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劍銘

zhoujm@yygov.com zhou_jm@gmx.com

摘要：算法是知識形式的最終核心，但算法的本質問題一直困擾著整個算法理論領域，這個問題反映在哲學上就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對立和糾纏。算法成為算法策略，從理性工具轉向批判理性，工具理性轉向價值理性，是從自然科學理論轉向社會人文領域的復雜過渡領域；價值與理性的自然一致就是中國理性；在中國文化的視域中，可以全面地理解從算法、策略……一直到社會政治行為的不同層次中的變易統(tǒng)一性，使工具理性與人文關懷的統(tǒng)一性成為現代儒學的科學發(fā)展觀。

一、算法理論與問題世界

“算法”是所有“知識”理論中最純粹的知識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工具理性”（韋伯術語）的最終代表，在哲學上意義上可以說，知識和知識理論所有的根本性部題都最終地表現在算法理論中。算法和計算機理論已充份揭示了所有的可以通過計算方式解決的問題最終都是通過“機械步驟”完成的（“丘奇-圖靈論題Church—Turing’s thesis”），因此在這種意義上，“算法”這個詞的最終含義就是指用機械步驟完成的“計算”，實際上，現代計自機理論中的0和1 這兩個符號就代表了純粹的“步驟”，只是古典意義的“機械”一詞現在由純粹的算法符號替代了，在純粹符號的意義上，0和1 就是一種純粹的“步驟”關系（在算法理論中，1 是真正的“自然數”——“真數”，通常的十進制自然數只不過是真數1的人類方便表達方式）。“機械步驟”這個概念內涵實時線性進行的意義，在經典意義上，宇宙只有唯一的時間，實時時間沒有并行性，所以可計算意義上的算法具有線性本質性，這是“算法”這個概念所具有的“可計算性” 的最終意義。當然問題不會這么簡單和純粹，可以線性計算解決的問題只是我們的問題世界中極少的部份，因此可以線性計算解決的問題（“可計算理論”）遠不是算法理論的全部，算法理論真正的深度問題是可計算性本身是一種什么樣的性質，這實際是一個關于我們的世界的問題，這也就是追問，不可計算的問題具有一種什么性質，在哲學意義上，也就是探問可計算的問題與不可計算的問題是如何構成我們的世界的。算法（可計算性）和不可計算性問題的本質只能由哲學探索，但它們具體表現在算法法理論中，特別是以計算機理論為基礎的現代算法理論中。

算法是解決問題的，但我們的問題世界即有可計算解決的問題，也有更多的不能直接以可計算性的計算方法解決的問題，更糟糕的是存在這樣的情況，一個問題能否以計算方式解決無從判定，這種問題對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理論是一個最大的挑戰(zhàn)，甚至隱含著對人類智力的叩問，這已經牽涉到對我們的世界存在性的哲學了，在科學領域中，這種以算法為核心的所有問題成為“算法理論”。

算法理論成為了知識理論的基本理論，這首先就是由于現代計算機技術和理論導致人類認識和知識的迅速擴展的結果，我們人類所面臨世界以一種全新的的問題世界的面貌表現出來，我們人類的世界的重心從自然哲學的視域中日漸轉入人文和文化的境域。由此反映在現代算法理論中的不僅是可計算性這個經典概念的本質問題，更是我們問題世界的本質問題，

在算法理論中，可計算性的問題不成為主要的問題，這是因為可計算意義的算法本身就表達了這類問題的可計算性質，真正成為問題的是不可計算性的性質，不可計算性是由不可計算性問題表現的，不可計算問題成了真正的主角，這是因為一個問題能否計算（或不可計算）必須事先判定，現在的問題在于這個判定也成為一種算法，就是說不可計算問題的判定是以（可計算）算法這個工具處理的，由此看出這里有復雜的層次問題，最困難的還有一層：這個判定問題本身以不可計算性這樣一種性質表現出來。

通俗淺顯地理解，不可計算性可以作兩種情況理解，一是時間意義上的不可計算性，一種是空間意義的不可計算性，前者從深度上看算法問題，具有純粹性，后者從廣度上看算法問題，具有實用性，但是這兩方面不是獨立可分，只是同一理論的不同表達。

