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文章獨步當代，名垂千古；他的個性耿介剛直、毫不妥協(xié)，這些都使他成為北宋最具特色也最有成就的文學家、政治家之一。然而他的這種性格有時候也會得罪朋友，有時候甚至會做一些費力、出力卻不討好的事。他多年志同道合的摯友尹洙、范仲淹去世后，他受逝者親屬囑托，費盡心力為朋友撰寫墓志銘、神道碑文，可是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文章寫成了，換來的不是逝者親屬的感謝，反而是憤憤不平的指責與埋怨。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仲淹去世，北宋政壇、文壇的一顆巨星隕落了。范仲淹與歐陽修的關(guān)系非同尋常，一方面，范仲淹對歐陽修有獎掖提攜之恩，另一方面，兩個人也是志同道合的摯友，他們的友誼經(jīng)歷了多次政治風浪的考驗。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兒子范純?nèi)恃埜赣H的朋友、戰(zhàn)友富弼為父親撰寫墓志銘，邀請歐陽修為父親撰寫神道碑文。

為范仲淹撰寫神道碑文，這個任務(wù)對于歐陽修來說，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無法也不應(yīng)該推托，所以歐陽修慨然允諾。但是當真正動起筆來寫，又感到非常地困難，非常地為難。為什么？因為要評價范仲淹幾十年來的功過是非，就意味著要評價過去幾十年來北宋政壇、文壇的風風雨雨，就要臧否過去幾十年來形形色色的人物。毫不夸張地說，范仲淹的個人歷史，是與北宋幾十年來的歷史息息相關(guān)的，所以看上去是在評價范仲淹這個人，實際上是要評價這個王朝過去幾十年來的歷史，這對歐陽修來說真是一件太艱難、太為難的事情！尤其是當年反對范仲淹所主持的“慶歷新政”的反對派以及他們的徒子徒孫還都在世，對范仲淹的評價稍有不慎，都會掀起又一場政治上的軒然大波，這對死者是一種不敬，對生者也是一種痛苦。

在給朋友的信中，歐陽修表達了自己矛盾、痛苦的心情：

范公人之云亡，天下嘆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為文也。（《與韓忠獻王書》）

范公去世，天下人都很傷心。范公的家人讓我寫神道碑文，雖然說義不容辭，但是也很為難，這文章真的很難寫！

修亦續(xù)后為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吃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況更有纖毫。（《與姚編禮辟書》）

想要寫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寫不出來，有顧慮，為什么？因為我這個人個性太過剛直，平生得罪的人也多。說話沒有遮攔也不想遮攔，有什么說什么?？墒乾F(xiàn)在正是范公喪禮期間，唯恐因為我說了什么寫了什么，弄得不好看??！

那怎么辦呢？總得寫呀？總得想個周全的寫法吧？歐陽修說：

此文出來，任他奸邪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自執(zhí)道理也。（《與姚編禮辟書》）

我想這篇文章寫出來，要能夠抵抗得住奸邪之人的誹謗之語。文章要站得住腳，要經(jīng)得起大家的推敲琢磨才好。說白了，主要是要經(jīng)得起那些范公對立勢力的攻擊與誹謗，這文章得寫得別人說不出什么來。要做到這一點，一定要在一些核心問題上立得住腳跟。

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于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cè)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獎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yè)，當勉力為之。更須諸公共力商榷，須要穩(wěn)當。（《與孫威敏公書》）

范公的生平德操，不容易評價?。√貏e是這樣的神道碑文寫出來，要能夠讓世人辨明什么是奸邪什么是忠良。我評價范公的生平，對上不能有損于國家的尊嚴，對下經(jīng)得起仇怨之人的挑戰(zhàn)。每下一筆，都感到非常艱難！我這一輩子孤苦而拙于謀生，范公對我的知遇之恩最重，我沒別的本事，寫文章還算所長，所以一定要奮力為之，將這篇文章寫好！我一定會與諸位反復商榷，這篇文章的第一要義便是立論要穩(wěn)當！

