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程朱理學在社會倫理內(nèi)的觀點，就拿一直以來最受人詬病的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欲”來說吧，揆情度理，發(fā)根究源，其并非是禁欲主義，而只是說把人的欲望控制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nèi)。

“存天理，滅人欲”，問題不是如何解釋“滅”字，而是如何解釋“人欲”。在程朱理學中，人欲是有特定含義的概念，與人欲對應(yīng)的概念是人心，

“‘人心’泛指一切欲望，‘私欲’則專指過分追求利欲，違背道德原則的欲念，所謂‘存天理，滅人欲’，并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欲望，而是以道德意識克服違背道德原則過分追求利欲的意識” [1]

“站在理學的立場上，夫婦之間的性關(guān)系不僅是人倫的正當表現(xiàn)，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體涵義，而為滿足自己的私欲引誘己婚的異并破壞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欲，這個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書第2頁）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學家既然要去人欲，滅人欲，那大概應(yīng)該象和尚一樣才對了。

因為理學家的主張實質(zhì)不過是把人的欲望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nèi)，而不可讓其過度放縱。如果以此指責理學，那就相當荒謬了，難道在現(xiàn)代，我們就鼓吹放縱人的欲望？難道在西方國家，官方宣揚的道德倫理是鼓吹縱欲的，是不約束人的欲望的？只能說胡扯。

更何況從程朱理學創(chuàng)始人以及明代諸多理學家的言論行為來看，他們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其矛頭鋒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統(tǒng)治者等統(tǒng)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統(tǒng)治者。

為了說明這點，我們不妨列舉幾個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顥曾經(jīng)對宋神宗說“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頤是程顥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學的創(chuàng)始人，他“在為皇帝講書的時候，扳著面孔，一副十分莊嚴的態(tài)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著欄桿折柳枝玩，他就教訓皇帝:‘方春發(fā)生，不可無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興。類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頤當時以皇帝老師自居，一切無所顧避” [2]

朱熹選編的《近思錄》中二程說的話“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這同樣是對統(tǒng)治者說的話。

朱熹自己的一段話能更充分的說明問題。朱熹在寫給別人的一封信中說

“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shù)猶末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藉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shù)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公、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卷36，頁579 ）[3]

在這段話中，歷來被歌頌的英君明主漢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來都不過是“假仁藉義以行其私”，籠罩在帝王身上那層神圣高貴的面紗，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來。既然中國歷史上最英明最圣賢的君王都不過如此，那么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應(yīng)該說，朱熹的話已經(jīng)是從根本上動搖了君主專制的理論基礎(chǔ)。

程朱理學到了明代又如何呢？應(yīng)該說在明代知識分子那里，理學仍舊是限制君權(quán)，防止專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時也是促使他們研究自然規(guī)律的指導思想。

就前者來說，前面曾經(jīng)舉過呂坤的言論“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呂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學的正統(tǒng)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東林黨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高攀龍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學的。

也正因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學的應(yīng)有之義，所以“他們的活動，當時就得到了社會的支持。徐光啟的工作，獲得了崇禎皇帝的支持。李時珍的書，由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王世貞作序，后來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開物》等一問世就受到了社會的熱烈歡迎，并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該書瀕臨失傳，后來從國外圖書館重新引回中國）。而象徐霞客游記同樣是明朝當時江南文人的領(lǐng)袖錢謙益，對徐霞客進行了最大程度的贊揚，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這樣一個概念”[5]

程朱理學在滿清所受遭遇的原因分析

為什么滿清要選擇程朱理學作為表面加以尊崇，實則進行閹割的對象？

我覺得原因如下，因為程朱理學本身更容易塑造出一種嚴密的，趨同的意識形態(tài)，它更鼓勵人們?yōu)榱四硞€合理的目標作出犧牲，絕不屈服在外來壓迫，暴力威脅的淫威之下。一旦清廷公開反對程朱理學，那么程朱理學必然成為一種反政府的意識形態(tài)，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其威力絕對不下于近代一些讓人們拋頭顱灑熱血，百折不撓而決不妥協(xié)的意識形態(tài)。潛在的力量是相當巨大的。因此程朱理學對清廷的統(tǒng)治可能造成的威脅最大。