二、NP-hard問題

在經典意義上，我們的宇宙實時時間是唯一的、線性的，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時間，可以稱為“實時時間”，這即可以指我們人類續(xù)存的歷史時間，也可以指一臺算法計算機（圖靈機）不停機運算下去的情況。我們常說計算機能在一瞬間做出無數人世代也不能完成的工作，這并不是說計算機具有更快的時間，計算機本身只有一個和我們同樣的實時時鐘，只不過是計算機極大限度地利用了實時時間，我們都知道計算機具有極高的內部時鐘頻率，這就是極快的“機械步驟”。我們的宇宙特別是我們人類世界是多種多樣形式同時共存的，計算機并不能實時同時地處理這種現實的多樣性，通常所說的并行計算機的意義只是指機內計算任務并行，即同時干非常多的事，從算法的角度看，人和機器的區(qū)別只是并行任務分解的程度和層次不同，數字電子計算機的巨大能力正在于極快的時間頻率和非常多的任務并行處理能力，但這只是“實時同時性”而非同時實時性，計算機只是把實時多樣性通過形式遞歸和選代納入到實時線性計算過程中。(所謂的模擬計算機卻具有實時-同時性的非線性意義。)

所謂時間上的不可計算性就是針對我們宇宙的實時性而言，這里有三個層次，第一層，在可計算性基本意義上，一個問題有確定的答案而且能在機器實時時間內得到這個答案，這樣的問題是可以事先判定的，一個能行算法不僅表明這個問題可以得到確定的答案，而且算法在自身的意義上就己經判定這個問題是可計算的，算法理論中稱這種問題為P問題，這是人們在常規(guī)意義上使用計機進行計算的情況。第二層，一個問題是否可以由線性算法實時地到解決本身成為一個問題，這種情況發(fā)生在尋找一個問題的算法遇到很大的困難的時候，這時就產生了的對這個問題本身的疑問：這個問題存在算法嗎？算法理論稱為’判定問題”，實質是，這個疑問的本質是算法產生問題，即對這個問題的算法產生出現了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相比較，第一層的問題是算法如何構造的問題，第二層則是“問題的問題”，在算法理論中這種問題的問題稱為“判定問題”，判定問題同樣需要一個算法進行實時計算判定，大體上說，算法理論上稱為NP問題，由此看出P問題和NP問題不是同一層次（NP問題包含了P問題）?，F在就有了第三層次上的更困難和復雜的問題，因為NP問題也要由算法解決或判定，即NP問題是否就是P問題或能由P判定——NP=P？這就是算法理論中著名的NP-hard 理論。

這樣的問題時間深度上的表現往往在是非常復雜的，比如為解決某復雜個問題而必須的算法本身的自身復雜性超過了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復雜性以至于計算機無法勝任，通常上這樣的問題通常歸結為無限長的實時時間問題，這就進入哲學領域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們之所以以這樣的方式層層展開問題和問題后的問題世界，是因為我們有了現代計算機并且依靠和信任計算機的強大計算能力，我們能夠和必須把我們人類的大腦無法勝任的越來越復雜的問題不斷地推給我們引以為現代文明的代表的計算機，但所有的問題——從可計算性到不可計算性的巨大復雜性和困難——似乎也是由計算機帶來的。（“智慧出，有大偽”——老子 BC～575）

三、非線性算法

從第二個方面看不可計算性，就是從一般數學理論的廣泛角度看這個問題，引用數學理論中與“線性”相對的術語“非線性”，我們可以將與(可計算的) “線性算法”相對的情況稱為“非線性算法”，所謂非線性是由數學和物理學中高次相關關系構成的。

