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清朝的社會經(jīng)濟與貨幣流通

我國清朝的封建統(tǒng)治得到鞏固后，立即采取措施，恢復社會生產(chǎn)，發(fā)展社會經(jīng)濟。

首先是獎勵墾荒，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對有主荒地，由原主開墾，政府給優(yōu)惠，三年不收稅；對流民不論原籍本籍，編入保甲，開墾荒地，發(fā)給印信執(zhí)照，永準為農(nóng)，從而促進了全國農(nóng)業(yè)生的恢復與發(fā)展。公元1662年（清圣祖康熙元年）統(tǒng)計，全國有耕地5493萬頃，到公元1685年，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全國耕地增長到607.9萬頃。直隸京畿、太湖、長江三角洲、鄱陽湖地區(qū)，都已成為主要產(chǎn)糧區(qū)。興修水利，同時治理黃河，公元1662~公元1676年，清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四年的十多年間，黃河決口多達60余次，到了公元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黃河兩岸被淹農(nóng)田日漸復耕作，黃河下游水患大體摸清。后又修治了淮河和永定河。然后是開發(fā)礦業(yè)，發(fā)展生產(chǎn)，清朝對采礦業(yè)，實行獎勵政策，廣東羅定、海陽和陽山的鐵、鉛礦，廣西南丹、賀縣的錫礦，四川邛州、蒲江的鐵礦，湖南衡州、永州兩府的銅、鐵、錫、鉛以及貴州的水銀鉛礦，山東萊陽與陜西臨潼的銀礦，河南涉縣的銅礦等，都陸續(xù)得到開采。鼓勵發(fā)展手工業(yè)。清朝對發(fā)展手工業(yè)實行物暢其流，民便為要的寬松支持政策，從而促進了全國手工業(yè)的恢復與發(fā)展。鐵器鑄造業(yè)，大城市漢口有鐵行13家，蕪湖有鋼場數(shù)十家，山西陵川有鐵鋪12家。棉布染織業(yè)方面，在江蘇常熟、蘇州、廣東佛山等地的染坊、織布作坊都有可觀的數(shù)目。糧食加工業(yè)方面，全國在各個產(chǎn)米區(qū)都有較多的碾米作坊。制茶業(yè)方面，在全國各產(chǎn)茶區(qū)，都有加工制茶的作坊。其余像制糖業(yè)、制瓷業(yè)、造紙業(yè)、木材加工業(yè)，全國各地都有很大的發(fā)展。

清朝時期商業(yè)繁榮，在東北主要發(fā)展土特產(chǎn)人參交易，在吉林、黑龍江新建城市8座，遼沈地區(qū)新建城市15座；在長江以南，揚州、蘇州、南京、杭州、廣州、漢口等城市的工商業(yè)最為發(fā)達，除此之外，浙江的烏青鎮(zhèn)、濮院鎮(zhèn)、楓涇鎮(zhèn)，江蘇的平望鎮(zhèn)、震澤鎮(zhèn)、南翔鎮(zhèn)，江西的景德鎮(zhèn)，廣東的番禺、東莞，四川的成都、重慶等等大小城鎮(zhèn)，工商業(yè)都已相當興盛。舊城市的發(fā)展和新城市的興起，是清朝城市發(fā)展的兩大特點，當時天津已擁有70萬人口，廣州城內(nèi)居民有90萬，珠江上的帆船經(jīng)常有5000多只。從商品銷售來看，全國茶葉銷量，公元1685~1725年，由15.8萬引，增加到49.6萬引，40年增長2倍；食鹽銷量，公元1653~1733年，收376.2萬引，增加到523.4萬引，80年間增長近40%；全國絲出口公元1741~1831年，由278擔，增加到8560擔，增加近30倍。在發(fā)展對外貿(mào)易方面，清朝的對外貿(mào)易規(guī)定是沿海廣東、福建、江南、浙江、山東與直隸省船只可以自由貿(mào)易，在江南、福建、浙江、廣東四省設海關，管理來往船只，征收稅銀，直隸、山東、江南、浙江、廣東各省，取消一切海禁，所以清朝的海外貿(mào)易發(fā)展非常迅速。

首先在貨幣外流方面。清朝的貨幣在對外方面大體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國同國外在政治、經(jīng)濟、文化上的正常交流，而使一部分錢幣很正常地流出到國外；另一種是由于外國的經(jīng)濟侵略和掠奪而造成的錢幣流出國外，這是一種不正常的情況。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過陸路與鄰國的經(jīng)濟往來，而使貨幣流出國外；一是西北邊貨幣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馬爾汗和布哈拉是清朝與中亞各國貿(mào)易的中心。二是西南邊，貨幣流出到克什米爾、不丹、孟加拉、尼泊爾等國。這些國家出產(chǎn)的披巾、棉花、皮革、煙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鏡，換走了中國的一批又一批錢幣。三是南邊，貨幣流出到越南、暹羅、緬甸，這些國家的棉花、食鹽、羽毛、黑漆、銅砂、象牙、獸角，也換走了中國一批又一批錢幣。四是東北邊，貨幣流出到朝鮮，兩國之間一向“往來相善”，“或東或西，聽民所往”，清朝的錢幣也隨著商人流出國外。再就是通過海上貿(mào)易，貨幣流出到日本、朝鮮、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圣祖康熙年間，中國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規(guī)定“內(nèi)陸商民船至朝鮮者，除原禁貨物外，聽其發(fā)賣回籍”；琉球到中國的船只，最多到過5艘，運送來的多為海產(chǎn)。在南邊，貨幣流出到印度、緬甸。從中國港口出發(fā)的大商船隊，每年都到達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緬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貨幣流出到馬來半島；從馬來半島，北走可以到達暹羅、越南，南走可以到達蘇門答臘、爪哇，東走可以到達婆羅洲、菲律賓群島，中國帆船開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達到250只，“中國帆船來臨的季節(jié)，新加坡的市場便大大活躍起來”。除此之外，清朝貨幣還流出到其他亞洲各國。

