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逐客書19:37:26


【原文】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
  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
  “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chǎn)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萃跤脧垉x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jù)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縱，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yè)。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shù)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而然后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wèi)之女不充后宮，而駿馬抉提〖“抉提”二字俱應為“馬”旁〗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后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后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①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wèi)、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wèi)，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nèi)、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②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yè)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向西，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赍盜糧者也。
  “夫物不產(chǎn)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chǎn)於秦，而愿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仇，內(nèi)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譯文】
  秦國的王族、大臣都向秦王政進言：“諸侯各國的人來投效秦國，大多不過是為了替其君主在秦國游說離間罷了，請下令把一切外來的客卿統(tǒng)統(tǒng)驅逐出去。”當時，李斯也在提名被逐之列。于是他向秦王上書說：
  “我聽說官員們在商議驅逐客卿的事，臣私下認為這樣做錯了。過去秦穆公求士，在西邊從戎那里得到了由余，東邊從宛地得到百里奚，在宋國迎來蹇叔，在晉國招來丕豹、公孫支。這五個人，并不生長在秦國，可穆公重用他們，結果吞并了二十個小國，使秦稱霸西戎。孝公推行商鞅的變法之策，改變了秦國落后的風俗，人民因此殷盛，國家因此富強，百姓甘心為國效力，諸侯各國歸附聽命；又大敗楚、魏兩國的軍隊，攻取了千里土地，至今還鞏固地統(tǒng)治著。秦惠王采用張儀的連橫之計，攻占了洛陽一帶的地方；往西吞并了巴、蜀，往北獲取了上郡，往南奪取了漢中，并吞了九夷的土地，控制住楚地鄢、郢；往東占據(jù)險要的虎牢，占領了肥沃的土地。于是瓦解了六國的合縱，使他們都向西事奉秦國，功效一直延續(xù)到今天。昭王得到雎范，廢掉了穰侯，驅逐了華陽君，增強、鞏固了王室的權力，堵塞了權貴壟斷政治的局面，逐步侵吞諸侯，使秦成就帝業(yè)。這四位國君，都是由于任用客卿而獲得成功的。由此看來，客卿們有什么對不起秦國的呢？假使這四位國君拒絕客卿、閉門不納，疏遠外來之土而不用，這就不會使秦得到富強，秦國也不會有強大的威名。
  現(xiàn)在陛下羅致昆山的美玉，宮中有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飾上綴著光如明月的寶珠，身上佩帶著太阿寶劍，乘坐的是名貴的纖離馬，樹立的是以翠鳳羽毛為飾的旗子，陳設的是蒙著靈鼉之皮的好鼓。這些寶貴之物，沒有一種是秦國產(chǎn)的，而陛下卻很喜歡它們，這是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國出產(chǎn)的才許可采用，那么這種夜光寶玉，決不會成為秦廷的裝飾；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會成為陛下的玩好之物；鄭、衛(wèi)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會填滿陛下的后宮；北方的名驥良馬，決不會充實到陛下的馬房；江南的金錫不會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會作為彩飾。用以裝飾后宮、廣充侍妾、爽心快意、悅入耳目的所有這些都要是秦國生長、生產(chǎn)的然后才可用的話，那么點綴有珠寶的簪子，耳上的玉墜，絲織的衣服，錦繡的裝飾，就都不會進獻到陛下面前；那些閑雅變化而能隨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麗，也不會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擊瓦器，拍髀彈箏，烏烏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確真是秦國的地道音樂了；那鄭、衛(wèi)桑間的歌聲，《昭虞》《武象》等樂曲，可算是外國的音樂了。如今陛下卻拋棄了秦國地道的敲擊瓦器的音樂，而取用鄭、衛(wèi)淫靡悅耳之音，不要秦箏而要《昭虞》，這是為什么呢？難道不是因為外國音樂可以快意，可以滿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現(xiàn)在陛下對用人卻不是這樣，不問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國的就要離開，凡是客卿都要驅逐。這樣做就說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聲色方面；而所輕視的，卻是人民士眾。這不是能用來駕馭天下，制服諸侯的方法啊！


