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文公碑》（上，待續(xù)）

    《鄭文公碑》即《魏兗州刺史鄭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鄭道昭為了紀(jì)念其父所刻。書寫者是鄭羲的兒子鄭道昭。當(dāng)時鄭道 昭是兗州刺史，剛開始刻在天柱山巔，后來發(fā)現(xiàn)掖縣南方云峰山的石質(zhì)較佳，又再重刻。第一次刻的就稱為上碑，字比較小，因為石質(zhì)較差，字多模糊；第二次刻的 便稱為下碑，字稍大，且也精晰，共有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但并沒有署名，直至阮元親臨摹拓，且考訂為鄭道昭的作品后才受至重視。

　　鄭文公碑的筆畫有方也有圓，或以側(cè)得妍，或以正取勢，混合篆勢、分韻、草情在 一體，剛勁姿媚于一身，堪稱不朽。結(jié)體寬博，氣魄雄偉。清代包世臣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 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是“真文苑奇珍也”?！?br>     南北朝時期，雖然國家分裂，戰(zhàn)亂頻繁，但是在我國的書法史上卻是一個極其光輝燦爛的時期。特別是北朝之書，以魏為最盛。當(dāng)時人重以好文，喜潤色金石，故刻 碑之風(fēng)蔚然。于是刻石、碑碣、墓志、塔銘、刻經(jīng)、造像、摩崖等競相爭艷，各種風(fēng)格、面目的楷書書體在這隸楷錯變的蛻化演進(jìn)的過程中呈現(xiàn)出一種千巖競秀、百 卉爭妍的局面。近一百余年來隨著碑碣墓志的大量出土，隨著金石考據(jù)的日益重視，隨著包世臣、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理論上的提倡，隨著一大批書法家的躬身實 踐，繼帖學(xué)之后研究碑學(xué)之風(fēng)至今猶盛不衰，北魏書法逐漸煥發(fā)出迷人的魅力，在多如麗天繁星的北碑之中，《鄭文公碑》是一顆最耀人眼目的明星。

　　《鄭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東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陽，無碑額，二十行，每 行五十字；下碑在山東省掖縣云峰山之陰，五十一行，每行二十九字，上下碑的內(nèi)容基本相同。《鄭文公碑》傳為北魏光州刺史鄭道昭所書，他為了傳述其父鄭羲的 功德而于魏永平四年（511）刻于摩崖之上。下碑有“滎陽鄭文公之碑”碑額七字。

　　鄭道昭（455-516），鄭羲次子，字僖伯，自稱“中岳先生”，據(jù)《魏書》 載其“少而好學(xué)，綜覽群言”，“好為詩賦”。歷官至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國子監(jiān)祭酒、秘書監(jiān)及光、青二州刺史。孝明帝熙平元年卒，贈鎮(zhèn)北將軍、相州刺 史，謚“文恭”，其在任光州刺史期間，“政務(wù)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其所書《鄭文公碑》以古樸淳厚的篆法為主，參以方筆隸意，筆調(diào)凝煉，如古松蟠 屈，體勢開闊雄健，神采奕奕。包世臣《藝舟雙楫》贊其書“篆勢、分韻、草情畢具”，以至去天柱、云峰觀摩刻石者接踵，而購得拓片者相以為榮。清葉昌熾評其 書曰：“鄭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論經(jīng)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lán)縷進(jìn)入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剸犀兕，搏龍蛇，而游刃于虛，全以神 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nèi)，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此雖過譽之論，但亦可以看出此碑影響之大。近代著名書家沈尹默先生則 謂：“通觀全碑，但覺氣象淵穆雍容，骨勢開張洞達(dá)，若逐字察之，則寬和而謹(jǐn)束，平實而峻肆，樸茂而疏宕，沉雄而清麗，極正書之能事。”可見《鄭文公碑》在 北魏書法中的重要地位。

　　《鄭文公碑》傳無宋拓本。乾隆年間，桂馥尋蹤訪碑，始有拓本傳世，今選用初拓 本影印出版，公諸同好，或可裨益于志于楷法者深造而登堂奧之妙。                        （一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