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持一硯而歸

有一則小故事很感人：“不持一硯而歸”，主人翁是包拯包青天。

包拯，北宋名臣。他剛直不阿、鐵面無私、不畏權貴、為民除害。龍、虎、狗三口鍘刀閃爍著正義的光輝，犯罪者上至皇親國戚，下至惡霸無賴，聞之無不魂飛魄散，而百姓見之，則揚眉吐氣。

包拯深受人民愛戴，不僅因他的鐵面無私、敢作敢為，更因他的清正廉潔，恭儉為民，“不持一硯而歸”就是一例。

任職開封知府近兩年期間，包拯因得罪權貴而被貶端州（今廣東肇慶）任知縣。端州盛產(chǎn)端硯，為文房四寶之上上品，被指定為上貢品。歷任知縣以此為由，數(shù)十倍加大上貢數(shù)量，私下里盤剝百姓，勒索錢財，百姓為此苦不堪言。包拯上任后，革除舊襲，明令按規(guī)定數(shù)量收繳，維護了百姓利益。離任之際，端州百姓感其恩德，精心制作一方端硯奉送包拯，包拯聞之，婉言謝絕：“為官一任，理當造福黎民。包拯做了應做之事，百姓心意深領，然包拯尚若收此一硯，又與勒索何異？”

一方端硯，微乎其微，然而，那是百姓心甘情愿的奉送，折射出百姓對清官好官的充分肯定；拒收一方端硯，也沒啥了不起，然而，小事中卻反映出為官之道的高風亮節(jié)。其實，古國千年，不乏為官清廉者。盛唐有魏征，大宋有包拯，明末有海瑞，晚清有林則徐，無一不是清正廉明的好官。當然，各朝各代的貪官污吏也大有其人，他們以權謀私，貪贓枉法，巧立名目，橫征暴斂，無所不用其極，和珅就是他們的典型代表。

和珅其人，“貪”是他的最大特征。和珅的一生，就是利用乾隆對他的寵信，建造財富金字塔的一生。嘉慶四年，和珅被抄家問罪，賜白綾自盡。據(jù)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的《和珅犯罪全案檔》記載，抄家時，僅從和珅家抄出的赤金就有580萬兩，其他價值連城的金銀珠寶器皿佩件等3萬余件，房地產(chǎn)、銀號當鋪、古玩字畫、作坊倉庫等150多處，房屋3000余間，地畝8000余頃。和珅個人所擁有總資產(chǎn)高達11億兩，相當于當時清政府約15年的國庫收入。

清官自清，如包拯海瑞，無論面對巨大財富賄賂，還是面對百姓善意饋贈，都會潔身自愛毫不動搖。貪官自濁，如和珅之流，變本加厲地貪墨受賄，明搶暗奪已到“雁過拔毛”的程度。

從包拯到今天，其間大約間隔1000多年。千年來，人們用各種文學手段，褒揚包拯等清官，因為他們確確實實是父母官，屬于恭儉為民的好官。從和珅到今天，距今大約200多年，人們用各種文學手段，貶斥和珅等貪官，因為他們掛羊頭賣狗肉，利用職權欺壓百姓，屬于貪贓枉法的污吏。

楊清棄濁，人心所向，社會發(fā)展所需。中國共產(chǎn)黨歷來反腐倡廉，從毛澤東殺李青山的那一刻起，就在黨內敲起了警鐘。60年過去，警鐘長鳴，卻總有些為官者視若罔聞。老一批“雙軌”下馬，新生代卻變本加厲，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勢。何故？信念的迷茫、法制的衰退。

西方“金錢萬能”的社會理念和人生觀日漸深入，終與東方“有錢能使鬼推磨”的非主流意識接軌，滋生出“一切向錢看”的怪誕風向。這股怪風吹散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吹歪了相當一部分共產(chǎn)黨人的信仰，吹滅了他們?yōu)楣伯a(chǎn)主義而奮斗終身的精神。共產(chǎn)黨人這一光榮稱號，再也不是一部分共產(chǎn)黨人為民服務的動力，而成為他們爭權奪利的資本和光環(huán)。

明法嚴典，歷來是治亂之舉。我們有黨紀國法，可“尚方寶劍”明明懸掛在頭頂，卻偏偏還是有人鋌而走險呢？難道是“法不責眾”，或者“刑不上大夫”？毛澤東能夠因高官貪污百元而果決殺之，現(xiàn)時那些貪污受賄千百萬元的高官污吏，憑什么還能悠哉悠哉！人民的血脂血膏被他們侵占揮霍，他們難道不應當付出沉重代價？文強殺得好，大快人心，撥亂反正，就當如此。

今天，當我們鉤沉清官包拯“不持一硯而歸”的歷史史事時，深深為清官的自律自勉精神而感慨。尚若為官者都如此，何愁四海不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