以上都是正常的貿(mào)易往來和貨幣交流，而從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開始，就變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國主義的經(jīng)濟入侵，把大量鴉片輸入到中國，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鴉片這種毒品輸入我國后，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們更加昏怠腐敗，又在經(jīng)濟上使中國清朝對外貿(mào)易順差變?yōu)槟娌?，造成大量白銀貨幣外流，這種情況在嘉慶、道光年間最為嚴重。每年有三千多萬兩的白銀貨幣流出國外，這對清朝政府來說，也是一個嚴重的經(jīng)濟負擔：公元1810年，清嘉慶十五年，嘉慶帝在詔書中驚呼：“鴉片煙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驟長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賊軀命，大為風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后“一有緝發(fā)，即當按律懲治，并將其煙物毀棄?！?/p>

清朝時期，社會上圍繞著貨幣大做“文章”；發(fā)放高利貸．就是圍繞貨幣所做的“文章”之一。而在清朝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早期銀行的各種形式，這些票號經(jīng)營兌換業(yè)務，發(fā)放貸款等，貨幣成為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一個工具。

清代地主階級剝削農(nóng)民的方法是發(fā)放高利貸。據(jù)史書記載：公元1666年，清康熙五年，山西有一農(nóng)民，向地主借了二兩九錢，折合銅鑄制錢約4800多文，在還不起債的情況下，被迫到地主家當雇工，“以工抵債”，在地主家一共干了三年半，抵折債務后，分文不剩。廣西有一農(nóng)民，借地主高利貸白銀五兩四錢，但結局更慘，因無錢還債，這位農(nóng)民和妻子二人只好到地主家“準折為奴”，但仍還不清債，積欠本息白銀變成五兩六錢，地主索債，強迫這位農(nóng)民的弟弟和弟媳二人，到地主家“準折為奴”。除此之外，農(nóng)業(yè)高利貸，還以“典當雇工”和“年限女婿”、“配以婢女”的雇工形式來剝削農(nóng)民。印子錢是清朝時期高利貸中的一種形式，放債人以高利發(fā)放貸款，本息到期一起計算，借款人必須分次歸還，每次歸還都要在折子上蓋一印記，所以人們就把它叫做“印子錢”。據(jù)《清史稿·張照傳》記載：“民間貸錢征息，子母相權，謂之‘印子錢”。

在我國清朝，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進步，民間資本的發(fā)展，經(jīng)營貨幣這種特殊商品的單位機構，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而且他們經(jīng)營著各種業(yè)務。

錢幣匯兌業(yè)務，這是今天各家銀行普遍辦理的一項主要業(yè)務。“匯兌”，在我國唐朝叫“飛錢”。在我國清朝，匯兌業(yè)務大權沒有掌握在我們中國人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和英國散商及美國商人手中。從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中看出，我國清朝時期的廣州，大約在18世紀60年代初，就已經(jīng)開始辦理匯兌業(yè)務。到了18世紀70年代中期，在我國廣州和英國倫敦之間的匯兌業(yè)務，已經(jīng)成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經(jīng)營的主要業(yè)務；18世紀80年代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從我國廣州向英國倫敦開出的匯票，一年之中，達到110多萬兩，到了19世紀初，每年開出的匯票，增加到250萬兩左右。后來，美國商人也參加進來，在我國當時的廣州，也大力開辦匯兌業(yè)務；公元1831年～1832年，清宣宗道光十年到道光十一年，美國商人帶到我國廣州來的匯票達248萬元，公元1832年～1833年，清宣宗道光十一年到道光十二年，便猛增到447萬元，增加了一倍多。

貨幣放款業(yè)務，這種貸款業(yè)務，也是今天各家銀行重中之重的一項業(yè)務。這種放款業(yè)務，在我國清朝時期，它不是中國人向自己的中國商人放款，而是英國的商人向中國的商人放款，并向中國商人收取高額利息。據(jù)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記載，英國商人大約在17世紀末就已經(jīng)向中國商人放款。英國商人對中國商人放款，是為了鴉片走私，是為了對中國進行經(jīng)濟掠奪。據(jù)史書記載，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9世紀初為了支持中國鴉片經(jīng)紀人走私，經(jīng)常給這些經(jīng)紀人以小額的放款；英國商人對中國商人放款的利息非常高，一般的是年息18％—20％，最高的達到40％。公元1779年，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統(tǒng)計，中國行商累積拖欠英國商人借款380萬元，其中的本金只有180萬元，其余200萬元，都是英國商人計算變利，用“息變本，本再生息”的辦法滾上去的。

貨幣承兌匯票業(yè)務，承兌匯票業(yè)務，也是今天各家銀行都在辦理的一種業(yè)務。這種承兌匯票業(yè)務，是由付款商人開出匯票，交給收款商人，收款商人在規(guī)定的期限內(nèi)，向付款商人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領取現(xiàn)款，但付款商人必須在事先取得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承兌”現(xiàn)款的“承諾”，指定的銀行或公司集團在對付款商人付出現(xiàn)款進行“承兌”、“承諾”之后，再向付款商人收取一定的“利息”：公元177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有中國商人，為了支付英國商人的貨款，就曾經(jīng)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設在廣州的賬房，以向英國倫敦簽發(fā)“承兌匯票”的形式，給予借款。公元1817年清嘉慶二十二年，中國的另一個商人黎光遠，欲從印度購進棉花，但是沒有錢，只好請求英國東印度公司賬房，以向孟加拉簽發(fā)“承兌匯票”的形式，給予借款。

中國人辦貨幣匯兌業(yè)務是在公元1821年，清宣宗道光元年，晉商山西平遙人雷履寬開設了一家“日升昌票莊”，這是中國第一家專門經(jīng)營匯兌業(yè)務的“票號”；它的前身，就是清朝嘉慶年間的“日升常顏料鋪”。而中國人辦銀行業(yè)務是在公元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在我國上海成立“錢業(yè)公司”，或者叫“錢莊”；“錢莊”就是銀行的初級階段。到了公元1845年，清宣宗道光二十四年，英國人在我國香港和廣州設立了“麗如銀行分行”；公元1848年，清道光二十七年。這家銀行又在上海開辦了“東方銀行分行”。

官銀錢號是清朝初年朝廷官辦的一種金融機構，公元1662年—1735年期間，也就是在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搞起來的，起初叫“官錢局”、“官錢鋪”。當時主要是兌換銀錢，調(diào)節(jié)錢價和傾熔銀鋌，后來慢慢擴展到經(jīng)營貨幣兌換，代理省庫，從事存款、放款、匯兌、貼現(xiàn)、購買生金銀等業(yè)務。