所謂穩(wěn)當，在這里主要就是指神道碑文的內(nèi)容立足公道、公正，盡量符合歷史的真實?？傊?，不管有多么為難，歐陽修總歸想好了撰寫的原則，也就開始了漫長的寫作過程。富弼的那篇墓志銘寫得很快，不過半年時間便交付范純?nèi)?，刻石入墓了。而歐陽修的這篇兩千多字的神道碑文居然寫了整整十五個月！寫完他還是不大放心，又將文章交給當年與范仲淹同在中樞之地共事多年的韓琦過目，韓琦的意見反饋給他之后，方才最終定稿。

我們看到了，歐陽修對范仲淹的這篇神道碑文，真可謂千般小心、萬種留神。還算好，文章寫出來后，那些反對革新的保守勢力并沒有什么反對的聲音，這說明這篇文章的觀點大體是公允的，寫得公道、穩(wěn)當?？墒菤W陽修沒想到，對立面沒有不滿的聲音，革新勢力這邊兒卻反而有人不高興了，誰呢？就是負責寫墓志銘的富弼。富弼為何不高興？他自己并沒有明說，只說自己是如何來寫墓志銘的，他說：

寫文章的目的，就是讓人們從善如流，除惡務(wù)盡，所以文章一定要說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惡。孔圣人寫《春秋》，為了顧及官老爺們的面子，曲里拐彎的，故意不說清事情的是非曲直。等過了幾千年，后人再看《春秋》，誰能弄清楚其中真善丑惡的真相呢？這樣說來，這文章還有什么用處！

現(xiàn)在人寫文章也有這毛病，凡事總寫得模棱兩可，沒個透亮的說法。現(xiàn)在要做件好事多不容易，弄得不好，不僅會遭受詆毀、貶斥，甚至還會株連九族。如果我們只為自己著想，不如實寫他們的事跡，這跟罪犯有什么分別？至于那些做壞事的家伙，他們詭計多端，結(jié)黨營私，千方百計逃避懲罰，反而子孫滿堂，享福不盡。如果大家因為害怕得罪人而不如實記錄他們的罪過，長此以往，為惡之人只會更加囂張，而從善之人就越來越少了！

總之，寫文章就該讓善人受人尊敬，惡人遭人唾棄，就該讓善人長生，讓惡人短命，決不能模模糊糊、畏首畏尾。我給范仲淹寫墓志銘就堅持這個原則，盡力彰顯范仲淹的光輝事跡，極力暴露壞人的丑惡嘴臉，我只恨自己寫得還不夠透徹！我這次給范公寫的墓志銘，痛斥奸惡之人的事實都是天下人眾所周知的，絕無胡編亂造之詞，那些奸惡之人的徒子徒孫現(xiàn)在也大都身居高位，他們一定會對我橫加誹謗，我是不怕的！

歐陽公曾說：寫文章就要直抒胸臆，就要無所避諱，爽爽快快地寫出忠義的精神，正所謂快意恩仇！看來他是贊同我的觀點的。

這話里話外的意思，似乎是在提醒歐陽修：你寫的神道碑文立場不鮮明、不堅定，含糊其辭，只做老好人，不說明白話！歐陽修原來最大的顧慮本是政治對立方會找神道碑文的茬兒，沒想到自己的朋友富弼反而先跳起來指責自己寫得不夠透亮，在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間和稀泥，不夠膽氣！自己的文章與自己的觀點不一致！

以歐陽修的個性，對此當然不會保持沉默。在給朋友的信中，他亮出了自己的觀點：

我記述呂夷簡的事情，對范公而言，可以看出他有包容宇宙的胸懷氣度，拋卻私人恩怨，以國家利益為先；對呂公而言，我不過是忠實地記錄事實的本來面目，為的是讓后人看到一段真實可信的歷史罷了。如果非寫兩個人仇讎相向，大打口水仗，那本來就與事實不符，后來人是不會相信的?？傊业纳竦辣?，沒什么感情色彩，有的是公道精神。而富弼的墓志銘，嫉惡如仇，求勝心切。請你們轉(zhuǎn)告富弼，如果覺得我的神道碑文不行，可以另請高明。

看起來，富弼所糾纏較真兒的所謂善惡之事，就是歐陽修所提出的呂公之事。那么，這件事的真相究竟是什么？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富弼與歐陽修的分歧如此之大呢？