在算法理論中，問題的高次相關關系表現為多元對象的多重組合的復雜性，這種意義上的非線性是一種多元組合相關的整體性。這種復雜的內在整體性質在現代學術理論中已有很多的表現，比如，現代學術理論中，大量使用的“multi- agent”這個詞與矩陣（matrix）這個詞就具有這種廣泛又而特殊的使用意義，令人感興趣的是，西方人常在不大知道這些概念的精確定義的情況下而多少有些隨意地廣泛使用它們，而中國人難有對這些概念的中文精確對譯詞，因此非常關注它們的精確意義，這也反映了文化的差異性在學術理論中的表現。這二個詞基本上都含有多重組合的整體性這樣一種復雜性的意義，比如agent或agency有專門的和綜合的中間層次的意義，如proprietary agent專利品、intelligence ageney情報局、Indian agency 美印第安人事務局、physical agent物理因數、biological agency生物能因等；multy-agency通常是指多種、多次的或重復的出現的意義，但實際應用中，有以不同形式、方法、道路同時出現的復雜組合意義。matrix 基本意義是母體、基體、間質等，如porous matrix多孔基體，但它的特殊意義是多重靜態(tài)或動態(tài)的復合組織，數學中矩陣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廣義地說數學中的矩陣可以是任意維數的數組，因此matrix強調組合結構在動態(tài)中的嚴格關系性，multi-agent則強調組合選擇性或最優(yōu)性。這種同時存在的多重組合整體關系中產生的算法意義，不是線性組合能表現的，往往是即沒有精確定義的一個問題整體性對象，也不可能期望得到確定的、精確的解答，只能有最優(yōu)方案的解決途徑，通常稱為“組合優(yōu)化”。

高次相關性實際上在物理過程中是普遍地表現出來的，比如作為矢量的速度與為標量的路程長度相比就是一個高次相關的物理量，直接建這在種物理過程上實現的算法就是物理算法（比如作為物理算法理解的“螞蟻算法”等）。“物理算法”的物理性質如色、彈性、磁性、重力等，往往成為了物理算法本身的一個參數化的算法性質。(另專述)

這樣，非線性算法理論實質上就隱含非線性對象這樣一個哲學意義上的概念，基于這一點上理解，借用計算機語言和程序理論中一個常用概念，“非線性算法”是“面向問題”的，相比較之下，“算法”這個經典概念可以認為是”面向過程的。實際上，整個數學理論中的大量內容都是非線性問題，數學領域中所有的高次相關性就是與線性相關相對的非線性，比如，數學理論中的微積分就是與線性方法的純粹性并稱的非線性方法的典范，微積分方法以無限逼近的線性得到了非線性確定性，這是數理論的一個高峰（“只有自然數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其余的都是人的作品”——L.Kronecker1823-1891）。

四、從算法到算法策略：啟發(fā)式算法與“摸著石頭過河”

可計算的方法特別是復雜的計算方法只是人類智力和知識發(fā)展到一定程度上產生的，數學和計算知識發(fā)展的高度專業(yè)性就完全說明了這一點，但某門專業(yè)性只是是人類社會相對狹窄和后出現的部份，人類世界的發(fā)展歷史比人類計算技術的發(fā)展更悠遠廣闊，計算技術和算法理論的發(fā)展能否趕上人類自身和人類社會的發(fā)展本身就是一個不可計算問題，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人類首先是依靠非可計算性質的智慧解決生存和發(fā)展問題的。現代計算機技術和算法理論的迅速發(fā)展使人類具有了更強大的線性計算和并行處理能力，并且有了對不可計算性問題更深的理解，現在我們可以在更高的視域中考察我們過去難以理解的問題和人類為解決這些問題所作的努力的背景和理論基礎。實際上與“可計算性”這個概念相對的“不可計算性”在“可計算性”這個意義上是悖論，即“不可計算性”是對“可計算性”的否定，因此不存在“不可計算性”這樣一種“（可計算）算法”，但是人們仍然利用計算機這種算法機器去解決不可計問題，在計算機理論中，就產生了這種專業(yè)性的理論，簡要地說，通常這個課題是以犧牲算法這個概念內涵的確定性為代價轉而尋求問題的有限的即最優(yōu)解決方案，將不可計算的問題轉化為可以有限計算問題，然后由算法機器實時計算，這統(tǒng)稱之為“啟發(fā)式算法”（heuristics）