【美文賞析】
法家人物李斯評議

《社會科學論壇》2003年第6期
龍衛(wèi)球（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少時曾學李斯名作《諫逐客書》，見其才氣逼人、文思如涌，便嘆為觀止?！吨G逐客書》確乎寫得機巧。韓人鄭國為削弱秦國國力、阻遏秦國東擴目的，說服秦王修建水利（即后來的鄭國渠），此謂有名的“疲秦計”。水渠修建中，“疲秦計”被識破，秦王大怒，要將一切非秦國之人驅逐出境，其中包括從六國投奔來的“游士”。春秋戰(zhàn)國時期，為“游說者之秋”，諸侯為圖霸天下或保疆拓土，廣納天下賢士，多至“門客三千”，能人志士因此四處游走，為接納自己的諸侯效力，所謂“士為知己者死”。“游士”制度開了所謂中國人才流動之先。李斯就是其中一個游士，本是“楚上蔡人”，投奔到秦國做官，也在驅逐之列。李斯為說服秦王收回成命，便上了《諫逐客書》。在《諫逐客書》中，李斯一方面列舉游士對于秦國的歷史功績，打動秦王，“使秦成帝業(yè)……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以負于秦哉”；另一方面，分析留客逐客的利弊，曉以利害，“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仇，內(nèi)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其中名句多多，例如“夫物不產(chǎn)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chǎn)于秦，而愿忠者眾”；“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nèi)，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等等。秦王讀罷，悚然動容，立即廢除逐客之令，恢復李斯的官職，并加以重用，取其謀略，最后一統(tǒng)天下。由此觀之，李斯文才過人，兼為法家之推行者，又精于謀略，輔助秦始皇一統(tǒng)天下，位列三公，按理說其功績應是歷代將相之最，似乎足可以與具有同等職位的周公、召公并列，令人仰慕。
  后來上大學時，翻閱《史記》，讀到“李斯列傳”，才知當年佩服李斯的念頭大錯特錯，不禁唏噓。在太史公司馬遷的史實記載中，李斯其實不過是個勢利小人。李斯助秦始皇完成帝業(yè)，但其劣跡斑斑，對中國文化和制度的破壞絕對不可原諒。他最后雖因諫爭受趙高陷害，并被荒淫無度的秦二世處死——“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可是他的死可謂咎由自取、因果相報，因為其死時所受之“嚴刑酷法”，正是他生前建議制定用來“役民”的。李斯在歷史上留下法家代表人物的“聲譽”，但他的這種“聲譽”給法家背上了無法洗刷的歷史黑鍋。李斯所作所為，也使其作為秦始皇開朝輔佐重臣的意義化為烏有。太史公在“李斯列傳”文后附有如下評價：“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畔，以輔始皇，卒成帝業(yè)，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嫡立庶。諸侯已判，斯乃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李斯一生確實為惡無數(shù)，在文化與制度層面說，就至少有三件大壞事。第一件，建議秦始皇“焚書坑儒”，剪除百家，獨尊法家。“焚書坑儒”故事是我們熟悉的，但它起意于李斯可能是我們未加注意的。如果說法家就是李斯所代表的，其品位也就太低了，因為它作為秦朝的制度實踐，在李斯的觀念體系里，是以“愚民”思想為基礎的。為維護秦始皇的“一尊”，李斯建議剪除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即“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并消滅以言論自由為基礎的牽制君權的“黨與成乎下”，以此為基礎推行“令出莫有不行”的法家之治。我們來看看李斯的上書：“今陛下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益蜀]除去之。令至滿三十日弗去，[黑京]為城旦。所不去者：醫(y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如此利于君主專制，秦始皇當然樂于采納。“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就是這個廢除百家維護君權的法家，使得春秋戰(zhàn)國的百家爭鳴、思想活躍、文化繁榮的局面一旦終結。中國的文化思想發(fā)展由此陷入不自由的困境。后來儒家興起之后也唯我獨尊，與受過這一歷史事件的刺激恐怕不會無關。