大家都還記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書宋仁宗，抨擊時弊。他作了一幅《百官圖》，痛陳官場的腐敗，其主要批評對象就是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后來雙方唇槍舌劍，打得不亦樂乎。結(jié)果是范仲淹被貶饒州。兩三年后，北宋與西夏發(fā)生戰(zhàn)事。宰相呂夷簡出人意料地將范仲淹調(diào)回朝廷，任命他為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全權(quán)負責對西夏作戰(zhàn)。

在這個關(guān)鍵時刻，范仲淹與呂夷簡的關(guān)系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歐陽修是這樣記錄這個變化的：

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

呂夷簡重新做了宰相，范仲淹也因此重新被起用，兩個人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都因此高度評價兩位國家重臣的作為。換句話說，在這個歷史的關(guān)鍵時刻，呂夷簡與范仲淹這一對水火不容的昔日政敵，握手言和，演出了一場北宋時代的“將相和”。富弼認為，這不是事實，范呂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調(diào)和的原則問題，他們不可能握手言和。歐陽修寫這出“將相和”，無非是要息事寧人，無非是害怕得罪呂夷簡的徒子徒孫，在這個大是大非的問題面前，歐陽修和稀泥是完全錯誤的。

其實不光是富弼，范仲淹的兒子范純?nèi)蕦W陽修這樣的寫法也完全不同意。范純?nèi)收f：“我父至死未嘗解仇。”我老爸到死都跟呂夷簡沒完，都沒有跟呂夷簡和解過，我沒聽說過他老人家跟呂夷簡相約戮力平賊這檔子事，沒有的事。富弼雖然只是強調(diào)評價一個人要善惡分明，要有原則，但意思也是一樣的。其潛臺詞是：你歐陽修怎么能胡亂寫呢？呂夷簡是我們的政敵、仇人，你現(xiàn)在說范仲淹與呂夷簡相約共力殺賊，那豈不是喪失了我們的起碼原則？你這樣寫不就是怕得罪人嗎？

歐陽修是一代文學大家，但是他在重大歷史事件面前，從來就不是感情用事的人，他的原則性非常強。關(guān)于呂公與范公握手言和戮力平賊之事，富弼說了不算，范純?nèi)收f了不算，歐陽修說了也不算，只有事實說了才算！那么，事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大歷史學家司馬光對這件事有如實記載：

會呂公自大名復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耶？”除龍圖閣直學士，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皆以許公為不念舊惡。文正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爾獎拔。”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涑水紀聞》卷八）

呂夷簡對宋仁宗講，范仲淹是國家的賢能之士，朝廷要重用這個人，不能僅僅官復原職。于是提拔他為陜西經(jīng)略安撫副使，負責西夏戰(zhàn)事。仁宗認為呂夷簡的做法有長者之風，天下人也都認為呂公不記舊惡。范仲淹當面向呂公答謝說：以前因為朝政之事對您多有得罪，沒想到您今天還能如此提攜我！呂夷簡回答說：我怎么可能老記得過去那些陳年舊事呢？事情再大也大不過國家的事情??！意思是說，在國家大事面前，我怎么可能斤斤計較過去個人的私怨呢？

無獨有偶，歐陽修的學生蘇轍也曾記載了范呂二人的這一段經(jīng)歷：

范文正初排呂許公，勇于立事，自越州還朝出鎮(zhèn)西事，恐許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其后以參知政事安撫陜西，許公已老居鄭，相遇于途。文正身歷中書，知事之難，惟有悔過之語。許公欣然相與語終日。許公問：“何為亟去朝廷？”文正言：“欲經(jīng)制西事。”許公曰：“經(jīng)制西事莫若在朝廷之便。”文正為之愕然。故歐公神道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后生不知，皆咎歐陽公。（《龍川別志》）

范仲淹離京奔赴陜西負責西夏戰(zhàn)事，唯恐走后呂夷簡又生事端，便致信一封給呂公，對過去的事情引咎自責，緩解了與呂公的矛盾。后來范仲淹擔任了參知政事，位居中樞，才知道國家大事的難處，有了悔過的意思。后來他以參知政事之職巡視陜西，呂公已經(jīng)退休在家，兩人見面后相談甚洽。呂公問范公為何離開朝廷，范公回答為了處理西部邊境事務(wù)。呂公提醒他：身居朝廷，處理西部邊境事務(wù)反而更加有利?。》豆鐗舴叫?。所以歐陽修的神道碑文說他們兩人晚年關(guān)系甚為融洽。后生晚輩哪里知道這些事情？所以紛紛指責歐陽公。

