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的治國者把國家強大遠遠放在民眾富足之前，強調(diào)“國強民安”，而非“國強民富”。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饑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這已是最大的善政。

常有朋友問，中國上下兩千年，主流的經(jīng)濟理論是什么？我常拿兩個人舉例。一個是商鞅（前３９０年—前３３８年），一個是孟子（前３７２年－前２８９年），他們相差１８歲。

商鞅在秦國主持變法，前后長達二十年，造成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的治國思想中有強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戰(zhàn)的特征。

商鞅對商人階層不但毫無感情，而且視之為仇讎。在他當國之時，國家管制了礦山開發(fā)、糧食買賣和旅店經(jīng)營，自由商人幾乎被消滅。他對知識分子也非常仇視，他認為國有“五害”：儒家學者、商賈、隱士、手工業(yè)者和勇士，他在《農(nóng)戰(zhàn)》中說，“有這些人存在，敵人來到，一定打敗仗，敵人不來，則一定很貧窮。把這些人趕走，敵人不敢來，來了也會被打敗。去討伐別國，一定能戰(zhàn)勝，不去討伐，則一定能富足。”

商鞅把人民的貧困與無知看成是國家兵源和社會穩(wěn)定的必要條件。他極端地認為，人民不但不應該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絕對不能富足。在他看來，理想的狀態(tài)是讓人民始終處在同樣的貧窮線上，家里沒有一點多余的糧食（“家不積粟”），以保持饑餓進取的精神面貌。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怯和民愚，這樣人民通過重刑或重賞可變成勇敢而兇猛的戰(zhàn)士。

在商鞅看來，打仗是第一要義，戰(zhàn)爭是讓國家強大和穩(wěn)定的最好辦法。在《靳令》一文中，他說，“國貧而務戰(zhàn)，毒輸于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zhàn)，偷生于內(nèi)，有六虱，必弱”。總之，窮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這種“把戰(zhàn)爭進行到底”的戰(zhàn)略下，秦國成為戰(zhàn)國列強中最可怕的國家。

商鞅的強國之術堪稱中國歷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殘酷的一種，是一次激進的國家主義試驗，在經(jīng)濟模式上則體現(xiàn)為“命令型的計劃經(jīng)濟”。在他的治下，秦國成為了一個讓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國”，舉國上下蔓延著極端功利主義的進取氛圍。

后世將商鞅歸為法家。與他同一時期的孟子則有全然不同的治國思想。他是儒家自孔子之后的第二個重要思想家，號稱“亞圣”。當孟子在齊、梁等國游說之時，商鞅正在秦國大行變法之道。

孟子常年在東方各國游走，那里的政治文明呈現(xiàn)百花齊放的自由化狀態(tài)，與西北的鐵血秦國形成鮮明的對比。孟子強調(diào)仁義治國，“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他更提出民眾比國君更為重要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些在商鞅聽來，肯定是可笑的無稽之談、禍國妖言。

在土地政策上，孟子的理想是回到井田制，他特別欣賞那種各守其職、疾病相扶的集體生活。稅賦政策上，孟子提倡實施富民政策和減輕賦稅。他的“薄稅斂”包括：商舍不征稅，也不征貨物稅、房地稅和無職業(yè)者的人頭稅，只征單一的農(nóng)業(yè)稅，即相當農(nóng)民收獲九分之一的勞動地租。

商鞅與孟子的思想迥異，是思想史上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景象，這兩人實際對歷史的影響也耐人尋味。

孟子終其一生郁郁不得志，對時局衍變幾無作用，但是他所主張的儒家學說在戰(zhàn)國末期漸成主流，在秦以外的六國地位被廣為傳播和接受，商鞅之后的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說，“世之顯學，儒、墨也。”

相對比，商鞅長期被視為“異端”，在知識階層，以談論商鞅為恥。但是，他徹底改變了戰(zhàn)國乃至后來中國的政治生態(tài)，以兩千年的歷史跨度而論，商鞅的治國理念被頑強地延續(xù)下來，他的核心經(jīng)濟理念被眾多的獨裁者所沿襲，在很多朝代，實際上呈現(xiàn)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

商鞅的那種極端主義思想，在后世已成絕響。不過必須指出的是，后來的治國者們，盡管再不敢像商鞅如此說的直白、干的決絕，卻也并非沒有效尤者，至少有兩個理念頑強地留存了下來。第一，不能讓民眾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潛意識卻一直存在了下來，最終變成了一種系統(tǒng)化的愚民政策。第二，歷朝歷代的治國者把國家強大遠遠放在民眾富足之前，強調(diào)“國強民安”，而不是“國強民富”，所謂“安”者，年份好的時候，有口飯吃，饑荒到來的時候，不餓死，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義”的幽靈從來沒有從中國消失過，這些都是值得警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