啟發(fā)式算法實際是一種依靠計算機的實時計算能力解決不可直接計算的問題的策略，“啟發(fā)”這個詞就意味“策略”，這已成為算法理論中一個與實踐緊密結合的領域，啟發(fā)式算法這個概念大體表示如何去建立一個可能解決的途徑，而不是肯定并如何找一個確定存在的精確解。因此啟發(fā)式算法所面對不是問題的解，而是這個問題本身，這個問題的解是未確定的，在算法的開展中涿漸形成，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計算機語言中才有“面對對象”語言與“面對過程”語言這種的區(qū)別，可以簡要地說，“面向過程”面向確定的結果，本身是過程，而“面向對象”面向不確定的結果，本身是策略。

啟發(fā)式算法這個概念在通常使用中還比較含糊，計算機算法理論中大量對困難問題的解決途徑大都歸結在啟發(fā)式算法這個名義下，如遺傳算法、進化算法、退火算法、貪吃算法、人工神經網絡方法等等。

啟發(fā)式算法概念和理論的展開說明算法理論從一種純粹的工具理論向人文主體方向的發(fā)展，這也是知識和知識理論發(fā)展本質性的趨勢，這個本質是深深隱藏在算法的本質之中，以悖論的形式不斷地表現和被揭示出來，這即是作為工具理性的本質自身無法克服的，但也是知識自身的發(fā)展的必然方式，所謂悖論不悖。但從工具理性角度或從西方文化的視角很難看清這種本質性的悖論和悖論不悖的道理，這種困惑充份表現在算法理論的發(fā)展進程中，在現代計算機技術和理論的驅動下，可計算性和不可計算性之間的糾纏不是更清晰了而是關系更復雜，算法理論大體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這是工作在這一個領域的科學家的普遍感到的迷茫和苦腦，現代計算機理論和算法理論迫切需要一種內在一致性的統(tǒng)一理論，但是科學家們很難理解這種困難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類首先和主要是依靠非專業(yè)性的技術自然生存和發(fā)展的，即使是現代社會，人的智慧、機智仍是與技術工具相對優(yōu)越的生存本領，“策略”一直是人類社會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智力行為，在中文里，“策略“的主要意思就是事先的通盤考慮準備執(zhí)行的周密計劃，中國古代用竹片或木片記事、著書，單片稱為簡，成編的稱為策，“單執(zhí)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左傳·序 疏）； “略，經略土地也”（說文），經略就是巡行，管理?！肮?，吾將略地焉”（左傳·隱公五年），這些意義與算法理論意義上的“啟發(fā)”這個概念的用法相吻合，引入算法策略的骨涵，因此“策略”可以理解為在現實社會中對不確定對象或形勢中尋求解決問題的一般方法。策略即不確定的對象，又面臨不確定的形式，所以具體方法的產生（策略產生的策略）就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實際上，許多啟發(fā)式算法都是基于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基本思想，啟發(fā)式算法的基本思想是在得到確定解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尋求最可能好的解決，在具體方法上就是不確定性的搜索，這不是以一種確定的方法（算法）進行目的搜索，而是搜索一種可能達到最優(yōu)解的方法自身并得到最優(yōu)解，啟發(fā)式算法中有關旅行路徑搜索的算法就具有這種意義上的代表性：所要尋找的（最優(yōu)）路徑本身是一種旅行策略，而要得到這條最優(yōu)路徑的方法則是策略的策略，這是在搜索路徑時不斷地改進搜索方法而產生的，所以這是在雙層意義上“摸著石頭過河”。當然，作為算法理論的策略與作為現實生活的智慧的策略仍是有區(qū)別的。