這就是事實的真相。但是范純?nèi)示褪遣徽J，他只是一味堅持：你們這些說法都是道聽途說，我很清楚我老爸沒有跟呂夷簡和解過，沒有這回事兒！他請求歐陽修改寫范呂和解這一段文字。歐陽修這一下真的怒了：我所寫的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你當時才多大？你能知道些什么？改寫，沒門！

范純?nèi)室彩莻€倔脾氣，好，你不改我給你改。小范自作主張，將歐陽修所寫的這一段范呂二人和解的文字統(tǒng)統(tǒng)刪去，然后將刪改后的碑文刻上石碑，并將碑文拓本送給歐陽修。歐陽修收到拓本后也不客氣，公開聲明這一篇神道碑文：“非吾文也。”這篇碑文不是我寫的，我沒寫過這樣的碑文！真實原版的范仲淹神道碑文，已經(jīng)收入我自己編輯的文集中了，要讀就到我家里來讀罷！

兩人杠上了！

看來問題的焦點還是在于呂夷簡與范仲淹到底有沒有和解。小范死活認為他老爸沒有跟呂夷簡和解過，即便有司馬光、蘇轍等人的“證詞”也不認，那么，總得拿出點鐵證來吧！鐵證是有的，這就是蘇轍所說范仲淹離開京城前給呂夷簡寫的那封信。

這封信在什么地方？當然應(yīng)該在范仲淹的文集中，但是到了南宋時代，范仲淹文集中已經(jīng)不見這封信，也許是被范公的家人刪去了。但是不要緊，這封信丟不了。南宋思想家呂祖謙編輯的《皇朝文鑒》第一百一十三卷中收錄了這封《上呂相公書》。這封信是這樣寫的：

伏蒙臺慈，疊賜鈞諭，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仲淹于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zhí)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

您對我的獎掖之恩、褒獎之意真是重若金石，對此，我真是誠惶誠恐??！回想過去，我在朝廷的時候，做事不知輕重緩急，說話不知天高地厚，對您這樣的國之重臣多有冒犯！唐朝的時候，名將郭子儀與李光弼關(guān)系不好，互相不搭話。安史之亂爆發(fā)后，他們二人執(zhí)手立志，共戮國賊。現(xiàn)在您就是當朝的郭子儀，我則沒有李光弼那能力，所以擔心有負國家重托，只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看來，不管范純?nèi)食姓J與否，范仲淹給呂夷簡的這封信都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誰也否認不了。但是話雖這樣說，為尊者諱、為長者諱是中國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tǒng)，對范仲淹的家人來說，呂夷簡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對頭和夙敵，現(xiàn)在卻要將兩人握手言歡的那一幕刻到神道碑上去，無論從情感還是理智上都很難接受。換言之，即便這一幕真的是事實，難道就非得寫入神道碑文不可嗎？甚至為此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屬？歐陽修堅持把這一幕寫入神道碑文，其用意到底何在呢？

簡單說，就是為了樹立全新的政治風氣。

我們知道，在唐代歷史上有所謂的“牛李黨爭”，這是典型的朋黨之爭，說白了就是兩大政治集團之間的斗爭。他們斗爭爭什么？爭政治權(quán)力，爭政治利益，為此打得不亦樂乎、頭破血流，反正是有我沒你有你沒我。而當初范仲淹與呂夷簡之間的爭論是所謂的“君子之爭”，爭的是什么？爭的是政見，而不是權(quán)力。也就是說，大家對朝政有不同的看法，這個可以爭論，誰對我們就服從誰。這就是為什么歐陽修等人拼命地給皇上說，我們雖然是朋黨，但是我們是君子之朋黨，君子之朋黨與小人之朋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君子之間爭的是見解、見識，小人之間爭的是利益、權(quán)力。以此來看，當初范仲淹與呂夷簡爭論的根本起因并不是權(quán)力，而是治國方略的不同，所以屬于君子之爭。

