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宋代游士們主要是通過學習知識，為以后做官顯達創(chuàng)造條件。宋代各地教育發(fā)展是不平衡的，京城和江南地區(qū)的教育程度遠高于其他地區(qū)，所以各學生都愿意游學于教育發(fā)達地區(qū)。同時，在宋代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條件和交通條件下，儒士們通過游學可以學到在本地學不到的知識，結(jié)識一些本地見不到的名師碩儒，為以后的援引提攜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因此，京都及江南一帶，成為眾多游學之士匯聚的中心，官學和民間私學的游學都普遍流行。

本文摘自：貴州民族學院民族文化學院，作者：李荔萃，原題：《試析宋代游學的文化影響》

一、前言

宋朝建國于公元960年，于公元1279年被元朝所滅亡，分為北宋（公元960-公元1127年）、南宋（公元1127-公元1279年）前后兩個階段。其長達300余年的歷史時期，實為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歷程中一個重要的變革階段。從宋代王朝的國力上看，雖然缺乏像漢、唐王朝那樣強盛、恢宏、開拓的盛世氣派，而以守內(nèi)虛外“積貧積弱”的國勢讓世人非議。但其較為穩(wěn)定的政治統(tǒng)治，甚為繁榮的經(jīng)濟狀況，以及深厚而豐富的文化積累和成就，使宋代在中國歷史上都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無怪乎一些日本學者把宋代文化稱之為東方的“文藝復興時期”〔1〕。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評價是建立在對中國封建時代文化整體性把握的基礎(chǔ)之上的。宋代的教育事業(yè)在唐代高度發(fā)展的基礎(chǔ)上不少方面都有進一步發(fā)展和新的提高：官學教育進一步完善，除了中央官學外，地方官學更普遍地建立；私學教育始終不衰，名師碩儒講學于民間，成績卓著；書院制度勃興，形成中國封建社會獨具特色的教育組織形式。兩宋時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變革，同時又出現(xiàn)了胡瑗、二程、張載、王安石、朱熹、陸九淵等一大批有影響的教育家和實踐家，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古代教育寶庫，在中國古代教育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游學〔2〕是中國古代比較常見的一種教學方式，游學可分為教師周游講學和學生出外游學兩種?？v觀歷史，盡管歷代對游學的政策不同，但游學現(xiàn)象在先秦到清朝的歷代史料中均有所記載?？鬃?、孟子、荀子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國中教育學生。戰(zhàn)國時期的權(quán)臣養(yǎng)士，士人游學以結(jié)黨盛行一時。西漢司馬遷“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3〕。西漢經(jīng)學家鄭玄也是“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地”〔4〕。對一些教育家或各大學派的教育家來說，周游講學是他們傳播其教育目的、教育思想、教育內(nèi)容的方式之一。對于一般百姓之家來說，游學成為他們使子弟做官顯達的重要途徑之一。如西漢丞相陳平，少時家貧，“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5〕。從史料來看，游學在春秋時期到戰(zhàn)國時期就開始盛行，此后各代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游學的現(xiàn)象。

宋代是一個重文的時代，游學則是當時比較流行的一種講學和求學方式。北宋在部分時期對游學是禁止的，但并未杜絕游學現(xiàn)象，南宋時期，游學又大量出現(xiàn)。〔6〕宋朝統(tǒng)治者雖然對游學在部分時期有所限制，但是其“重文”的總方針，吸引庶族地主參政，提高讀書士子的地位，又使得游學這種教育形式普遍存在并廣為流行。到了南宋，對于游學活動，官學一般不加以限制。同時，宋代的一些大教育家，民間收徒的學者，條件較好的書院、義塾等也公開接納游學之士，形成了學者周游講學和游士出外求學的教育良性大互動。在這種情況下，使得宋代游學較為流行，同時，宋代游學對宋代文化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