“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民間智慧，可以有很多的理解方式，已成為中國當代歷史轉折時期一個國策，在意識形態(tài)上這是一種政治智慧，即政治策略，作為一種政治策略，是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即為具體的政治目標來尋找解決政治危機的方法。“摸著石頭過河”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即以暫時擱置意識形態(tài)中的無法消除的論爭的策略，以保護意識形態(tài)的穩(wěn)定，以進行具體政策的調整。但從算法思想考察，“河”是被河水掩蓋的河床，是一種全局的不確定性，所以“過河” 不是指達到彼岸而是指在不確定性全局中的行動策略，這一種是社會發(fā)展理論，社會現實總是不確定性的，“摸著石頭”就是摸著身邊可以依托的石頭，“摸著石頭過河”就是從社會現實出發(fā)探索最可能的道路，在這種情況下，充許試錯、修改、調整，以求得得到最優(yōu)的目的。因此這與政治策略不同，政治策略“過河”是達到即定的政治目的，而不是探索現實中可以接受的目標，所謂最優(yōu)目標是指現實可得到和可接受的最好目標，這里的區(qū)別是，最優(yōu)目標不是決定論的無限未來的理想。由這里的分析可以看出，政治策略是“面向過程”工具理性，即政治權術，“摸著石頭過河”作為一種政治口號的提出不失為一種政治智慧。而作為社會發(fā)展理論理解的理論策略則是“面向對象”的，這里己經具有非純粹工具理性的價值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摸著石頭就是“啟發(fā)”，“啟發(fā)”引入了價值因素。算法作為工具理性，不存在歷史價值前提，所以啟發(fā)式算法的開始點往往是隨機的，相比較之下，社會發(fā)展理論不等同于工具理性，社會發(fā)展理論的本質是價值，比如社會現實中的人的生存狀態(tài)，環(huán)境、歷史和傳統(tǒng)等就是價值，這種價值是社會現實之“河”中最根本的“石頭”，這才是真正的國情，通常把政治策略中所面對的政治現狀解釋為國情，是政治策略與社會發(fā)展理論兩種概念上的混亂。

五、理性與理性工具

算法最集中地表現了客觀性與程序性的品質，算法理論堅持了這種理論的科學探索精神，成為了人類理性最銳利的理論工具，人類的理性也就是人類自身的存在意義，人類的理性如何同時成為自己和自己的工具，是一個非常困惑人的問題，這個問題的直接提出就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對立（Max Weber 1864-1920），對于現代人而言，科學與理性幾乎同義，因此這樣的問題自然也導至對科學究竟是什么這樣的詰問，把科學與人文的對立性推到了前臺，緊跟著的就是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類自身價值的疑問。

在社會學的意義上，人是社會行為意義上的人，并且是由是理性支配的行為人，“社會學應該稱之為一門想要解釋性理解社會行為、并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的科學。同時‘行為’應該是一種人的舉止，如果而且只有當行為者或行為者們用一種主觀的意向與它相聯系的時候。然而‘社會行為’應該是這樣一種行為，根據行為者或行為們所認為的行為的意向，它關聯著別人的舉止，并在行為的過程中以此為取向?！保f伯，經濟與社會，何譯 P.40）

社會學從人的行為的過程和影響方面研究社會，即主要關注人的行為與理性的合成關系，因此社會學家可以按行為的目的和動機與理性或非理性的關系進行分類：“如同任何行一樣中，社會行為也可以由下列情況來決定：1。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作為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2.價值合乎理性的，即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舉止——倫是的、美學的、宗教的或作其它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 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3.情緒的，尤其是感情的，即由現時的情緒或感情的狀況；4. 傳統(tǒng)的，由約定俗成的習慣。”（韋伯，經濟與社會，何譯P.56）

與社會學不同，行為本身的理性性質成為科學研究中的問題，就是說，科學并不關注人與理性的生存關系，而只是把理性作為行為的一種品質，人與理性的生存關系是科學無法關注的前提性問題，就是說在科學自身的品質上將這樣的問題排斥在價值領域，所以康德解釋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干自己的不成熟狀態(tài)。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tài)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康德 歷史批判文集p.17”）因此科學本身并沒有啟蒙性，科學是作為工具而為啟蒙所用，人們并不理解啟蒙的本質才是價值，而將科學本身認定為具有價值本質，這是文藝復興運動以后的廣泛存在的一種誤解，科學只是直接把人類的合理性行為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即以理性為前提而去研究理性行為的構造。韋伯理解的“合理性”就是指通過人的理性而行為去達到目的，所以他將人的理性按使用的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形式合理性，強調方法與對象的合適性和方法自身的效率，即工具理性；另一種是實質合理性，強調動機和目的的價值的合理性，即價值理性。前者忽視動機和目的價值合理性，強調過程自身的有用性、有效性（效率）即通常所謂的功利性，價值理性則從動機合理性出發(fā)，追求人自身的價值，排斥功利，往往忽視效率。由此可以看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并不在同一個層次，這正是造成理性與理性工具相互沖突而又纏繞難分的要本原因，通常人們將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對等對立的看待，但對等關系不是沖突就是統(tǒng)一，無法真正地解釋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關系，這也正是造成了對這兩個概念之間復雜的關系的許多誤解的原因。