但是君子之爭也很難把握界限。你來我往不免就會有意氣之爭，就會意氣用事。而一黨一派為了凝聚共識，籠絡(luò)一黨一派之人心，不免要極力維護本派本黨之政見與人事關(guān)系。天長日久，本來是一黨一派之見解、之政見，卻漸漸演變成為一黨一派之團體利益、政治利益。于是，為國家利益而爭論漸次演變成為派別利益、黨派利益而爭論。隨著爭論日趨深化，必然牽涉朝政之得失、人事之調(diào)整、利益之沖突，于是本來平易的政見之爭最終蛻變?yōu)闅埧岬恼味窢?，斗爭的格局也簡化為：只要是你擁護的我就反對，只要你反對的我就擁護。如此一來，便將派別、黨派的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了！

大家都還記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歐陽修、范仲淹因抨擊呂夷簡、高若訥而先后被貶，蔡襄便賦詩一首《四賢一不肖》褒貶這件事。四賢者，被貶的革新派官員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一不肖便是飽受歐陽修指責的諫官高若訥。《四賢一不肖》這首詩所寫的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那四個人被貶獲得了輿論的普遍同情，而高若訥身為諫官的表現(xiàn)確實讓人不齒，所以大家對《四賢一不肖》的認同度很高。但是后來那位石介，為了歌頌慶歷新政所寫的《慶歷圣德頌》認同度就很低，連新政領(lǐng)袖范仲淹對這首詩也很反感，為什么？一方面是擔心刺激保守勢力，引發(fā)不必要的政治風浪，另一方面，石介在詩中對保守派人物惡語相向，有人身攻擊之嫌，范仲淹等人對此比較反感。石介這首詩就不是君子之爭，而有派別斗爭之嫌。

歐陽修自己也有過類似的過激做法。

宋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歐陽修在給朝廷的《論呂夷簡札子》中，說呂夷簡：

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內(nèi)困，賢愚失序，綱紀大隳，二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跡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quán)，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奸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為天廢。

呂夷簡任宰相，招致外敵入侵，民生凋敝，朝綱紊亂，人心渙散。二十四年來壞了天下大事！他享盡了位極人臣的富貴就要拂袖而去了，卻將天下之憂患留給了陛下。呂夷簡罪大惡極、臭名昭著，之所以位居宰相如此之久，無非是因為他專擅朝政，大權(quán)獨攬，人人畏懼。現(xiàn)在他病倒了，天下之人都喜氣洋洋，認為這是老天爺給他的報應(yīng)！

這一段話其實沒有什么實際內(nèi)容，主要就是憤怒的譴責與用力的詛咒。這種人身攻擊不僅無助于革新派推進革新，而且有損革新派的形象。這種語言就不是為國家利益而爭的語言，而是為派性、派別利益而爭的語言。況且，對呂夷簡的這個評價并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們前面說過，呂夷簡對宋仁宗以來的內(nèi)外朝政還是做出了很多貢獻的。

那么，為什么對呂夷簡的評價會出現(xiàn)偏頗呢？就是因為將派別利益置于國家與公共利益之上，所以評價的標準就變成了是否有利于派別利益，而不是是否符合歷史的實際，是否有利于國家與公共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本來是君子之爭，但是像《論呂夷簡札子》、《慶歷圣德頌》中的語言，散發(fā)著暴力與邪惡的氣息，哪里還有點君子風范？這是小人與君子之賊才有的語言風格。簡單說吧，小人用暴力與邪惡的手段來對付君子，來維護自己的派別利益；而君子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用暴力與邪惡的手段來還擊他，并且也是為維護自己的派別利益，而將國家利益棄之一旁。那么，你這個君子與小人也沒有任何本質(zhì)的區(qū)別，你也就是小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歐陽修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這些做法，并有意識地進行改正。比如，好友蔡襄去世后，歐陽修在為蔡襄寫的《端明殿學士蔡公墓志銘》中，就絕口不提蔡襄的那首《四賢一不肖》詩。按理說，這首詩在蔡襄生平中是一件大事，與歐陽修也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不提此詩肯定是有意為之。在編輯自己的詩文總集《居士集》時，歐陽修也沒有收錄那篇大名鼎鼎的《與高司諫書》。所有這些都透露出歐陽修思想的一些微妙轉(zhuǎn)變，正是這種轉(zhuǎn)變與反思才形成了歐陽修在范仲淹神道碑文問題上與富弼、范純?nèi)实热说牟煌瑧B(tài)度。

