者，但是代表權力體制行使權力，傳達號令和維持政令。古今中外幾千年來的歷史，權力體制先是由部落暴力、宗教和軍事形成核心和主導權力體制的凝聚、取向和建立。歷史的大破大立要依重武力，也要依重文化意識力量；但文武之間的主次和先后輕重比例大不相同。文武官員陪伴峰層的政治人物，上接人和大自然（神/天/客觀規(guī)律）的關系，下接總體全民內部各個階層的關系。 “文官”以文字為媒介，是文字媒介的操作者，以文字的文書和記錄營造“事實”和“現(xiàn)實”，超越時空局限，傳播和應用信息和義理，無遠弗屆、隔代傳承。文官和文字一樣是復制品。文字復制現(xiàn)實現(xiàn)象，文官復制峰層的政治權力。“文官”的歷史位置、角色和功能，和文字的發(fā)明和興起息息相關。沒有文字，就不會有“文官”。 文字發(fā)明和成熟之前，權力體制的主力來自人的動物性體力和口頭語言的智力。約五千年前文字發(fā)明和二、三千年前文字成熟之后，口頭語言“文字化”，人的智力大飛躍，成為“文字智力”。人的動物性體力和“文字智力”互相激化、轉化和提升，形成幾千年的“文字文明”。“事實”和“現(xiàn)實”、“意識”和“知識”很大程度上是“文字事實”和“文字現(xiàn)實”、“文字意識”和“文字知識”。權力體制的主力大量來自“文字智力”，進行“文字文明”和“文字事實”和“文字現(xiàn)實”的建構。 人的動物性體力可以強用抑敵于一時，但“文字智力”“文字文明”和“文字事實”和“文字現(xiàn)實”才能深入民心，容許人和事的“心態(tài)、形態(tài)、生態(tài)”與“自然、應然、偶然”之間的對流和轉化，長久維持秩序、演變和發(fā)展。 宗教革命和啟蒙運動以來，印刷術使文字、書籍和知識千百倍流通和傳播。人要以人的理性、知識和本事締造“人本”社會，精英層大破大立，大量大眾加入精英行列，進行“文字智力”“文字文明”和“文字事實”和“文字現(xiàn)實”的建構。在文字、書籍和知識普及的客觀形勢下，權力體制必須在“文字智力”“文字文明”和“文字事實”和“文字現(xiàn)實”繼續(xù)占據優(yōu)勢。“文官”系統(tǒng)應運而生，占據文字陣地，局部變成文化意識力量。文化意識力量“去宗教化”、“理性化”和“普及化”。 社會的主流文化意識力量仍存在于宗教、學術界、思想文化藝術界，但“去宗教化”，“理性化”和“普及化”的文化意識力量存在于文官體制力。兩者加上武力后盾，三者鼎足而立，成為因應時代、社會和文化，以及改變歷史、維持國體和政體、政策和行政的一致性、完整性和穩(wěn)定性的三股力量。 現(xiàn)代社會是文字文明的時代，是文官的黃金期。文官體制靠“虛”的意識的總體性和系統(tǒng)性，以及“實”的制度的總體性和系統(tǒng)性。文官體制的“通才”，是維持權力體制的總體性和系統(tǒng)性的意義和生存。這種“通才”可以把權力體制的總體性和系統(tǒng)性的意義和生存，貫徹到各地各分科分部，因應不同時空千差萬別的“特相”和“異質”，維持“共相”和同質。 文官按文字建構的現(xiàn)實的制度、政策和程序處理種種“深層次矛盾和問題”：（1）權威性和事實性；（2）聽命與獨立思考；（3）文字事實和真實事實；（4）效忠與自我；（5）團結和獨當一面；（6）順從與辦事能力；（7）公利和私利；（8）長期和短期；（9）成與?。唬?0）內與外；（11）肯定與否定；（12）穩(wěn)定和實時；（13）精英優(yōu)越自大傲慢和平民虛心謙卑無我；（14）人和神、物與靈。 文官的威力來自“復制”峰層政治力。一如文字的局限在于它的復制性，文官的局限也在于它的復制性?，F(xiàn)代社會是文官的黃金期，后現(xiàn)代進一步個體化，社會和文化的理性和感性的總體性多元混雜，顛三倒四、反向逆轉，秩序是混沌秩序，文官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和考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