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相互纏繞和沖突的情況實質只是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層次關系表現，這在歷史上是真實的存在。比如法國的啟蒙運動基于自身傳統(tǒng)的價值理性（自由、平等、博愛、人民主權等），卻崇拜英國政治制度、實證科學、商業(yè)和工業(yè)所代表的經驗主義傳統(tǒng)的工具理性，伏爾泰、狄德羅、霍爾巴赫等反擊宗教勢力，掀起了啟蒙運動，但盧梭的宗教精神卻最終主導了法國革命，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對等對立的理解下，人們并不能真正解釋這些歷史事實中的矛盾性和必然性。

人的意義就是理性，人類社會是對人理性的直接喚醒開始的，古埃及關于人的斯克芬斯之謎的暗示、古希臘太陽神廟的銘言“認識你自己”，都以人自己的對自己的理性認識為警示，西方哲學最先以此為開端，于把人的理性理解為知識形式，成為把理性化為工具理性的開端，而與此對立的價值理性不過是以工具理性形式出現的理性自己而已，蘇格拉底一方面宣示“認識你自己”，同時又說“德性即知識”隱含了兩者之間的迷惑；當柏拉圖解釋善是知識和真理的源泉時，是說人能通過理性認知善的理念，這實質上表達了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不同文化關系；亞里士多德直接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暗示了理性與人的工具性的分裂。但在世界的另一方，中國古人并不眩耀知識，而是注重心靈的自我覺醒，理性基于人性，這是中國理性的根基，是“人”的理性的自覺。

六、批判理性

只有哲學才能在最深的層次上探索知識后面深藏的秘密。哲學是人的自覺，是理性自身價值的反思，與此不同，作為工具理性的反思就是理性批判。但是以知識理性為本底的西方哲學的自身性質并不能真正分離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所以在西方哲學史中，本體論、存在論、認識論、闡釋學、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經驗主義、人本主義、實證主義、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相互纏繞對立，以分類原理為最強大的理論系統(tǒng)方法對哲學流派的分類幾乎無成系統(tǒng)，西方哲學家似乎永遠在追求和反抗與哲學本身的文化本質不相容的最終的科學原理，他們仍然沒有領悟哲學永遠是自己的元哲學這個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真正關系。

知識和知識本質問題在哲學中先是以認識論的方式出現的?？档拢↖. Kant, 1724-1804）最先提出了他稱之為先天綜合判斷的一般知識原理（純粹理性），他認為時間、空間、因果性等最基本的知識范疇是先驗的，先驗范疇整理經驗成為科學定律和理論，先驗范疇這個概念表達了以牛頓為代表的經典力學的絕對時空觀念的哲學思想，但康德無法真正追問先天范疇有無起源，最終把知識與人文之間的鴻溝留給上帝的統(tǒng)一性，在西方哲學家們的內心深處，絕對理性就是永遠的上帝。近代科學給人類社會的巨大影響使實證主義思潮興起，孔德（A.Comte 1798-1857、（馬赫E. Mach 1838-1916）等以科學實證精神排除所有的先驗性和絕對性，為現代物理學理論的誕生作了去魅的思想準備，科學實證精神普遍化到所有的知識領域。傳統(tǒng)哲學正在經受懷疑，非理性主義思想泛起，而哲學方法和作為最根本的工具的語言成為哲學中的主要對象，現象學、分折哲學等成為現代哲學領域中的主流，同時，對社會、人文的哲學性關注成為學術理論中的大趨勢，新康德主義的過渡未成正果，以理性和知識為對象的批判理論層出不窮，文化理論開始成為熱潮，社會學在科學與人文交互的迷茫中迅速成長，在科學與人文的沖突與纏繞之中，對工具理性的直接考察使哲學和科學中分化出更專門的科學哲學……這一切使現代知識份子手忙腳亂。