票號是清代經(jīng)營貨幣匯兌業(yè)務的信用機構，當時，有的人管它叫“票莊”、“匯號”、“匯兌莊”。公元1821年之后，也就是清宣宗道光初年，山西平遙縣日升昌顏料莊，改名后組建日升昌票莊，這可能是清朝時全國最早的一家票號。第一家票號搞起來之后，在山西的平遙、祁縣、太谷縣，又有不少商人集資開設票號，從此，票號這個行業(yè)，變成了山西人的獨占，所以人們又統(tǒng)稱之為山西票號。票號有獨資的，也有合伙出資的，資本金從幾萬兩到二三十萬兩不等：票號行業(yè)一般存儲在總號，各大城市再設分號，但不另給資本金。山西票號業(yè)務活動的中心在北方，但南方也有。當時山西票號的總號有30多家，在各省設立的分號有許多家，后來，在日本東京、還有新加坡，都設有分號。我國清朝的票號，信譽很高，內(nèi)部管理嚴格，嚴守秘密，所以不少貴族、官僚都愿意把自己的私蓄錢，存放在票號里；票號也發(fā)放貸款，主要對象是錢莊、典當、富商，對沒有資金實力的一般商人則不發(fā)放貸款。

錢莊是我國清朝辦理貨幣存放、匯兌的一種信用機構。它是從經(jīng)營銀、錢兌換業(yè)務的錢攤慢慢發(fā)展起來的。長江流域和東南各大城市，都叫“錢莊”；北京、天津、沈陽、濟南、鄭州等 地，叫“銀號”、“錢鋪”；徐州、漢口、重慶、成都也有叫“錢莊”的，也有叫“銀號”的。在鴉片戰(zhàn)爭前，錢莊可以簽發(fā)“莊票”，上海商人在購買豆、麥、棉花、棉布時，用“莊票”支付貨款，“莊票”可以收劃銀錢，實際在市場上和貨幣一樣，起到了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作用。

(二)、清朝錢幣的鑄行

清朝自從努爾哈赤稱國號為金于東北，至清朝最后一個皇帝宣統(tǒng)帝溥儀退位，共有295年。

早期滿族長居在東北長白山地區(qū)，世代以畜牧漁獵為生，并與當?shù)貜氖罗r(nóng)耕的漢人相處融洽，這時努爾哈赤以祖上十三副遣甲起兵，通過不斷的兼并爭斗，勢力遂漸強大，終于統(tǒng)一了滿族各個部落，并于明朝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建國號金，史稱后金，建元天命，稱天命汗。并鑄行錢幣，共有滿文，漢文兩種，滿文錢面文譯作“天命汗錢”，此錢依老滿文寫成，讀法由穿左讀起，至穿右，再上下讀。方孔圓錢型，仿明小平錢，銅色赤暗，鑄工較劣。漢文錢“天命通寶”與“天命汗錢”同時開鑄，錢文直讀，錢背無文，書法較差。由于當時滿人多不用錢，得到錢后，大多用作裝飾品，佩戴于衣帽之上，袍襟之前，據(jù)說可避刀槍，以至后代鑄錢時，分發(fā)給士兵佩帶，直到順治，康熙時仍有這種情況。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努爾哈赤去世，子愛新覺羅·皇太極在其他幾位貝勒的公推下于九月登上汗位，改元天聰元年鑄行滿文錢“天聰汗錢”，依老滿文寫法，背文仿明“天啟通寶”大錢，在背穿上或穿左鑄滿文“十”字，穿右書一兩。有粗字，細字二種，此錢傳世不多，較為罕見，而其中以細字者最少，為極罕見品。當時滿清所管轄的滿蒙部落，大都不用錢，而是以畜牧多少計算財富的，市場上也以物易物，有錢也視同玩物。使用錢的大都是從華北一帶移居到關外的漢族農(nóng)民，也是以耕地為生的，用錢也不迫切。努爾哈赤父子戰(zhàn)領遼東后，這些漢人被滿族貴族歸為佃農(nóng)或成為奴役，錢的使用更無關輕重。其實迫切需要錢的是商人，但他們?nèi)藬?shù)上不多，經(jīng)營上也不受滿人重視，所以“天命”“天聰”兩代鑄錢，政治上的作用要遠大于經(jīng)濟上的需要，所以數(shù)量少，流傳不廣，是正常的。                   

                                  (一串)

公元1644年，清軍攻入關內(nèi)，清愛新覺羅·福臨至北京，即皇帝位，改元順治，成為清世祖。在北京設鑄錢局鑄錢，于工部、戶部開設寶源局、寶泉局，后隨著天下統(tǒng)一，在各地開錢局，并鑄“順冶通寶”。在清軍剛入關時，充許明錢流通，但不久即嚴禁使用明錢及其它古錢，獨行清錢。順治年間對制錢成分有明確規(guī)定，即銅七成，白鉛（鋅）三成，為合金，稱之為“黃銅”，一千銅錢稱為一串，年鑄一萬二千串稱為一卯即每開一期的額定數(shù)稱為“正卯”，正卯以后凡有加鑄數(shù)稱為“加卯”。順治錢制形式未能統(tǒng)一，按照背文可分為五種，也就是在錢幣界享有盛譽的“順治五式”。

一是仿明朝錢式，面文“順治通寶”，皆為光背無文。采用這種形式，主要是適應關內(nèi)群眾的需要，也便于新舊錢之間的兌換。

二是仿會昌開元錢制，錢背文紀地紀局。如“戶”“工”為寶泉、寶源泉兩局所鑄。其它有“臨、宣、延、原、西、同、荊、河、昌、寧、浙、東、福、陽、襄、江、薊、廣、陜、云”等。錢重一錢二分。順治八年錢重改為一錢二分五厘。清朝初期制錢重量不斷變化，順治通寶錢漢字錢的大小輕重差異較大。有的錢局開鑄時間短，開鑄不久即停鑄，所以有的記局記地錢數(shù)量很少，其中“延”、“宣”、“薊”，存世甚少，極為罕見。

三是權錢錢也叫一厘式錢，即在背面除有局名外，穿左邊鑄有“一厘”二字，比前一種少了“延、西、荊、襄、云、五局”，“一厘”是指權銀，一文銅錢折銀一厘，一千文銅錢值銀一兩，此錢從順治十年時鑄行，到十七年停鑄。各局所鑄不盡相同，大小輕重有變化。

