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為何不捐款？

牛人的尾巴 201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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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號召全世界富豪捐出一半資產(chǎn)用于慈善事業(yè)，比爾•蓋茨和巴菲特號計劃今年9月底訪問中國并游說富人捐款。而在2010年，中國的億萬富豪總?cè)藬?shù)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然而當代中國富人對慈善的貢獻卻與這個排名相去甚遠。事實上，中國富豪對慈善的淡漠，不能簡單歸結于文化差異或者為富不仁?！鞠嚓P專題：美國人為何樂善好施】

中國富人做慈善是“被遺失”的傳統(tǒng)

無論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的“財富是饋贈，慈善是責任”的文化心態(tài)，還是中國古代“人饑己饑”的勸導，不同程度的慈善文化和傳統(tǒng)都存在于每一個人類文明之中。事實上，從古代到近現(xiàn)代，中國富人也有著大量并且成功的慈善實踐。

著名的“豐海義莊”

清末資本家葉澄衷的葉氏義莊。

“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思想古已有之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基于重民保民的民本主義思想較為流行，歷代統(tǒng)治者無論是作為仁政的一個表現(xiàn)，或者為了釣取仁義君主的虛譽，大都注意對鰥寡孤獨殘疾貧病之人予以救助。而佛教傳入以后，基于佛教的慈悲觀念、善惡報應思想及其延伸福田思想，在南北朝及唐宋時代，先后出現(xiàn)了“六疾館”、“孤獨園”、“悲田養(yǎng)病坊”及福田院等慈善機構。而在《戰(zhàn)國•孟子•離婁下•第二十九章》中曾提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人饑己饑，人溺己溺”的思想事實上得到了窮人富人的認可，而以上諸方面構成了中國古代慈善事業(yè)的思想基礎。

明朝官府為打消善款被貪污顧慮，鼓勵鄉(xiāng)紳自發(fā)救濟

早在明朝時期，官府為了打消紳民善款被官吏貪污的顧慮，避免影響紳民開展救災的積極性，往往都會授意民間社會自行開展救濟活動，即由當時素有威望的士紳來董理賑務，不假胥吏之手。比如，明崇禎三年（1630年），江浙等地發(fā)生饑荒，在嘉善，民間的慈善救濟就由本地的著名紳士陳龍正主持，嘉善共有20個區(qū)，他就組織鄉(xiāng)民，每區(qū)推選一名深孚眾望的鄉(xiāng)紳主持救荒活動。為了讓賑款的使用透明，當時還會刊刻“征信錄”（一種記錄經(jīng)費來源和實用情況的會計冊），以昭天下。而在清代道光三年（1823年）江南水災，江蘇的大吏就明確指示，“舉公正紳董，自為經(jīng)理，不假吏胥之手”。

清朝蘇州府曾有慈善義倉179家，求醫(yī)送葬上學無錢者均可獲助

明清是中國古代慈善制度日趨完備的時期，也是民間慈善真正組織化、制度化的時期。這體現(xiàn)在當時義倉的大量興起，義倉最初出現(xiàn)于隋代，發(fā)端于官府的倉儲制度，是官府為應對不時之需設立的常備糧倉，隨后演變?yōu)榈胤洁l(xiāng)紳的宗族救助機構。在明清時期，面向全社會的義倉慈善制度發(fā)展完善。由民間集資建設、由地方紳富管理、救濟所有災民的義倉大量出現(xiàn)，并且成為常備倉儲。以義倉最為發(fā)達的蘇州府為例，從宋至清，蘇州府共有義倉179家。救濟內(nèi)容除了災荒的救濟外，也包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無錢求醫(yī)送葬者，婚喪嫁娶無力承擔者，以及失業(yè)在家，或者求學缺乏費用者，都可以獲得救濟。其中代表性就是蘇州的豐豫義莊。豐豫義倉是鄉(xiāng)紳潘曾沂于道光七年(1827年)在他的家鄉(xiāng)蘇州，“罄其田二十有五頃”建成的，以備里中荒年平糶及諸善舉之用。

民國“慈善總理”熊希齡捐出全部家產(chǎn)，辦孤兒院設施超美國

進入民國后，富豪做慈善被發(fā)揚光大，尤其是民族資產(chǎn)階級在這個時期的慈善事業(yè)曾經(jīng)達到過一個得到國際上普遍認可的高度。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理，大富豪熊希齡曾被稱為現(xiàn)代中國的“慈善之父”、民國“慈善總理”。其先后主持了順直救災、北五省救災、湖南義賑等一系列大型災賑活動。尤其以1917年的順直救災最為著名，在此次賑災活動中，熊希齡憑個人威望向全國發(fā)出“為天津災民請賑電”，率先捐款。并憑借個人抵押向外國洋行借款數(shù)百萬元作為救濟專款。順直救災結束后，有二百多災童無人認領。熊希齡決定在香山設立慈幼院。香山慈幼院規(guī)模最大時在院兒童達到二千人。慈幼院推行學校、家庭、社會“三合一”的教育體制，不僅收容兒童并且提供優(yōu)質(zhì)教育。在熊希齡的努力下，香山慈幼院師資力量與教學設備堪稱一流，甚至超過美國同類機構。1932年，他更將全部家產(chǎn)捐獻給救助兒童的慈善事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