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瓷器對中國制造業(yè)的吶喊
——“歐洲瓷器歷史展”觀感
〇泉名

　　加拿大收藏家拉斯洛•帕拉克維茨（Loszlo Parakovits）、孫建偉夫婦捐贈的“歐洲瓷器歷史展”自上海來武漢了。瓷器作為中國的國粹之一，會被外國人整成什么樣兒呢？帶著這樣的好奇，我來到了武漢博物館。
　　位于二樓的展廳并不大，但布置得緊湊有序，奶白色的展柜將各種瓷器凸顯得美輪美奐。展覽以“中國瓷器的出口貿(mào)易”為開端，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講述了歐洲瓷器工業(yè)由仿制到創(chuàng)新最后自成一體的過程。可以看出，歐洲人對于產(chǎn)自中國的瓷器由衷喜愛，他們的仿制是虛心的，他們的創(chuàng)新是成功的。面對這些沉默著的瓷器，我自豪，我贊嘆，我反思。
　　瓷器史告訴我們，至遲從九世紀起就有少量的中國瓷器傳入歐洲。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隨著歐洲航海業(yè)空前發(fā)展，來自東方各國的奇珍異寶大量運抵歐洲各國，尤其是光潤柔美的中國硬質瓷器，對于仍使用鐵制品的歐洲人來說，聞所未聞，驚為天物。上層社會對瓷器的珍愛，致使瓷器在歐洲一度價比黃金。擁有中國高檔瓷器多少，成為地位和財富的象征。受各國宮廷的委托，商人們紛紛到中國購買、訂購瓷器。后來，為了滿足歐洲市場的需要，西班牙、葡萄牙、瑞典、荷蘭等國先后成立東印度公司，派出大批商船，專門到中國廣州采購瓷器、茶葉、絲綢工藝品等貨物，利潤往往在三倍以上。如歐洲學者根據(jù)荷蘭東印度公司史料統(tǒng)計，從公元1602－1682年，長達80年間，荷蘭東印度公司從中國廣州共運載以景德鎮(zhèn)瓷器為主的中國瓷器1200萬件。僅1669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就派出商船190艘，到廣州運輸瓷器、綢緞、茶葉、工藝品。
　　瓷器的燒制方法一直是中國的國家機密，但不斷增長的需求和豐厚的利潤，像興奮劑一樣刺激著歐洲的手工業(yè)者和商人，促使歐洲各國競相出現(xiàn)仿制和研制瓷器的熱潮。“歐洲瓷器歷史展”就是這股熱潮的一朵閃亮的浪花?！　≌褂[中，印象最深的是德國邁森瓷器和英國韋奇伍德的碧玉炻器。
　　邁森小鎮(zhèn)位于德國德累斯頓市西北部、易北河旁，以出產(chǎn)白色瓷器聞名歐洲。“邁森瓷器”制作精美，款式多樣，價格奇高，素有“瓷中白金”之稱。“邁森瓷器”的發(fā)明者約翰•弗里得里希伯特格爾（Johann Friedrich Bottger）是一位年輕的煉金師，1700年伯特格爾結識了當時正在破譯瓷器秘密的學者埃倫弗里德•瓦爾特•豪•契恩豪斯（Ehrenfried Walter von Tschirnhaus），受其影響，伯特格爾放棄煉金術，轉而研究瓷器配方。當時歐洲并不知道中國瓷器的基本原料是高嶺土，經(jīng)過無數(shù)次試驗，伯特格爾于1708年1月15日用七種礦物質混合燒出了白色透明的器物，這一天是歐洲瓷器誕生的日子，此時伯特格爾26歲。1710年1月23日奧古斯都二世發(fā)表宮廷最高敕令，宣布研制成功“在透明度和其他特點方面與東方——印度瓷器完全相同的容器”，并頒布專利證明，在德累斯頓建立作坊，批量制作瓷器。作為歐洲瓷器生產(chǎn)的專利所有者，邁森瓷器交叉雙劍的標志很快就給歐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這點看，歐洲人注重品牌形象是由來已久的。展覽中一件“德累斯頓大型人物組合擺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在一個橢圓形雕花白瓷座上，是三個造型各異的青年男女，他們正在演奏一首樂曲。彈奏鋼琴的公主優(yōu)雅地坐在靠椅上，眼神迷離，似乎正沉浸于柔美的音樂之中。對面，站著一位身著紅色禮服的男青年，他欠著身子很專注地吹著一根橫笛。一位宮廷侍女坐在男青年身邊的靠椅上，文靜地拉著懷里的一把大提琴。整個組件色彩鮮艷，紋飾華麗，帶著強烈的歐洲貴族氣息。三個人物刻畫得細膩傳神，栩栩如生，與歐洲雕塑一脈相承。靜看這件作品，仿佛能聽得見他們演奏的音樂。