四是滿文錢，面文為“順治通寶”漢文，背文則用新滿文，穿左右滿文為“寶泉”或?qū)氃?規(guī)定每錢重一錢二分順治十四年因停外省鑄錢，因此僅在北京鑄行。

五是滿漢文錢，面文“順治通寶”漢文，背文紀局名改為穿左為滿文錢局名，穿右為漢文錢局名，順治十七年，戶部商議決定重開各省錢局，除寶泉、寶源兩局所鑄制錢仍為滿文錢局外，其它各省錢局所鑄錢背文都為滿漢文錢，共有十二局：即“臨、寧、原、宣、同、江、東、河、薊、昌、浙、陜。”此種錢式制作較好。鑄量最多，存世也較多。

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清世祖去世，康熙帝繼位。只保留戶部寶泉局和江南省江寧局鑄“康熙通寶”制錢，其余各局停鑄。后于康熙六年各省恢復鑄行，此后又相繼停鑄行。康熙通寶錢鑄行時間長達六十年，鑄量較多，但版本較簡單，北京寶源，寶泉兩局沿“順治通寶”滿文錢式，背文滿文，其它各地錢局所鑄，背文滿漢文局名各一字，民間為方便記憶把這錢錢局名串成了一首詩“同福臨同江，宣原蘇薊昌，南河寧廣浙，臺桂陜云漳”此外還有“鞏”、“西”兩種，但數(shù)量不多，要收集全不易?？滴跬▽氬X有大小兩種，重量也有變化，起初每文重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減為一錢，四十一年時又改回一錢四分，并規(guī)定每千文兌銀一兩。同時推出一種輕錢，每文重七分，千文兌銀七錢。促使銅錢重量不斷變化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要維持一個銅錢兌換一兩白銀的規(guī)定，此規(guī)定創(chuàng)于元朝，經(jīng)明朝，民間已習慣，到了清初時，因為每年白銀輸入量增加，銀價下降，同時銅產(chǎn)量浙減，而銅價不斷上漲，錢價因此增高，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因錢價上漲而相對減少，購買力同時下降，生活成為問題。政府也因為這些原因要竭力平抑錢價，使老百姓的購買力提高，解決生活問題，使社會穩(wěn)定。二是對付私鑄，順治康熙兩朝，因內(nèi)戰(zhàn)不斷，銅的生產(chǎn)運輸都成問題，民間缺銅，供不應求，銷錢為器是有利可圖的，政府雖一再規(guī)定嚴禁，但因有利誘，仍有鋌而走險之人，每年毀于私鑄的數(shù)以萬計，影響很壞，而私鑄情況就更嚴重了。清政府雖用嚴刑厲法對之，但仍未收到好的效果。于是政府一方面嚴令二品以下官員不得私藏銅器，各寺廟不得鑄造銅像及法器，同時增加錢的重量，使私商無利可圖。又鑄造輕錢，使老百姓方便周轉流通。到了康熙中后期，雖然表面上太平盛世，但因為人口增長加速，生產(chǎn)增加則有限，物價無法降低，農(nóng)民一年的收入，只能免強溫飽而已，但凡遇到天災人禍，便難以維持，康熙帝本人也因此常自嘲：“康則康矣，熙則未必”，生產(chǎn)上不能增加，社會財富便不能增加，僅僅依靠平抑物價等手段不能使國民收入增加，而當時的清政府只能做到這一點，只能用增加減少錢的重量以抵制私鑄。

“康熙通寶”滿文錢式中有十二地支套錢，為福建省造，現(xiàn)存世有“子、丑、寅、巳、未、申、酉、戌”八種。此外康熙通寶錢中有一種異品，后人稱為“羅漢錢”。此錢比通常的“康熙通寶”略小，為京師寶泉局造，此錢“熙”字有異筆，錢銅色金黃，鑄作精良。關于此錢傳說很多，一是說因為康熙年間西部邊境發(fā)生叛亂，朝廷派大將年羹堯前去平定。因軍響難以為繼，正一籌莫展時，有一寺院僧侶主動獻出寺內(nèi)所有銅器和十八尊金身羅漢以作鑄錢用。年大將軍因此感動，命鑄錢時故意留了點“小秘密”，以便日后回收重塑佛像，但事情泄露，也就無法回收了。另一說是在康熙六十大壽時，戶部寶泉局用金羅漢鑄錢，并將這種錢放在寺廟羅漢的腹內(nèi)充做佛贓，在皇帝壽辰時分贈給各級官員以作紀念，等等?？滴踉谖涣荒辏泿虐l(fā)行量很大，所以“康熙通寶”傳世較多。

康熙于公元1772年去世，清世宗雍正即位。雍正帝即位后，仍以杜絕私鑄，平抑物價入手，防止白銀外流，實行銅錢緊縮政策。于雍正元年鑄行“雍正通寶”，沿康熙四十一年制，錢重一錢四分，力求精美標準，大小分二類，大錢與“康熙通寶”大錢相仿，小錢直徑2.4厘米，當時全國共有二十多個錢局，都是康熙時局，雍正規(guī)定一省只設一個錢局，于四年時，改山西局為寶晉局，山東局為寶濟局，臺灣省局為寶臺局等等。九年時又在江南增設了江寧寶安局，在西南分別設立了四川寶川局，貴州寶黔局，湖北寶武局等，又停撤了臨、清、宣府、薊、同、等局，一省一局的政策最終得以實現(xiàn)，私鑄情況也有減少，后來西北戰(zhàn)事擴大，西南邊鑄也發(fā)生叛亂，戰(zhàn)事頻起，雍正十一年時，再次實行銅錢減重，變?yōu)槊课囊诲X二分，后清朝百余年制錢重量要求沒有變化。順治通寶錢背文格式，一律按照前朝寶泉、寶源泉錢式，背文穿左為滿文“寶”字，穿右為滿文錢局名，其中“川、桂、陜、福、臺”等，極少見到。由于雍正帝錢法嚴謹，私鑄較少，所以雍正通寶制錢上都邊闊字正，形態(tài)工整。