相反通過尊崇程朱理學的方式，只要把程朱理學的靈魂核心閹割掉，置換掉，那么程朱理學所具有的嚴密性，趨同性，以及穩(wěn)固性，反過來可以為維護滿清統(tǒng)治所用。而同時，以清廷褒獎宣揚的官方面目而出現(xiàn)的程朱理學，本身就足以讓大部分潛在的反清知識分子感到反感，并進而疏離厭惡，這樣程朱理學就真正被清廷所壟斷，不可能再對清廷造成任何實質(zhì)性的威脅。

而王陽明的心學，本身更多的是強調(diào)個性解放，“以已心之是非為是非”，隨心所欲的成分更大，難以形成一種一致的，嚴密的，趨同的意識形態(tài)（這從王學在明代就分化出王學左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流派就能見端倪），一遇到外來壓迫，這種心學體系很難成為堅定不移的意識形態(tài)，更難以整合出堅定頑強的反抗力量，相反很容易流變?yōu)槊髡鼙Ｉ淼挠谷苏軐W。只要施加嚴酷的暴力壓迫，心學自然就能消滅于無形之中。滿清通過尊崇程朱理學的方式，本身也就連帶把王陽明心學消滅，將心學可能有的進步作用化解于無形。

對于滿清表面尊崇朱學的用意，當時到清朝的朝鮮使者也有很精辟深刻的分析，“乾隆四十五年(1780)到北京的樸趾源在《熱河日紀》里面說道:

‘清人入主中國，陰察學術(shù)宗主之所在，與夫當時趨向之眾寡，于是從眾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號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學也。’遂天下洽然悅服者有之，緣飾希世者有之。……其以勤遵朱子者，非他也，騎天下士大夫之項，扼其咽而撫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脅，區(qū)區(qū)自泥于儀文節(jié)目之中而莫之能覺也。’”[12]

應(yīng)該說清廷所采用的策略確實很卑劣，很惡毒，但也很有效。它們通過推崇程朱，來消滅程朱，架空程朱，把程朱理學閹割成為他們所用的奴才哲學，而同時也順帶消滅了陸王心學。這樣一來宋明兩大思想成就，理學與心學在滿清統(tǒng)治下被全盤瓦解。

在清代，真誠信奉程朱理學如呂留良及其學生子孫，固然要被清廷屠殺剿滅，如果敢于明確措辭反對程朱理學，那同樣要倒霉，如謝濟世以“毀謗程朱”“肆詆程朱”而遭清廷入罪。

于是程朱理學變成了一種不能對其進行任何真誠思考，純粹被清廷裁減利用的工具。滿清統(tǒng)治下的文人對清廷的暴虐敢怒不敢言，對程朱理學的任何獨立思考，在滿清屠刀下也成了絕對的禁區(qū)，于是只能提倡所謂漢學。

如錢穆所說“以古經(jīng)籍之研索為對象。?？?、訓詁、考訂，說是實事求是。但此實事，已不是現(xiàn)實人生中事，而只轉(zhuǎn)向故紙堆中做蠹魚生活。”

“他們所標揭的是反宋尊漢。……清儒從?？薄⒂栐b、考訂各方面排擊宋儒。反宋無異在反政府、反功令，但其能事亦到此而止。他們的反政府，已避開了現(xiàn)實政治，最多不曲學阿世，卻不能正學以言。他們的正學以言，則只在校勘、訓詁、考訂上，再不在治國平天下的當前具體事情上。”[13]

在這種情況下，已經(jīng)沒有人能真正去理會程朱理學在宋明時期的本義究竟是什么了。相反，因為因為滿清表面上對程朱理學的推崇，于是滿清統(tǒng)治下社會的黑暗丑惡被許多人自然而然的看成是程朱理學造成的罪惡。

而建立在無知基礎(chǔ)上的對程朱理學的反感乃至排斥造成的又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段裂與倒退！這是明代在思想自由的情況下，理學對立面心學的發(fā)揚與流行完全是兩回事情！

“尊漢與詆宋都帶上了明顯的盲目性，而風會所趨，又使盲目性成了影響多數(shù)的東西。”

“劉師培說“清代之學，迥與明殊。明儒之學，用以應(yīng)世，清儒之學，用以保身”

“章太炎也說“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權(quán)譎”