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認識到歸納法并不能歸納出分析方法所依據的普遍規(guī)律，從而使科學有理由拒絕形而上學，“懷疑”有幸成為科學的前提，科學自身所據的方法分析和演繹成為了科學自立的基石，但實證方法本身開始受到懷疑，“工具理性”成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對象，這不是非理性主義對工具理性的反對，而是工具理性對工具理性的批判，可以稱之為批判理性。波普（K. Popper, 1902-1994）提出了“科學”就是從猜想開始的（自身歷史）探索過程，科學在不斷地否定、證偽、反駁、排除中發(fā)展。法耶阿本德（P. Feyerabend, 1924-1994）也認為，科學作為探索性、創(chuàng)造性的研究是創(chuàng)造性的方法，科學家可以用任何方法來試探（怎么都行）。此后，拉卡托斯（I. Lakatos 1922-1974）將此推進為精致的證偽主義——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他認為科學思想的核心是不容易放棄的，科學研究的理論綱領在比較、競爭中修補、發(fā)展。庫恩（T. Kuhn, 1922-1997）則明確提出科學的發(fā)展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常規(guī)科學理論具有科學共同體共同遵守的一套思想范式，包括世界觀、方法論、基本理論、基本概念等，科學真正進步發(fā)生在常規(guī)科學產生自己無法克服的疑難成為科學范式的危機，這里不是證實、證偽或修補的問題，思想范式具有不可通約性，必然發(fā)生科學革命，但革命最終的是人的革命（格式塔轉換），而實際上發(fā)生的科學范式革命總是以人的換代為代價實現的。上述這些這些理論現在己經廣為接受，這表明對科學作為一種工具理性的的考察、批判的層次不斷深化，對科學的本質的批判不斷地推向價值、人文視域，整個傳統(tǒng)科學體系已經松動，邊際學科、交叉學科不斷涌現，名種流派、理論紛陳，但問題不是更明確，而是離真正的問題似乎更遙遠。

批判理性繼續(xù)深化到哲學思想中，并大肆侵入到社會科學、人文領域，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點：原本是使世界祛魅的啟蒙理性已經完全工具化、技術化，社會中的人被對象化，被分類科層化，學者們試圖尋找一種新的途徑重新建構人類世界的價值觀來克服工具理性與人的對立，文化理論、心理學等成為新的發(fā)掘前沿，從知識的產生的心理過程出發(fā)出現了建構論，而且建構主義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且是一種實踐，所有這些，在康德未完成的先驗原理與現代科學理論之間不斷發(fā)掘出了新的前沿，但所有這些都似乎只是一個開始時，真正與工具理性相對立的價值理性仍不知為何物。

七、從工具理性到人文關懷

波普批判歷史決定論（“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主要是從人類的歷史進程不同于自然現象以及科學方法的有限性進行分析的，其實，歷史決定論的本質就是將工具理性直接應用于人文社會過程，歷史決定論以所謂的“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為理論工具，進行社會總體的控制和改造的革命，在科學性的名義下，造成了工具理性對價值的直接剝奪，它給人類社會帶來的災難大過自然現象給人造成的困難和災害。對社會發(fā)展問題，波普主張通“逐步的社會工程”，這實際上也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的社會發(fā)展策略。“逐步的社會工程” 以“盡量減少可以避免的疾苦”為原則，這是針對“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边@樣的社會整體目標而言的, “增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弊鳛楣髁x的基本主張，只是經濟學的一個社會理論前提，而不是經濟學中的一個科學定律?！霸鲞M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弊鳛樽杂芍髁x的基本思想，是一種社會價值，而不是一個政府管理目標，所以波普認為 “最大幸福”與柏拉圖的“至善”、“最美好的國家”以及現代的共產主義社會一樣都是烏托邦理想，是不能證明和檢驗的，因此并不屬于科學；社會進步的方向只能在現實社會中探索，波普主張采取具體可行的措施，解決社會現實中最嚴重、最迫切的禍害問題，盡量減少人民可以避免的痛苦，社會就在解決問題中逐步前進。消除人民的疾苦是實現可以操作、檢驗的，這與科學活動中證偽一樣，但科學理論與社會人文有本質性的區(qū)別，科學與人文的對立在科學理論中并沒有得到最終的消解，社會發(fā)展也不等同于社會工程，一種現存的社會制度要接受一種社會發(fā)展的科學理論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革命。