雍正帝于雍正十七年死于熱河行宮，清高宗即位，改元乾隆。鑄行“乾隆通寶”要求仍重一錢二分，該錢書法鑄工都比雍正時更為精美。最初清政府仍繼續(xù)執(zhí)行通貨緊縮的政策。錢局較雍正時有所增減，首先在乾隆四年，停了寶河、寶鞏、寶濟三局，于乾隆五年時開寶福局，七年開寶桂局，十年開寶直局。乾隆朝以前的制錢不加錫，以銅、鉛、鋅配制，稱之為“黃錢”，在乾隆五年規(guī)定在鑄錢銅料之中加百分之二的錫，稱為“青錢”。官方說是為杜絕私錢，實則無異于減重。“乾隆通寶”版式很多，錢文方面京局的多用宋體寶浙局多用楷書，寶陜、寶順兩局用隸書，但大多數(shù)地方錢局用宋體。乾隆四十年時，私鑄情況日盛，各省官員出現(xiàn)盜鑄，政府對此無計可施，加上云南銅產(chǎn)量逐年遞減，導致銅價飛漲，鑄錢成本也隨之水漲船高。清政府繼而又采取了通貨緊縮政策，先后停鑄了寶直、大理、廣西、臨安等局，同時鼓勵商人從海外進口銅材。但是這些措施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私鑄雖有所減少，但官錢不見增加，民間交易缺錢，就出現(xiàn)了使用古錢的現(xiàn)象。到了乾隆五十年后，又相繼開了寶直等局，同時放寬了鑄錢的標準，所以導致乾隆后期制錢的質(zhì)量參差不齊，大不如初的情況。此外在乾隆朝時期在新疆出了“乾隆通寶”紅錢，是以新疆產(chǎn)銅為原料，在新疆地區(qū)鑄行的，此后各朝均有鑄行。

公元1796年，高宗讓位，仁宗登基，改元嘉慶，嘉慶年間，清政府允許百姓使用白銀，并且再次整頓錢制，增加鑄造量，鑄行“嘉慶通寶”，最初所鑄力求工整美觀，錢重一錢二分，面文仍用宋體，背文為滿文局名。但有背文于穿左用草書，穿左用楷書，有“福、壽、康、寧、桂”也有穿右為滿文“寶”字，穿右為楷書“福、壽、康、寧”連在一起為一種吉語，是錢局為吉慶所鑄之錢，也叫“吉語錢”，參與流通。在嘉慶年間，由于政府開支加大，官爐偷工減料，各地方錢局所鑄制錢質(zhì)量下降，造成有的文字不清，錢重減輕，錢體減小，錢質(zhì)低劣，等等，民間把這種制錢稱為“局私錢”以至到嘉慶末年，朝廷對此束手無策，下旨允許缺銅的錢局自行停鑄，如要繼續(xù)出錢，必須足重一錢二分，否則罪其省府。因此各省紛紛停鑄。市面上的銅錢有所減少，使得物價也跟著下跌了。

從順治到嘉慶是清朝的盛世期，社會生產(chǎn)較穩(wěn)定，在錢制上是明朝的延續(xù)，在發(fā)行制度上較前朝更加健全一些，所有皆為小平錢，有利于流通。

公元1802 年，清宣宗繼位，改元道光，鑄行“道光通寶”，錢制沿乾隆，嘉慶成例，道光年間，因為鴉片的非法輸入日漸嚴重，白銀外流加大，日甚一日，銀價上漲，以往千銀兌白銀一兩的情況不能維持了，道光二十五年御史劉良駒奏稱：“京中紋銀每兩易制錢幾及兩千文，外省則每兩易制錢二千二三百文不等?！便y貴錢賤，銅錢購買力下降，政府是賠本鑄錢。西南各省錢局不斷減重，由一錢兩分，減為七八分，民間私鑄錢更是減輕到三四分。道光二十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銀價暴漲，各省錢局發(fā)生嚴重虧損，紛紛停鑄。到道光末年，只剩下京師兩局，寶云、寶浙等幾局出錢，寶川、寶直、寶黔仍屬私鑄，是地方官員與錢局人員勾結鑄造。因而“道光通寶”制錢大小輕重不一，比較正規(guī)的在2.2厘米左右，輕小的就不一了，且相當普遍。

順治通寶 1644年 順治元年

1661年 康熙元年

 ( 道光通寶)1802年 道光元年1837年 道光17年

道光三十年，清宣宗去世，文宗即位，第二年改元咸豐，戶部準命各錢局鑄“咸豐通寶”制錢。三年推出“咸豐元寶”及“咸豐重寶”大錢，咸豐錢幣版本極多，有近千種。（詳見咸豐錢幣）

清文宗于咸豐十一年七月死于熱河，清穆宗繼位，改元祺祥，鑄有“祺祥通寶”、“祺祥重寶”而后改元為同治，于同治元年開鑄“同治通寶”制錢，面文仿宋，楷書都有，各地所鑄之錢參差不齊，輕重不一。

“祺祥”年號定于咸豐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廢于同年十月五日，短短六十九天，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短命年號。而祺祥錢也因此而鑄行時間短促，尚未流通，就被廢行了，因而傳世甚少，極難見到。祺祥錢分“祺祥通寶”和“祺祥重寶”，僅有寶泉局、寶源局、寶云局、寶蘇局有鑄?！办飨橥▽殹睆郊s2.7厘米，重一錢二分，面文楷書，順讀?！办飨椤敝貙殹皬郊s3.5厘米，重七錢四分，為當十錢，此錢做工較精整美觀，因存世較少為收藏者重視。

 咸豐錢幣

“咸豐”是清文宗的年號，咸豐年間正值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高潮時期。此時民怨沸騰，清政府為了茍延殘喘，在錢幣鑄行上大做文章，將財政危機轉嫁到老百姓身上。相繼推出“咸豐通寶”、“咸豐重寶”、“咸豐元寶”種類繁多的錢幣。

咸豐元年首先準備開鑄“咸豐通寶”制錢。由于鴉片戰(zhàn)爭、列強的掠奪和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的發(fā)生，錢局鑄造制錢已很難正常進行，很多省錢局實際上處于停頓狀態(tài)，即使開鑄，也是偷工減料 。因而造成咸豐通寶制錢精好者少 ，而粗制濫造的多，大都質(zhì)劣而輕小，或造成鐵錢、鉛錢代替銅錢。咸豐元年時，規(guī)定錢重一錢二分，至第二年，變?yōu)橐诲X，但具體鑄行大多輕于規(guī)定重量?！跋特S通寶”面文有楷書等，背文滿文局名有：寶源、寶泉、寶河、寶德、寶東、寶伊、寶濟、寶晉、寶陜、包鞏、寶蘇、寶浙、寶昌、寶福、寶臺、寶武、寶南、寶廣、寶桂、寶川、寶云 阿克蘇、寶黔，等二十四個局。其中寶臺、寶德、寶廣、阿克蘇等局數(shù)量極少。