正如申萬里所說，目前有關(guān)游學的研究還沒有引起學術(shù)界的重視。〔7〕關(guān)于宋代游學的研究之人甚少，顧宏義僅提出了宋朝對游學的政策〔8〕，沒有深入探討。本文對宋代有關(guān)的政策、官學和私學的游學情況以及宋代游學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進行初步探討，最后，簡單分析宋代游學現(xiàn)象對宋代文化的影響。

二、宋代關(guān)于游學的政策

在悠長的中國歷史進程中，教育的發(fā)展形成了中華民族所特有的、統(tǒng)一的傳統(tǒng)文化，又呈現(xiàn)出各階級的不同特征。宋代在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多方面的重大發(fā)展和深刻變革，使其在中國教育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成為古代教育政策最為多變的時期之一。宋代在“重文”方針的指導下，培養(yǎng)和選拔的目標和標準以文行為貴，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受到普遍重視，讀書學文也受到特殊的重視。宋真宗一首《勸學詩》就是宋代統(tǒng)治者大力宣揚讀書學文極端重要和好處無比的典型材料。他這樣說道：“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粱，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愁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逐平生志，六經(jīng)勤向窗外讀”〔9〕。宋代的“重文”方針成為了整個文化教育政策的基礎(chǔ)和核心，對宋代的文化教育有著重要的影響。王安石也曾經(jīng)說過：“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10〕，足以見教育的重要性和統(tǒng)治階級對教育的重視程度。特別是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由范仲淹發(fā)起的“慶歷興學”；宋神宗熙寧四年（公元1077年）由王安石發(fā)起的“熙寧、元豐興學”；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由蔡京發(fā)起的“崇寧興學”。三次興學推動了社會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從中央到州、縣各級學校迅速得到普及，無論朝中皇帝大臣，還是民間黎民百姓，讀書求學、講學蔚然成風。而且對傳統(tǒng)的教育體制、教育觀念、教育內(nèi)容和教育方法，都有較大的改革，適應了社會進步和發(fā)展的客觀要求，在中國教育史上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

在大力興學的要求下，宋朝政府給了教育許多特殊而實際的優(yōu)惠，但又在政策上對游學現(xiàn)象有部分的干涉。在宋代興學的熱潮中，有的人貪好虛名，盲目增建校舍，濫招學生，甚至借興學以科斂民財?！段墨I通考。學校七》就記載有宋慶歷五年曾下詔對這一行為加以限制：“頃者，嘗詔方夏，增置學官。而吏貪崇儒之虛名，務(wù)增室屋，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趨之，輕去鄉(xiāng)間，浸不可止。今后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聽習。若吏以繕修為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此詔令不僅是對當時貪功興學斂財者的限制，也是對游學在政策上的一次限制。從某種程度上說，在興學的教育大背景下，游學的現(xiàn)象是極為普遍的，表明了當時在具體政策上尚不完善。因為官學生徒享受免稅、免納丁稅的特權(quán)，故為維護地方利益，州縣學主要接受本土士子入學。如：“慶歷五年（公元1045年）三月詔天下見有州縣學，自今只許本土聽習，若游學在外者皆勒歸原籍”〔11〕。慶歷興學失敗后，此令不再遵守，如蘇州州學于慶歷中“養(yǎng)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12〕。此后于熙寧、元豐興學、崇寧興學以及南宋時期，對此規(guī)定又多次予以申飭與細化，但因各種原因，尤其是隨著教育的發(fā)展和擴大，教師和學生的流動性增加，多有不遠萬里訪求名師者，因而寄居就學者所在多數(shù)，故游學難以禁絕?？梢?，宋代對游學的禁絕只是在部分時期，沒有能杜絕游學現(xiàn)象，南宋時期，游學又普遍流行起來。