　　在琳瑯滿目的展品里，一組喚作碧玉細炻器的器皿引起我的注目。只見藍色的胎體上，貼附著白色浮雕人物、花鳥等裝飾物，藍白色彩對比鮮明，素雅中洋溢著浪漫與尊貴氣息。碧玉細炻器的發(fā)明者是英國人喬賽亞•韋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喬賽亞是一位很有創(chuàng)意，并似乎總能將創(chuàng)意變成現(xiàn)實的人。他于1759年在英國斯塔福德郡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第一家陶瓷工廠，并以自己的姓氏“韋奇伍德”作為產(chǎn)品的牌子。1762年，他試驗成功米白色瓷器，開始使自己的品牌成為流行風尚的引導者。18世紀60年代末，他生產(chǎn)出一種黑色不上釉、質地精細的炻器。這種炻器非常堅硬，與鋼鐵碰擊時能產(chǎn)生火花。1775年，我在展覽中所見到的碧玉細炻器又被他的公司隆重推出。這次他聘用了著名雕刻家約翰•弗拉克斯曼（John Flaxman），將弗拉克斯曼所做的各種雕像和浮雕花樣翻制到碧玉陶器上，構成這種與眾不同的炻器。此后，喬賽亞在1812年推出骨瓷餐具，骨瓷中加入了一定比例的動物骨粉，色澤純白，有一種半透明效果。這種瓷器美麗溫潤、質輕，且極為耐用，為“韋奇伍德”品牌贏得極大聲譽。優(yōu)美雅致具有古典主義特征的設計，一直是韋奇伍德陶器產(chǎn)品的風格。喬賽亞•韋奇伍德也因為在英國陶瓷制作上無與倫比的地位，被譽為“英國陶瓷之父”。展覽說明告訴我，喬賽亞•韋奇伍德的女兒嫁給了一個叫達爾文的人，他們的兒子就是后來發(fā)表了《進化論》的著名科學家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他的發(fā)現(xiàn)得益于從他母親家族所獲得的一大筆財產(chǎn)。這也算作瓷器對近代科學的貢獻吧。
　　另外，法國塞夫勒陶瓷、意大利卡波迪蒙蒂瓷、荷蘭代爾夫特瓷器……這些歐洲陶瓷的代表，在展覽中都有不俗的表現(xiàn)。
　　此次展覽的歐洲瓷器，種類繁多，既有像“小天使與少女”、“牽著狗的紳士和女士”、“卡博地蒙蒂女士造型瓷器”這樣純屬家居裝飾品的擺件，也有像“馬略卡陶瓷天鵝杯”、“塞夫勒水壺”、“德累斯頓手繪花卉圖案盆”這樣華美與實用相結合的器皿。展覽還專門設置了“18—20世紀的歐洲瓷盤”“18—20世紀的歐洲茶具系列”“軍事人物雕塑”三個專欄，這些瓷器展示了歐洲人的生活細節(jié)和生活情趣，也反映了瓷器在歐洲人生活中無處不在的重要地位。
　　看完展覽，我的內心卻不禁涌上一股悲哀來。瓷器本來是中國人的驕傲，但師傅的發(fā)展速度顯然落在了徒弟的后面，就像其他的重大發(fā)明一樣，徒弟們似乎比師傅玩得更帥。展覽后記曰：“當今西方社會對中國有個普遍共識，那就是中國仿造了很多西方國家的產(chǎn)品。中國近期的仿造技術和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技術壁壘和制裁。”12月的《上海僑報》上有一篇對孫建偉女士的專訪文章，孫女士針對歐洲瓷器發(fā)展，說：“（歐洲人）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拿來之后要變成自己的東西，還要再改進提高，他們這種不滿足于眼前、精益求精的精神是今天的中國制造業(yè)應該學習的。” “精益求精”，正是歐洲工業(yè)精神所在。孫女士說有一件事深深刺痛了自己，“我在景德鎮(zhèn)看到當?shù)卦斓囊恢徊璞瓋H賣3美元，但在美國貼牌后就賣到200美元。”她說：“我去有些中國瓷器燒造中心，他們堂而皇之地把外國的技藝拿來當作自己的創(chuàng)造。我希望通過這次展覽讓國人思索一些問題：我們既不了解祖國古代文明的精妙，也不愿創(chuàng)新把之發(fā)揚光大，我們的活力和創(chuàng)新力哪去了？是理念落后，還是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這值得我們深思。” 這正是拉斯洛•帕拉克維茨、孫建偉這對夫婦將自己收藏的歐洲瓷器無償捐獻出來，在全國做巡回展覽的真正目的。作為中國人，我在悲涼之余，萬分感激這對夫婦的“國際主義精神”。我將此展看作是歐洲瓷器對中國制造業(yè)的一聲吶喊，盡管這或許是喧囂的中國街市上的吶喊聲。
　　在我離開的時候，迎面有許多人正向博物館大門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