此后在大平軍連捷，各地反清起義風起云涌下，清軍疲于奔命，清廷驚慌失措。這時，清朝的軍費開支大增，而稅額收入大減，再加上鴉片戰(zhàn)爭的影響，導致財政拮據(jù)，為了籌款繼續(xù)鎮(zhèn)壓太平軍，緩解財政危機，于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清廷被迫鼓鑄大錢?！洞箦X圖錄》說：“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軍務日滋，清餉不能繼，壽陽相國權戶部議，請鑄當十大錢，兼增鐵冶以供度支。旋推及當五十，當百錢。巡防王大臣續(xù)請鑄當五百，當千兩種。”說明咸豐大錢是在迫不行已的情況下鑄行的。“咸豐重寶”始鑄當十大錢，繼而又開鑄當五十、當百和當百以上，并令全國各省迅速鑄造推行。“咸豐重寶”鑄行情況十分混亂復雜，當值等次，大小輕重，鑄造材質(zhì)，鑄造工藝，文字書體，錢文等，在各局甚至在同一局監(jiān)內(nèi)鑄造時，都差異很大，以至有當值大小和錢體大小輕重倒置的，此外還有鐵錢和鉛錢。

為了能迅速推行大錢，咸豐鑄錢局數(shù)量上比前朝又有增加，并在原有寶源、寶泉和各省錢局外，又設立熱河寶德局，江蘇寶蘇局再設清江浦分局，新疆喀什局，還準許克勤郡王，設立捐銅局專鑄大錢，已停鑄的錢局紛紛恢復鑄行。咸豐大錢的當值有多種?！跋特S重寶”當十錢的鑄行最普遍，各開鑄大錢的錢局都有鑄行，鑄造量頗豐。其次是當五十，當百大錢，當五百，當千僅寶泉局、寶源局、寶鞏局、寶陜局、寶河局和克勤郡王等鑄造過。除上述幾種當值外，還曾鑄行過當五、當二十、當四十到當四百等大錢。寶文當十，當五十大多用“重寶”，當百以上用“元寶”。但有的錢局或用“通寶”重寶，或兼用幾種寶文。咸豐大錢的錢文書法，各局自成體系，差異明顯。

錠銀 咸豐元寶 咸豐元寶 咸豐元年 1851年

咸豐元寶 咸豐元年 1851年

咸豐重寶 咸豐元年 1851年 

咸豐通寶 1851年 咸豐元年

        （咸豐大錢）

寶泉局自咸豐三年五月起先鑄當十大錢，八月又鑄當五十大錢，十月增鑄當百、當五百、當千大錢。寶泉局咸豐大錢版本較多，書體變化較復雜，幣材有紅銅、黃銅、鐵、鉛等。

寶源局自咸豐三年八月始鑄當十大錢，十月開鑄當五十大錢，十一月又鑄當百，當千等，大錢幣材用水紅銅、黃銅、鐵、鉛等，版本、書體變化多，大小輕重差異較大。

江蘇寶蘇局處于清軍和大平軍對峙之地，鑄行來源受阻，加上再供給軍需開支，成為率先開鑄大錢的省份之一，咸豐三年始鑄咸豐當十錢，四年初開鑄當十以上大錢。后又開設清江浦分局，再鑄當十、當五十、當百大錢。后再增鑄當二十、當三十大錢，并鑄有鐵大錢。寶蘇局的咸豐大錢的折當?shù)却伪容^特殊，其鑄行的當二十、當三十大錢，全國沒有幾個錢局鑄行過。

咸豐錢尤其是大錢的版本極多，極其繁雜，歸結起來有以下特點：

一、幣值復雜，有當四、當五、當八、當十、當二十、當三十、當四十、當五十、當八十、當百、當二百、當三百、當四百、當五百、當千十五種。

二、重量變化大，因不斷減重而造成輕重倒置 ，最大的“元寶”達2.9公斤（江蘇寶蘇局），最小的“通寶”形似鵝服，不足1克。當五十的重于當百的，當百的輕于當五十的。

三、幣名復雜，一般“通寶”為小平錢，當百以下為重寶，當百以上為“元寶”，但有的省份不受約束，任意決定。

四、材料復雜，有青銅、黃銅、紅銅、紫銅、鐵、鉛等。

五、錢文復雜，字體有楷書、宋體、隸書等字數(shù)鐘。少的有六字，多的十余字。但咸豐大錢行用不久，咸豐四年便下令停鑄了當千、當百、四百、三百、二百大錢，并嚴查私鑄。因為大錢的鑄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停鑄是必然的。據(jù)《清史稿》記載，“大錢當千、當百、以折當過重，最先廢。當百，當五十緩廢?！?/p>

清代大錢除了咸豐大錢以外，還有同治、光緒兩朝大錢，咸豐大錢是與制錢相對而言的大額當值錢，是在鴉片戰(zhàn)爭以后，太平天國運動爆發(fā)，國庫空虛的形勢下，由咸豐強行推行的，大錢破壞了自順治以來一貫推行的制錢制度，以少量的錢幣材料，鑄成量當值高出制錢若干倍的大錢投入流通，以“虛錢”來代替“實錢”造成貨幣貶值。

3、太平天國錢幣
  1853年 清 咸豐三年

                              太平天國（楷書）1853年 清 咸豐三年 

                               太平天國（宋體） 1853年 清 咸豐三年

公元1851年（咸豐元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期間持續(xù)十六年，縱橫十五省。對滿清王朝進行了沉重的打擊，加快了滅亡，太平天國在其存在期間的鑄幣情況如何呢？

清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太平天國在南京定都后，遂頒發(fā)《天朝田畝制度》，制定了人口平分土地的辦法。力圖實現(xiàn)“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這一土地綱領雖未徹底實施，但對農(nóng)民奪回土地，不繳或少繳地租的行動加以保護，勒令地主富豪多交賦稅，減輕人民負擔，還是有力的“武器”。同時，太平天國還允許自由貿(mào)易，不準囤積居奇。財政上鼓鑄錢幣，實行經(jīng)稅政策。太平天國開始鑄錢是在咸豐三年（1853）七月，那一年在天京朝天宮開爐鑄造，設有專司其事的人，職同指揮。試制多時，終于在次年六月鑄造成功，開始發(fā)行。不久，在蘇州、杭州、紹興、嘉興、徽州、衡陽等地，也開始鑄行。太平天國錢幣材多種，主要為銅鐵，也有金銀，但很罕見，所有鑄幣，均不記值。面背文多變，有面為“天國”背“通寶”的；有面為“天國”背“圣寶”的；有面為“太平天國”背“圣寶”的；有面為“天國圣寶”背“太平”的，等等。