宋代對游學的禁止政策，是從學生定額上規(guī)定的。兩宋州縣學生定額，據(jù)《宋會要．崇儒二》，宋初并無對生源定額的限制，此后曾有過四次簡單的規(guī)定。第一次是在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規(guī)定“學者二百人以上，許置縣學”；第二次是在崇寧二年（公元1103年）因“士無定額，經(jīng)費拮據(jù)，乃定學校養(yǎng)士額，即以前一舉應試者的半數(shù)（或三分之一）為準，若前一舉應試者超過兩百人，則準置生徒一百人，不及兩百人則置三分之二”；第三次是在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取消科舉制，取士全由學校升貢，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后乃以三歲應舉者數(shù)多寡計之”，即以學校生徒考試成績來定生額，如常州無錫縣因此“宜增給百人，以百五十人為率”〔13〕。第四次是在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因天下學生數(shù)多，而“有司拘以定額，士游學校不被教養(yǎng)于學者多有之”〔14〕，故諸路學校及一百人以上者增生額三分之一，以百人以下者增生額二分之一。但此只是一個規(guī)定，州縣學校大都依據(jù)其所在縣經(jīng)費多寡而定學生人數(shù)，故各地學校生額多少不一，而且同一學校也前后有別。如大觀時規(guī)定學生須滿一百人朝廷方可委派教授，至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降至八十人〔15〕，又規(guī)定生員及五百人以上的州學許置教授兩人〔16〕。州縣學除系籍生徒外，還接受聽讀生徒，聽讀者人數(shù)往往超過正式學生的人數(shù)。總之，州縣學生額的變化也與太學生生額相似，即北宋前期少，后期增多，徽宗時養(yǎng)士人數(shù)達到頂峰；南宋初期少，以后又逐漸增加，游學人數(shù)的增減幅度與此相同。如杭州州學于仁宗景祐年間（公元1034-1037年）有諸生二十余人，日課藝業(yè)〔17〕，至元祐年間（公元1086-1093年）“見管生員二百余人，及入學參假之流，日益不已”〔18〕；徽宗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常州學行三舍法，廩士至千人〔19〕；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建州學共養(yǎng)士一千三百二十八人，為現(xiàn)在所知兩宋學校養(yǎng)士最多者〔20〕；紹興十五年（公元1145年）樂清縣縣學買田五傾，計其入可食百人〔21〕。從宋代州縣學生生額的變化來看，游學在宋代并不會被杜絕，它隨著對學校生額的規(guī)定變化而變化，總體上隨著國家對學校生額政策的寬松而增加。

三、宋代有關(guān)官學和私學的游學情況

宋代儒士游學，主要就是通過官學的游學或私學的游學?？梢哉f，游學現(xiàn)象在宋代的官學和私學中是普遍流行的。

（一）官學游學情況

1、國子監(jiān)（國子學）游學情況

宋代官學中的國子學是最高學府。宋代國子學與唐代國子學相比有了很大進步，唐代國子學只供高級官僚子弟就讀，而宋代國子學逐漸消除一些入學資格限制，低級官僚子弟甚至寒素子弟亦可入學?！端问贰＿x舉制》中有載，宋初“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同時，宋代的一些名士碩儒也積極的投身到國子學的教學工作中去。宋代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教育家程頤，“年十八，游太學，見胡瑗”，“因其才超群，同窗呂希哲首以師禮事之，既而四方學者，從游日益眾”〔23〕。程頤曾游至西京國子監(jiān)任教授〔24〕，他“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25〕。胡瑗也曾經(jīng)以直講的名義兼判東京國子監(jiān)，主持太學教學管理，“士或不遠數(shù)千里來就師之，皆中心悅服。有司請下湖學，取其法以教太學”〔26〕。胡瑗在太學及國子監(jiān)，專為學生教授《五經(jīng)正義》。他在講學時，“音韻高朗，旨意明白”〔26〕很得學生信服，致使一些最初還懷疑胡瑗才干的人，也紛紛來到國子監(jiān)或太學，聆聽胡瑗的教誨。當時，全國各地的學子，找胡瑗求學問難的人很多，胡瑗不負眾望，他不僅教給學生知識，而且還注意培養(yǎng)和識別人才。