歐陽修為什么非得將呂夷簡、范仲淹握手言和、戮力平賊這一段事實寫進神道碑文當中呢？很簡單，冤冤相報何時了？歐陽修這樣寫的主要意圖就是要釋放一個明確的信息：應(yīng)當盡快結(jié)束黨爭政治，大宋王朝的政治需要有不同的意見，需要爭論，但是這樣的不同意見與爭論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公共利益，應(yīng)當結(jié)束任何有損國家與公共利益的黨爭與政治斗爭，應(yīng)當確立以國家與公共利益為最高利益的端正公道的國家政治。

而范仲淹與呂夷簡這一對政治宿敵，為了不同的政見，在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曾經(jīng)上演了唇槍舌劍、水火不容、有你沒我的一幕，卻又為了國家最高利益，在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演出了這場盡棄前嫌、握手言和、相約戮力平賊的“將相和”，這不正是歐陽修所期待的全新大宋政治與政治風氣的最好榜樣嗎？因為有了這樣的理想與期待，歐陽修自然要冒著得罪范純?nèi)逝c富弼的風險，將呂夷簡、范仲淹二人的這一幕“將相和”寫入神道碑文，因為在他看來，這一幕不僅僅是呂、范二公的歷史，更是大宋王朝政治史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對于未來的政治與政治家們會有長遠的意義。

南宋大哲學家朱熹對歐陽修的做法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呂夷簡之前貶謫范仲淹，的確可罪，而后來又提拔起用范仲淹，的確可書，可謂前過后功。對他的功與過都如實記載，不隱瞞也不忽略，歐陽修這樣做很對，看上去似乎沒有顧及革新派的派別利益，但是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有好處，是符合國家的根本利益的！至于范仲淹本人，即便在九泉之下，斷斷不會因為歐陽修寫了這一幕“將相和”而遷怒于他。朱熹說得好，因為范仲淹的心“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答周益公（第二書）》）?？梢?，對于偉大歷史人物的評價一定要客觀、公正，只有這樣，才符合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才會有利于國家和民族的長治久安。短短一篇神道碑文，卻關(guān)乎到大宋王朝長遠的政治利益，歐陽公深邃的歷史眼光不能不令人欽佩。

歐陽修這輩子不止做了這一件出力不討好的事，還有一件事，也讓他夠郁悶的。前面我們講歐陽修抨擊高若訥，講蔡襄所作《四賢一不肖》詩，曾提到一個人叫尹洙。此人不僅在宦海之中與歐陽修相濡以沫，同進共退，而且是歐陽修倡導之詩文革新運動的重要成員?？傊c歐陽修等人既是政治的同道者，也是文章事業(yè)的同路人。歐陽修與他有著非常深厚的友誼。尹洙去世后，他的家人請歐陽修給尹洙寫墓志銘。結(jié)果，墓志銘寫好之后，尹洙的夫人不干了，為什么？你歐陽修對我們家老尹評價太低了，何以見得？在尹夫人以及尹洙的門生們看來，尹洙是北宋古文運動的大家，可是墓志銘對尹洙古文的成就卻只以“簡而有法”四個字給予概括，太簡單了！其次，當時文壇盛行駢文，尹洙以散文創(chuàng)作打破駢文一統(tǒng)天下的格局，對這一點，歐陽修也肯定不足。還有，尹洙是北宋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這一點歐陽修也沒有特別強調(diào)?？傊?，對尹洙評價不夠高，把尹洙的分量掂輕了，要重新評價！

怎么辦？歐陽修當然不會重寫改寫墓志銘，他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論尹師魯墓志》，逐一回答尹夫人以及尹洙門生們提出的質(zhì)疑。

針對第一條，歐陽修認為，“簡而有法”的意思是寫文章善于取舍剪裁，善于把握輕重褒貶，善于含蓄簡練的表達思想。在歐陽修看來，只有孔子的《春秋》這部書才夠得上“簡而有法”這四個字，因此，“簡而有法”是對尹洙極高的評價，并不是貶低。