大平天國錢可分為八個種類：

一、最早鑄造的徑3.5厘米面文“天國”二字列穿上下，背“通寶”二字在穿左右，有楷體及仿宋字體二種，因傳世極稀，早年未為人知，近年始漸出現(xiàn)，有一種錢的面文直書“天國”二字背也直書“圣寶”二字，此一枚錢應為改制錢，此后天國鑄錢均稱“圣寶”二字，多發(fā)現(xiàn)于南京附近，也可能為初期所鑄。太平天國傳世有一鏤花大錢，可能是開爐，鎮(zhèn)庫之用，極罕見，頗為珍貴。

二、有一種極稀見之小圓錢，徑2.2厘米，緣郭整齊。面文直書“天國”二字，背文直書“圣寶”二字，形扁而潤，“天”字上劃特長寶蓋頭更潤，在南京附近多有發(fā)現(xiàn)，為第一種類稍后之錢。

三、楷書圣寶錢。錢文楷書，作“太平天國”，直讀，背書“圣寶”二字，直讀，因此也俗稱“真圣寶”，黃銅，闊輪。書法鑄工銅質(zhì)均佳。錢徑2.5厘米，2.8厘米，3.5厘米，較大的有5厘米的，銼磨精細，頗為美觀。另有一種大錢，文字銅質(zhì)與上類相似，可能為一時一地所出，是否為常用錢，則難以判斷。這一套“王品錢”在安徽，江蘇多有發(fā)現(xiàn)。

四、宋體圣寶錢。錢文排列式與前一類相同，只是錢文改用仿宋體，書法頗美，銅色發(fā)白，含錫量大，分量較優(yōu)生，而銼磨較差，從表現(xiàn)看來，略億砂銅，這一系統(tǒng)似有四等錢，窄輪大字，別具風格，多發(fā)現(xiàn)在湖南一帶，可能為太平軍將領所鑄。

五、隱起文背圣寶。錢文與前一類相同，背文“圣寶”二字橫列。書法隱起，闊輪，黃銅，也分為四等，比前套略輕，在湖南北部多有發(fā)現(xiàn)。

六、厚肉楷書太平天國錢，背文圣寶二字直列，書法平平，銅色較差，鑄工尚佳，有大小多種，但都為小平錢，只因減重而形成大小不一。

七、楷書橫列圣寶錢，其面文排列為，右“太”左“平”，上“天”下“國”。在我國古錢中，頗為獨特，背文“圣寶”橫列，書法一般。有大小兩種，其間略有差異。多在江西，浙江一帶發(fā)現(xiàn)。另有一面文上“天”下“國”右“圣”，背橫列“太平”者。

八、大平圣寶錢，面文“太平圣寶”，楷書順讀，背文“天國”，橫書。有大小兩品，黃色泛白。數(shù)量較多，多發(fā)現(xiàn)于南京一帶。太平天國錢幣是我國近代史上的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但因現(xiàn)今大平天國錢幣偽作太多，魚龍混雜，給錢幣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因難。

                            （同治重寶） 1864年 同治三年

錠銀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同治錢因鑄錢虧損等原因，鑄行很不正常，時鑄時停，現(xiàn)常見約有寶泉、寶源、寶蘇、寶浙、寶鞏、寶昌、寶川、寶桂、寶直、寶云、寶東等局錢，其余皆少見或僅見樣錢。同治年間僅鑄行了當十以下大錢，開鑄的錢局有：寶源、寶泉、寶云、寶鞏和新疆阿克蘇等局，大小輕重也不一，新疆局及寶鞏局曾鑄有當五錢，新疆寶伊局有當四錢。同治時期本就鑄錢不多，民間又普遍使用白銀，而且外國機制銀元的輸入頗多，且成色制度均有保證，使用頗方便，故而銅錢的使用也就日見減少了。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清穆宗去世，慈禧太后迎立自己的胞妹（醇親王福晉）的兒子入繼為帝，改元光緒，先后鑄行過“光緒元寶”和“元緒重寶”，“光緒通寶”，通寶制錢鑄于公元1875-1908年之間，錢重從開始的一錢逐步減至八分，最后減至六分，該錢書法為楷書，此外寶福局也鑄過篆文錢，光緒通寶錢背文為滿文記局名，也有星月紋，字有寶河、寶真、寶津、寶云、寶黔等，還有銘“千字文”者（即背穿上各見“千字文”中一字，為宇、宙、日、月、往來等字）。另外在戊子年（公元1888年）出過一種背穿左為“戊子”右為“河”字的戊子錢。光緒十五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廣東從英國購買的機器制造我國歷史上第一批機制幣，不再為方孔圓錢形狀了，此后相繼在各省推廣實行，遂步取代了“方孔圓錢”。

光緒帝于三十四年十月，（公元1908年）去世，此前一天慈禧太后去世，醇親王之子溥儀繼位，改元宣統(tǒng)，為封建社會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統(tǒng)年間，全國各省幾乎都已停鑄制錢，僅寶泉局鑄過一種重一錢的“宣統(tǒng)通寶”小平錢，數(shù)量也不多，分為大小兩種，新疆地區(qū)有“宣統(tǒng)通寶”紅錢，以及寶廣、寶福兩局出過機制幣。寶泉局所出的大錢直徑在2.4厘米，小樣錢直徑1.8厘米，因為溥儀登基時只有3歲，加上錢也不大，因此民間把此錢稱為“小宣統(tǒng)”、“小宣統(tǒng)”面文書法為楷書，背文為滿文局名?！靶y(tǒng)通寶”是我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的最后一位帝王鑄行的最后一種方孔圓錢。方孔圓錢的鑄行從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鑄行“半兩錢”到“宣統(tǒng)通寶”結束，經(jīng)歷了兩千年的歲月，是我國乃至世界鑄幣史上的一個奇跡。

2、新疆紅錢        

                                   (新疆紅錢)