現代所有的文明成果離不開工具理性，但工具理性是以消蝕人的價值為代價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就是當代人對人的生存狀的覺醒，克服工具理性的負面作用的根本方向是人文關懷，人文關懷就是對人的生存狀況——身與心的關懷，對人的尊嚴和生存環(huán)境的保衛(wèi)，這才是實現人的價值，人文價值本身可以表達為理想，但最多只能表達為激勵精神的口號，如自由、平等、博愛，人民……（人民當家作主、為人民服務等等），因此，人文價值只能保衛(wèi)而不能制造，人文價值也不是工具理性能實現的，人文價值沒的具體量化指標，人文價值本身沒有可操作性，現代人從企業(yè)到政府都崇尚科學管理，科學管理就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的強大能力是精確的目標與嚴格的程序，這對創(chuàng)造物質財富是高效率的工具，但對價值實現無能為力，因此，把價值分解為目標，具體化為行政管理方式，只能為虛偽的形式提供泛濫的溫床，敗壞道德，毀滅價值。

對于一個社會而言，保衛(wèi)人文價值的實現是通過轉化為國家體制形式保證的，即憲政保證的國家體制，因此人文價值是由政府的產生決定的，而不是由政府自己直接宣稱或作為行政行目的為表現的。人文關懷體現在所有的政府行政執(zhí)行過程之中，但不是具體的管理目的和行政指標，人文關懷不是創(chuàng)造功跡，估算成績，而是保衛(wèi)人的尊嚴而消除對人的禍害，為因此政府不是去施予恩慧、創(chuàng)造功跡，而是禁止擾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在行政行為中體察個人的痛苦，消除禍害，在政府行政之中，實現公共服務的普遍便利，體現人性關懷。

人文關懷雖然不能由管理實行的，但是科學的管理可以實現人文關懷，這正是現代管理的一個核心理念?！翱沙掷m(xù)發(fā)展”是對以功利為直接目的社會動員的拒絕，但現代文明不能倒退，如何使在高度發(fā)展的現代人類文明中保衛(wèi)人的價值，如何在強大的工具理性中體現人文關懷，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課題，對中西方文化都是一個嚴重和考驗。

中國文化的特質就是自身性的價值理性，在中國文化境域中，中國理性具有自身的價值，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理性完全區(qū)別于工具理性，中國思想以“智的直覺”洞幽察微，“天人合一”的中國理念引導價值的文化化，這就是中國理性的本質性。中國理性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儒學最主要的特征，比如作為儒學的主要理念——“仁”就是文化化的價值，因此仁不是目的、不是目標，不是模范，在孔子對仁的所有言說中，沒有仁的精確定義，沒有仁或仁人的標準，甚至談不上規(guī)范的仁的行為方式，仁生于內心，貫徹于人生，體現在對人對事的態(tài)度之中，仁是普遍的、平等的、淺近的，實踐的，仁在生活中；仁高于生命，仁也是崇高的，是大人、偉業(yè)；仁具有教化的遞進性，當然也是艱難的、努力的，差等的；仁是人性的超越，表現為人的文化素質，仁就是人的文化化，中國文化的動力性甚至外化為中國人的氣質性。在這些意義上，現代人所期望、所追求的人文關懷也就是仁的現代實現。

中國文化傳統(tǒng)所深蘊的價值是當代人類社會發(fā)展一個最重要的資源，“半部論語治天下”不應當是一個笑話，如果把在政治綱要中能區(qū)分政府性質與行政管理，以人文關懷作為政府的性質，在政府行政中體現人文關懷，就是社會發(fā)展的最優(yōu)起點。

二○一○年三月 客居于東莞長安沙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