  李斯所為第二件大受非議之事，乃是參與“弒長立幼”的事件。他與內(nèi)臣趙高合謀，隱瞞遺詔，偽造假旨，害死“剛毅而仁厚”的太子扶蘇，把“平庸而荒淫”的少子胡亥推上皇位。廢兄立弟本來并非絕對不可，但是，李斯此舉，于私于公卻都非受非議不可。于私而言，李斯為法家推行者，自稱“謹奉皇命法令”，卻竟然致“傳位遺詔”于不顧，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么？所以他的法家主張，并非一種一以貫之的體系，而是可行可止的功利手段，與今日所謂“法治”思想完全不是一個境界。于公而言，廢除且殺死一個史載為“仁厚”的繼位者，改立其明知的昏庸而荒淫的胡亥，這種做法無論如何都很不合適。用古人的話說，不僅是不忠，而且更是做臣的“不賢”。或許有人以為這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所作所為。但是，從他的這一行為看，完全稱不上“政治家”之為。所謂“家”者必須有一定的“境界追求”，是生活在一種向上的獨立思想信仰里。李斯在這場歷史事件中表現(xiàn)的是一種“自私自利”的“政客”形象。當?shù)匚槐人拖碌内w高找他商議時，用了兩句很優(yōu)美的詩作論，“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所謂識實務者為俊杰，建議他在安危不定時，應選擇對自己有利者為之，先求一己之安，莫問天下洪水滔滔。趙高提醒李斯，一旦扶蘇即位，必然重用蒙恬，他很可能失去宰相之位。李斯明知“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卻終于被“打動”，仰天而嘆：“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托命哉！”與趙高同流合污，演出“弒長立幼”的史劇。這種做法，在今天看來就是“違憲竊政”，哪里還有點“法治”的樣子？
  李斯干的第三件大壞事，乃是建議秦二世推行“嚴刑酷法”制度，使中國歷史上商鞅、韓非子等等一干人苦心經(jīng)營的法家，不僅未成為一種根基于人性關懷的學說制度，而是徹底淪落為帝王之術，由“焚書”之“愚民”推進到所謂“嚴家無格虜”的“役民”。說出來非?？尚?，李斯之所以建議“嚴威酷刑”，其實是為了“阿二世意，欲求容”，換句話說，為了保全自己，阿順茍合，出賣靈魂（或許他根本沒有靈魂）。秦二世荒淫無度，他的哲學是人生短暫，如“猶聘六驥過決隙也”，要想盡辦法及時行樂，“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趙高為滿足秦二世的心愿，提出了“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的計謀，導致秦國上下人人自危，“當憂死而不暇”。這時的李斯也因為“恐懼”，竟然也奉獻了一出堪稱無恥之極的“上書”。他抨擊說，堯、禹這些古代圣君不配為帝王，因為他們不以天下為享樂而是以天下為桎梏，“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一點都不高貴。他建議，秦二世如要做一個真正的帝王，就應該“己貴而人賤”，推行嚴刑酷法，督責天下，役使天下。他歪曲引用韓非子“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名言為此論證，提出一套悖論，說“法修術明，天下亂者，未之聞也”，“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及，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這是什么邏輯！秦二世當然樂于采納李斯的建議。秦朝“法家之治”達到又恐怖又可笑的境地：“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積于市”?？吹竭@種情況，秦二世非常高興，稱贊嚴刑酷法好極了，“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正是這樣，秦二世在關東群雄并起之際，竟然還能勞民傷財，修建三百里阿房宮。
  李斯的“督責之誠則天下安”的胡說八道，最終被項羽的一把火連同阿房宮一道化為灰燼。歷史已經(jīng)久遠，對李斯為事為人的反思卻實在不乏意義。對于李斯的為事，即他所推行的法家實踐的極端荒謬點，我們今天應該比較容易看得清楚?，F(xiàn)代法治必須要以思想繁榮學術爭鳴為前提，要建立在維護人民權利、限制政府權力的基礎上，要以認真對待“每一個人”為目的。而李斯建議的那種以“愚民”為前提、以“役民”為追求的“法家”之治，是極端反人性的東西，與人類文明根本向背。對于李斯的為人，認識起來卻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今天，我們弄不好還可能不相信李斯為人徹底失敗。太史公曾說，關于李斯其人，一向流行的比較普遍的見解，往往是“皆以斯忠而被五刑死”，即李斯似乎還被看成具有“好人”成分。太史公在《史記》毫不客氣地批評了這種俗見，指出李斯絕非“忠”者，而是一個“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的人。這種評價非常到位。對政治生活，李斯確實是完全采取了一種非道德的方式，他的一生不是缺乏道德勇氣，而是根本就不具有道德勇氣。因為他壓根就不具有政治道德感。為什么李斯這個所謂智謀過人、文采超群的人，竟然一點政治道德也沒有呢？答案其實是明顯的。說抽象一些，是他在骨子上存在巨大的人性缺陷，即缺乏最基本的一點人性；說得明白點，是他根本上是個勢利小人，可以為實現(xiàn)個人目的永遠不計手段。我們可以猜想他是在淪喪人性中長大的。所以，早年他在從荀卿學成帝王之術時，就毫不猶豫地踏上勢利之途。他急于去秦國謀官，如此陳述告別老師的理由：“斯聞‘得時無怠’……故垢莫大于卑賤，而悲莫于貧窮。”到這里，可能還有人不免疑慮，難道李斯真的一點良心都沒有嗎？比如我們前面提到的他的那篇文才激揚的《諫逐客書》，難道也沒有丁點人性光彩么？我的回答是，很遺憾！他的那篇《諫逐客書》，也全然沒有一閃念的良心。這篇為“游士”一辯的諫文，并非“惜才”之論，而是“功利”之言說，他的那些機巧的比喻，包括如果不納外國女子便后宮無“佳冶窈窕趙女”的形象說法，都透著一股濃烈的“利好”氣味。他建議用外國人才，用他自己的表白來說不過是一種“跨海內(nèi)，制諸侯之術也”。正是因為這樣，在他早期為秦王所用擔任長史時，就獻出了“買士殺士之計”，對凡為他國所用的人才，建議秦王要么賄買要么殺掉，即“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好一個人才“超限戰(zhàn)”，真是恐怖?。?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