針對第二條，歐陽修認為，僅就一種文體而言，古文固然很好，但駢儷之文也并不錯，駢與散本無優(yōu)劣之分，它們之間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關(guān)系，而是彼此互補的關(guān)系。有鑒于此，就不再特別強調(diào)尹洙以散文打破駢文格局這一點了。

針對第三條，歐陽修認為，宋初以來，在尹洙之前，倡導古文運動的還有柳開、穆修等人，說古文運動是從尹洙倡導開端的，這不符合事實。

最后，針對自己這篇墓志銘何以寫得如此簡短簡練，歐陽修不禁大發(fā)議論：

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lián)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志，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志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為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

當年韓愈與孟郊聯(lián)句作詩，其詩的風格便與孟郊很相似；后來韓愈為樊宗師做墓志銘，文風又與樊宗師很近似。因為仰慕韓愈為文的這種風格，所以我給尹洙作墓志銘，就模仿尹洙語言簡練而內(nèi)涵深遠的文章風格，寫成的墓志銘也就是文簡而意深的樣子。我不由得想起尹洙在世的時候，每次見到我寫的文章，無不快快地展卷閱讀，不過剛剛讀了四五行字，便已經(jīng)知道全文的意思了！他真是我的文章知己，尹洙如果在天有靈，一定會贊同我給他寫的這篇墓志銘的！我寫這篇墓志銘，為的是悼念我逝去的朋友，難道會在乎你們這些晚輩小子（指尹洙門生）說些什么嗎？

看來指望歐陽修改墓志銘是沒戲了，于是尹洙的子女與門生只好去找尹洙的另一位朋友韓琦。他們?yōu)槭裁凑翼n琦呢？原來，尹洙臨終之時，范仲淹曾安慰他說：我會安排韓琦、歐陽修撰文評價你的一生，會令你的英名永垂不朽的！尹洙對此非常感激。后來范仲淹就做了明確分工，歐陽修負責墓志，韓琦負責墓表，也就是墓碑上的評價文字。

現(xiàn)在尹洙的家屬對歐陽修撰寫的墓志不滿意，轉(zhuǎn)而求告韓琦，希望能夠在墓表中彌補墓志中出現(xiàn)的“遺憾”。這可真令人為難吶！為此范仲淹親筆給韓琦寫了一封信：

近永叔寄到師魯墓志，詞意高妙，固可傳于來代。然后書事實處，亦恐不滿人意，請明公更指出，少修之。永叔書意，不許人改也。然他人為之雖備，卻恐其文不傳于后?；蛴形幢M事，請明公于墓表中書之，亦不遺其美。又不可太高，恐為人攻剝，則反有損師魯之名也。(《與韓魏公》)

范仲淹一方面充分肯定歐陽修的墓志銘“詞意高妙，固可傳于來代”，但又說這墓志銘還有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其實也就是不盡如尹洙家人門生之意之處)。但歐陽修這個人不好說話，他一般不許別人改他寫好的文章。可要是換了別人來寫，影響力又遠遠不及歐陽修，寫成了也很難流傳后世。所以范仲淹希望韓琦能夠補充補充。具體做法就是：將墓志中沒有寫完善寫充分的內(nèi)容，在墓表中多寫點，多做些補充，算是個彌補?？墒恰吨傺陀痔嵝秧n琦——你也不能為了照顧尹夫人及其子女的情緒就片面拔高尹洙，這樣一來也會招致人們的不滿，反而有損于尹洙身后之名。

這個處理意見，兼顧了歐陽修與尹洙家屬的意見，表現(xiàn)出范仲淹洞明世事、練達人情的政治智慧。而韓琦后來的墓表之文也的確比歐陽修撰寫的墓志多出二三倍文字。

總之，從這件事，我們就能感覺到歐陽修是一個非常堅持原則的人。在他眼中，真理雖然有時候很難看很難聽，但是只要它是真理，就是再難看再得罪人，也必須堅持，沒商量。正因為如此，歐陽修的人格便成為宋代士大夫所推崇的典范人格：剛直耿介、寧折不彎。

當然，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歐陽修固然是個大大的忠臣，但這種忠誠有時候也會鑄成大錯。在后來的日子里，歐陽修這個忠臣的忠誠就害了另一位忠誠的大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