從名師講學于國子監(jiān)和各地士子游學于國子監(jiān)的情況看，游學在國子監(jiān)中較為多見。國子監(jiān)雖然較唐代放寬了等級限制，但憑“入學者的出身”這一條件還是高于一般官學，而這批貴游子弟只為混出身，無心真正問學。所以，國子監(jiān)一直辦理不善。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天章閣侍讀王洙說：“即隨秋試召集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歸散”〔27〕。南宋后期，更是“國子生員多偽濫”〔28〕?！段墨I通考》中載：“國子監(jiān)以國子為名，而實未嘗教養(yǎng)國子”。可以說，國子監(jiān)在宋代的地位最高，辦理效果較差，的確是徒具虛名。

2、太學游學情況

太學是宋代官學制度中的主體，也是宋廷興學育人的重點，取得了較大的成就。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1044年），太學從國子監(jiān)中分出，成為士庶弟子受教育的處所，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太學接受從四面八方來京的“孤寒”之士，門戶更開放，學生人數(shù)不斷增加，游學之士數(shù)額也不斷增加。太學生徒在神宗時只有千人，徽宗時增至三千八百人。太學生每月可領(lǐng)到一定的津貼，而且還有參加殿試的機會。太學的興盛，進一步說明宋代教育已不為少數(shù)高官所壟斷，這是宋代知識普及化的重要一步。

在宋代有許多名師碩儒游講于太學的情況，他們受聘于太學任教，對提高太學教學質(zhì)量和聲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代的許多大教育家，如：石介、孫復、胡瑗等都曾任教于太學。朱熹在《學校貢舉私議》中曾說：“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為人師真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徒，使專教導規(guī)矩之事。故當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為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29〕。孫復在太學講《春秋》時，游學來者莫知其數(shù)，乃至堂上不容?！?0〕《宋史》卷四百三十二《胡瑗傳》中也有記載同樣的情況：“居太學，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

因為擁有強大的教師資源，使得太學負有較高的聲譽，受到四方游學者的青睞，也是諸多游學之士們實現(xiàn)自己學術(shù)理想的最高殿堂。諸學子到太學游學的情況有關(guān)文獻記載甚多。如，陳東，字少陽，鎮(zhèn)江丹東人“以貢入太學”〔31〕；程頤，字正叔，“游太學，見胡瑗”〔32〕；周行己，字恭叔，北宋永嘉人，“少游太學”〔33〕?？偟目磥恚珜W成為許多名師一個重要的講學之地，同時亦有眾多學子不遠萬里求學于此，它成為宋代中央官學的主體，當時朝廷興學育才的重點。

3、地方官學游學情況

與前代相比，宋代地方官學在建學數(shù)量和規(guī)模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整個宋代，不僅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縣縣有學，就是經(jīng)濟欠發(fā)達地區(qū)，地方官學也比較興盛。《宋文鑒》就記載有“雖荒服郡縣，必有學”〔34〕的地方官學興盛情況。

地方官學對四方周游講學之師和游學之士也較為重視。宋代當時的地方官學有較前代完善的師資力量和教學設(shè)施，有專門為游學者設(shè)立的宿舍和休息之地。如，吉州之學“有堂筳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余人”〔35〕。宋代的地方各級官學，特別是江南的一些學校，不僅規(guī)模大，教學水平高，而且教學設(shè)施完善，學校一般都有學田供應學校的日常開支。因此，到地方學校游學不僅可以學到知識，還可以解決日常生活問題，這對游學之士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從各級學校來看，是否有游學之士從四方負笈而來，是衡量一個學校辦學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當然也關(guān)系到學官和地方官的政績問題。因此，宋代一些學校對一些有聲望的周游講學之師和游學之士是持歡迎態(tài)度的。如范仲淹曾游于湖州取胡瑗教人之法以著為令。這是因為胡瑗“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shù)百人”〔36〕。胡瑗在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在他四十三歲時游至蘇州郡學講學，“英才雜遝，自遠而至”〔37〕。此外，據(jù)記載，在寶元元年（公元1038年）、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胡瑗游至蘇州州學講學，在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他又游至湖州州學為教授。由于胡瑗的聲望，使得“四方之士，云集受業(yè)”〔38〕。全祖望也曾這樣評價胡瑗的教學，她說：“安定方居師席，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39〕。南宋時期理學思想的集大成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朱熹，在任同安主簿間，對同安縣學進行了整頓。朱熹“秋七月至同安，……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圣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逾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40〕?？梢姡襁@樣的名師游于地方學校講授，四方學子云集于此學習的情況是極為多見的，而且也非常受到宋代儒士們的歡迎。

