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最早見于荀子《宥坐篇》中，所列少正氏罪狀曰：“心達而險，行僻而堅，信偽而辯，記丑而博，順非而澤”。與荀子《非十二子篇》中所云： “行僻而堅，飾非而好，玩奸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幾乎一致。因此，錢穆說：“荀卿先倡非十二子之論于前，其徒乃造為孔子誅少正卯之事于后，戰(zhàn)國事如此例者甚多”。錢氏疑《宥坐》并非出于荀子之手，實乃其徒如韓非李斯之輩，承乃師非十二子之意而作。爾后，司馬遷于《史記》《孔子世家》中采其說，曰：“孔子行攝相事，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鬃诱D少正卯一事，遂成千古定案。

　　而在荀子《非相篇》中，“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圣人之辯者。”在荀子看來，只要是符合先王之道，順應禮儀的言語，君子都要遵循并宣揚它，即“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好辯”。

　　在以上三種人中，荀子同意后兩種人的辯才，而痛恨前一種，即“小人之辯者”。在荀子看來這種人的危害遠遠大于盜賊對于社會的危害，“圣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后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因為盜賊可以改變其行為，而小人之善辯者不會改正，故圣王君子的出現(xiàn)，必須先殺這種小人之辯者。

　　在孔子與少正卯同時講學之時，在孔子心目中，少正卯之人即如荀子所說的小人之辯這，乃痛恨之，故在多司寇之職位時“有喜色”（《孔子家語·言誅第二》）在第七日就不顧弟子們的反對，誅殺了少正卯，不過只是以五惡或政敵的罪名罷了。“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眾，少正卯強記足以反是du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

　　1、由于少正卯五條都犯了，所以，他的學生才得以成群。

　　2、由于少正卯的學生多了，所以他的言談就足以文過飾非而迷惑大家了。

　　3、由于少正卯的教學方法有利于學生記牢，所以會使學生們的知識太多太廣，造成學生們的du立思考，這是小人式的英雄豪杰行為。

　　這就是我孔子不得不他殺少正卯的理由”。

　　而最直接的用現(xiàn)代說法來說，他殺害少正卯的真實原因是，少正卯在魯國與孔子同時收受學生，進行講學，孔子的門生竟然因為少正卯“三盈三虛” 除了顏淵之外，幾乎所有的弟子都轉向了自己的對手，這才是孔子無法忍受的，這直接威脅到孔子在自己學生心目中的地位和自己在魯國的政治前途，于是就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找個理由，利用手中的職權除去了自己學術上的競爭對手。

　　但就算如此，我們知道從一開始我們的學術就不是du立的，而是依附于政權的，遠在三代以前，學術都是官學，中國的所有學術是從官學產生的，這個來源也決定了中國學術對于政府的依賴性。盡管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可以說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個百花燦爛的昌盛時期，但是其劣根性其實從各家都可以看到。 

　　但誰叫董大爺拍檔漢武帝來了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下可好，以前只是有很多針對儒家的東東和文獻，這次可是進行全部的打擊，最終確立了儒學的權威地位。看看，中國的學術就是在互相傾軋中獲得了單個的急速發(fā)展。之后中國的歷史其實就是一個學術壓制的歷史，在儒學的強力壓制下（所以說這點還是法家的），中國其他的學科幾乎很難發(fā)展，可以這樣說：儒學依附于專制的政權是中國學術發(fā)展在幾千年來緩慢的最大歷史原因。“好處”就是：管理方便。

　　這樣一來，似乎后來帝王們一直實行的外儒內法也有例可徇了，于是順著一條死路走到黑，而儒學也成了似乎成了亡國的首因，攻擊的目標。

　　中國的學術缺少一種寬容，一種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