“（王鳴圣）‘未嘗一日廢書’，天天在與圣賢打交道，但讀書和立身已經(jīng)分成兩件事，圣賢也就無法感化他了。”

“嘉道年間的沈垚說:‘乾隆中葉后，士人習氣，考證于不必考之地，上下相蒙，學術(shù)衰而人才壞。

從理學大儒呂留良的遭遇看滿清對程朱理學的閹割

程朱理學真正被閹割是在滿清的時候，最能說明問題的就是呂留良在滿清統(tǒng)治下的遭遇。

許多人知道呂留良是因為滿清的文字獄，知道他是一個有強烈反清復明的民族思想的人物，死后被清廷挫尸梟示，但未必知道呂留良本身恰恰是一個程朱理學最堅定的信奉者與宣揚者。

錢穆說“如呂留良，乃于清廷設(shè)科取士之朱子《四書》義中大張民族主義，罹剮尸之刑。雍正皇帝頒《大義覺迷錄》一書，昭示天下舉子，盡人必讀。乃不久，其書亦同遭禁錮，舉國無一人能見。直至清之末葉，民間始再印此書，與呂留良書同獲重見于國人。今人多能談清廷文字獄，屢行文字獄者為雍正，而雍正御著書亦同受禁錮，此誠曠古奇聞。”

呂留良案件，廣為人知，所以不必詳述其過程?？傊詈蟮慕Y(jié)果是“上至入土之尸，下及襁褓之孩，無一幸免，或挫骨，或凌遲，或殺頭，或流放，或為奴”。至于其著作，“并行知各省、府、州、縣，將大逆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他書已經(jīng)刊刷抄錄者，于文到日出示遍諭，勒限一年，盡行焚毀”

那么呂留良究竟宣揚了些什么思想讓清廷統(tǒng)治者如此震懾恐懼呢，以至于他死后還要將其尸體剮割挫骨以泄憤呢？

他的大部分著作已經(jīng)被清廷銷毀，無從得見，但也有只鱗片爪，逃過羅網(wǎng)，僥幸存留至今。錢穆說“晚村評點四書文，其語保傳迄今者，有《四書講義》四十三卷”。

錢穆的著作中摘引了一些內(nèi)容片段，也可以窺見呂留良思想一斑，這里不妨也轉(zhuǎn)引一些，以便一般讀者了解。

“秦漢以后，許多制度，其本心卻絕是一個自私自利，惟恐失卻此家當。……此朱子謂‘自漢以來二千余年，二帝三皇之道未嘗一日行于天下’者是也。后世儒者議禮，都只去迎合人主這一點心事，……種種不仁之心，都從他不仁之心揣擬”

“自三代以后，習成一功利世界，……凡禮樂刑政、制度、理財用人之道，純是私心做就，……故程朱責難于君，必先正心誠意，非迂闊也”

“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guān)切處耳。自秦并天下以后，以自私自利之心，行自私自利之政。歷代因之。后儒商商量量，只從他私利心上要裝折出不忍人之政來，如何裝折得好？”

“后世事君，其初應(yīng)舉時，原為門戶溫飽起見。一片美田宅，長子孫，無窮嗜欲之私，先據(jù)其中，而后講如何事君。便講到敬，也只成一種固寵患失的學問”

“天生民而立之君臣，君臣皆為生民也。……君臣之尊卑雖定，而其遞降相去，只一間耳。三代以后，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纂弒隨之。直弄成一個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宇隔絕”

“自三代以后，以詐力取天下，以法術(shù)治天下，一切于人欲上修飾補苴。君臣之間，皆以駕馭術(shù)數(shù)為事。……總忘卻一‘天’字。不知君臣之所由來，由‘天降下民’起義。此一倫不正，上體驕而下志污。欲求三代之治，未易得也”

“君臣以義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只為后世封建廢為郡縣，天下統(tǒng)于一君，遂但有進退而無去就。嬴秦無道，創(chuàng)為尊君卑臣之禮。上下相隔懸絕。并進退亦制于君而無所逃。而千古君臣之義為之一變”

“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尤有大于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論節(jié)義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曾靜《知新錄》中言‘如何以人類中君臣之義，向人與夷狄大分上用？管仲忘君事仇，孔子何故恕之，耳反許以仁？蓋以華夷之分大于君臣之倫’，又云‘人與夷狄無君臣之分’）”