（二）私學游學情況

私學在宋代較為活躍。宋代私學教育具有更大的適應性，可以因時、因地、因人而設(shè)，滿足各種不同的要求。特別適于游學這一種教學形式，這也是私學教育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宋代私學包括私塾、義學、學塾、村塾、冬學、書院等各種學校，其流布范圍遍及全國各地。在兩宋，特別以私人創(chuàng)辦為主的書院為盛，其數(shù)量之多，遠非漢唐五代可比。雖然私學規(guī)模較官學為小，但因私學收費低廉，所以受貧寒士子青睞，更受各方游學之士歡迎。宋代許多布衣寒門出身的名臣，如范仲淹、呂蒙正、馮京等，青少年時期都曾有游學于私學讀書的經(jīng)歷。宋代私學興盛，私學的開辦條件簡單，可因陋就簡，主要靠主講教師的聲望作號召，如王昭素、李覯、陳亮等人。他們或因不愿入仕，或因在家侍奉老人，或因退休還鄉(xiāng)，或因四方游歷講學，或因官職升遷，慕名登門造訪的游學之士絡(luò)繹不絕。

由于宋代私學的興盛，宋代私學中的游學情況較為多見。如，孫奭，字宗古，山東博平人。據(jù)《宋史。孫奭傳》、《景文集。孫僕射行狀》中均記載有其講學的盛況，“其徒數(shù)百人，公往從之游”。宋人戚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凡五十六人”〔41〕。如所舉之例，宋代儒學名士在地方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他們有的在宋朝中央官學等機構(gòu)任職，有的做了地方官，有的是在地方官學做官，有的曾被聘為書院、義塾的講師。有的卸任以后，大都以傳承道統(tǒng)為己任，開門講學，廣收門徒的，成為名師。不少宋代學子認為，從學于名師，不僅能夠?qū)W到學術(shù)的正傳，而且通過名人的關(guān)系，交游到名人名士，可以為以后從學或從政創(chuàng)造條件。因此，宋代從名人游學之風極盛。

四、宋代游學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

游學是宋代比較流行的教育形式之一，宋代教育發(fā)展還不夠穩(wěn)定，學官之選較為混亂，使得各地教學水平參差不齊，從而影響到教育的發(fā)展。游學使求學者有機會自由選擇學校和教師，使講授者可以自由選擇講學地點和學生以及講授的內(nèi)容和方式。游學這種形式就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宋代教育的不足和部分缺陷，提高了宋代整體的教育水平，對教育的發(fā)展是有利的。從前面所述的宋代游學情況看，我們又可歸結(jié)出宋代游學的一些特點：（一）游學具有選擇教學的自由性，教師通過周游講學來自由的選擇講學地域、時間和學生，求學者可以通過游學這一方式，尋求適合自己的教師；（二）教師講授內(nèi)容的隨意性，因為教師開門授徒主要是為了傳其道授其學，故在講授的內(nèi)容上，教師往往按自己的方式講授，學生也會根據(jù)自身的喜好選擇適于自己的教師游學；（三）游學具有學術(shù)交流的雙向性，前面講到，游學是一種較為自由的教學方式，所以教師和學生的選擇具有雙向性，這使得他們在學術(shù)上能夠進行充分的互動，教師通過游學傳播學術(shù)思想，學生通過游學學習文化知識，同時他們又通過游學進行學術(shù)的交流和討論，最終使雙方在學術(shù)上得到提升。（四）游學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宋朝政府雖然對游學行為有過一段時間的限制，但終不能夠杜絕，而游學教育也因為宋代教育的向前發(fā)展而發(fā)展得更加普遍。

根據(jù)游學的特點，可以更加清晰地分析游學在宋代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