從上面這些摘引可以看出，在呂留良看來，程朱理學和儒家觀念本身就提供了批判君主專制和異族統(tǒng)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學中批判私心，批判功利，其矛頭所向不是平民百姓，恰恰是君主和官員等統(tǒng)治階層。

而呂留良所說的“漢唐以來，人君視天下如其莊肆然，視百姓如其佃賈然，不過利之所從出耳，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原未嘗有一念痛癢關(guān)切處耳。”這種說法已經(jīng)類似于一些解放后一些政治教科書中的說法，即皇帝是地主頭子之類，就算對百姓好，也是為了維護自己長遠利益云云，“所以不敢破制盡取者，亦惟慮繼此之無利耳”。

至于“自天子以至于一命之奉，皆謂之天祿。天祿本于農(nóng)，祿自農(nóng)生”，那已經(jīng)等于是說皇帝和官員的俸祿其實都農(nóng)民供給，是農(nóng)民養(yǎng)活了他們。

嚴格說來，呂留良對程朱理學進行的這種解釋和闡述，并非是他個人的發(fā)明，而是程朱理學的本義所在，而且在明代，許多知識分子也都是這樣來理解程朱理學，并且以程朱理學為根據(jù)，對皇帝的行為進行種種規(guī)范約束，甚至直接指責皇帝，漫罵攻擊皇帝，只是呂留良的闡述顯得更為通俗而已。

讀過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的人，很容易就發(fā)現(xiàn)，《明夷待訪錄》中所說的內(nèi)容與這里摘引的呂留良對君主帝王以及君臣關(guān)系的觀點有相當多的類似之處。只不過是黃宗羲師從劉宗周，總體來看，還是屬于王陽明心學體系的傳人。兩人一個是從程朱理學出發(fā)，另一個是王陽明心學為根底，最后形成的觀點卻頗多一致（盡管兩人后來關(guān)系并不很好，甚至互相嘲諷抨擊）。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在中國自身文化體系內(nèi)孕育的思想，無論心學還是理學，都是文明進步，社會進步的結(jié)果，在不受滿清統(tǒng)治干擾的情況下，其趨向都是進步的，并不存在一個進步開明，另一個保守僵化的問題。

盡管黃呂二人思想殊途同歸，但他們的論著觀點遭遇的命運卻大不相同。錢穆曾經(jīng)發(fā)過一番感嘆“余觀其說，頗似黎洲（即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所論。……黎洲著之于《待訪錄》，而晚村見之于《四書講義》，……惟黎洲《待訪錄》，自晚清以來，極為一時傳誦，而晚村《四書講義》則注意者少。身后聲名，固亦有幸有不幸。而外族淫威之深摧嚴抑，足以使學者精神長埋至于數(shù)百年而終不顯白。”

造成這種際遇差別的原因，除了黃宗羲更韜光養(yǎng)晦，甚至在晚年為了明哲保身，不得不與清統(tǒng)治者虛與委蛇，說一些違心話，作媚順之態(tài)以迷惑對方；而呂留良則更剛烈，更決絕外。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在于對于清統(tǒng)治者而言論，呂留良從程朱理學出發(fā)闡述的觀點對他們的威脅更大。

清朝統(tǒng)治者是通過把程朱理學欽定為官方學說，以達到壟斷對程朱理學的解釋，來閹割程朱理學，并進而閹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呂留良恰恰是還原程朱理學的精神內(nèi)涵，這是從根本上擊中滿清統(tǒng)治者的要害，從思想基礎(chǔ)上威脅滿清統(tǒng)治的合法性，也就難怪滿清統(tǒng)治者對其恨之入骨，視若虎狼了。

當呂留良案件爆發(fā)時，中國知識分子的骨氣也還未被清廷完全磨滅，還有人敢于清廷兇虐淫威之下，為其辯護。比如當時有紹興人唐孫鎬寫《討諸葛際盛檄》為呂留良爭辯，齊周華寫《救呂晚村先生悖逆兇悍一案疏》

結(jié)果唐孫鎬被秘密殺害，雍正批示說“似此妄匪之類，便令伊殺身以成其臭名，亦屬便宜也，可將此論秘密消滅，不要說曾奏聞，不可令人知有此事，可將伊設(shè)法，或杖斃，或令他法處死，暗暗外結(jié)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