從乾隆時開始，清政府對新疆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進行了有效的控制，對于當?shù)赜缅X形制也作出了規(guī)定。新疆錢幣以紫銅（紅銅）為原料，錢呈紅色，因而稱之為“新疆紅錢”，背文用滿文，還有用維文的。自乾隆朝開始，經(jīng)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到宣統(tǒng)都鑄行過年號“紅錢”。前后有150年的歷史，鑄造的時間不短，但鑄量都不多，其中珍品也不少，其中葉爾羌局所鑄“乾隆通寶”是新疆最早的“新紅錢”，（相對于舊普爾紅錢而言）。

新疆位于祖國的西北邊陲，歷代中央政權對該地區(qū)的統(tǒng)治和管理都在逐步地改進和加強。早在康熙年間，準噶爾部貴族噶爾丹等就勾結沙俄，制造分裂，破壞統(tǒng)一，康熙帝曾多次用兵，平息叛亂，到17世紀中葉，準噶爾部再度叛亂，乾隆帝派兵平定在新疆設立伊梨將軍衙門，乾隆二十四年，清廷接受當?shù)剀姽俚慕ㄗh，首先在葉爾羌設立鑄錢局，鑄行“乾隆通寶”紅錢，葉爾羌本身不產(chǎn)銅，是靠銷毀舊普爾錢鑄的，錢正面漢文“乾隆通寶”，背文穿右是維吾爾文“葉爾羌”，穿左為滿文，因當時譯音不準，而鑄成“葉爾奇木”兩年后改鑄為“葉爾羌”。背滿文“葉爾奇木”錢文高隆清晰，錢體厚重，銅度純凈，色澤滋潤，極罕見，是為珍品。乾隆二十六年，再設阿克蘇錢局，三十年時，阿克蘇局遷到烏什，立烏什局。四十年時，設立伊犁寶伊局，都鑄有“乾隆通寶”紅錢。阿克蘇局，烏什局所鑄，背文左為滿文，右為維文局名；寶伊局錢，背文不用維文，而用滿文“寶伊”，在穿左右，與內(nèi)陸制錢相同。此后，在嘉慶，道光、咸豐、光緒等年不定期鑄有“乾隆通寶”紅錢，但統(tǒng)稱為后鑄“乾隆通寶”紅錢。這些后鑄乾隆紅錢大多比乾隆時期鑄造的輕薄，錢文也因鑄時，鑄地不同而有異。有維文錢，“阿克蘇”“庫車”等，有滿文“寶伊，寶庫”等，還有的在背文穿上下鑄“喀十、庫十、阿十、九”等字和星月紋的。

嘉慶年間 新疆僅有阿克蘇、寶伊兩局鑄錢。阿克蘇錢“嘉慶通寶”，背左為滿文，右為維文“阿克蘇”。寶伊局錢，面文為“嘉慶通寶”，背文為滿文“寶伊”。嘉慶紅錢比較規(guī)整，版別簡單。

“道光通寶”紅錢也由阿克蘇和寶伊局鑄造，背文變化比嘉慶紅錢復雜。阿克蘇局錢背文有多種，有穿左右為滿文，維文“阿克蘇”的；有穿左右為滿文，維文局名，穿上為“八年”，穿下為“五”或“十”的。寶伊局背穿左右為滿文“寶伊”。此外庫車局在光緒年間曾鑄行過一批“道先通寶”紅錢。

咸豐初年新疆葉爾羌、阿克蘇、庫車、寶伊等局鑄“咸豐通寶”紅錢，仍依各局以前鑄乾隆、嘉慶、道光等錢制，面文漢文，背文因局而異。葉爾羌局自從乾隆三十三年停鑄后，重新開工鑄咸豐錢，背文左為滿文，右為維文“葉爾羌”，穿上下有“當十”兩字；阿克蘇錢局，穿左滿文，右維文“阿克蘇”有當五、當十錢。寶伊局錢，背文穿左右為滿文“寶伊”。葉爾羌局錢，除咸豐初年當十“咸豐通寶”外，還有當五十，當百兩種大錢，當五十者，面文為“咸豐重寶”，當百者，面文“咸豐元寶”其他如阿克蘇，庫車等局所鑄大錢與葉爾羌局相同，除小型當十“咸豐通寶”外，還有當五十，當百兩種。寶伊局曾鑄過當四、當十、當五十、當五百、當千大錢，寶文叫法與內(nèi)陸相同。寶迪局于咸豐五年開鑄大錢，有當八、當十的“咸豐重寶”，當八十的“咸豐元寶”共三種，背文與內(nèi)陸相同。

同治年間的新疆紅錢有葉爾羌，阿克蘇、庫車、寶伊四局鑄行。有當五、當十錢的“同治通寶”寶伊局還鑄有當四錢的“同治通寶”。在光緒時庫車局后鑄了一些“同治通寶”紅錢，錢背文字變化較多，且有星月紋。

在光緒年間新疆鑄行的“光緒通寶”紅錢。沒有重寶大錢。有阿克蘇局，庫車局，出的“光緒通寶”紅錢。

宣統(tǒng)年間全國大部分錢局已停鑄，新疆僅庫車局鑄有“宣統(tǒng)通寶”紅錢，大小重量與一般寶文為通寶的紅錢相仿，是新疆紅錢的一種，數(shù)量較少。

光緒年

錠銀 1894年 光緒二十年1894年 光緒二十一年



 

四川盧比（光緒頭像）

 

四川盧比背面

 

1897年 光緒二十三年

1897年 光緒二十三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1898年 光緒二十四年
 錠銀1899年 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 光緒二十五年

1899年 光緒二十五年1899 站洋 壹圓

錠銀1900年 光緒二十六年

1901年 光緒二十七年

1901年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 光緒二十七年 江南省造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

1902年光緒二十八年

1903年 光緒二十九年

1903年 光緒二十九年

 

1904年 光緒三十年

1904年  光緒三十年  甲辰 1904年 光緒三十年   甲辰 江南省造光緒元寶庫平七錢二分

1904年 光緒三十年

 1906年 光緒三十二年

 1907年 光緒三十三年冬月吉日，安徽裕皖官錢局發(fā)行的“壹元券”。規(guī)定，“此票準完納丁漕關稅鹽課厘金”，“如有私刻假票者照私鑄例治罪”。此枚為“漦字七百伍拾九號”。安徽裕皖官錢局的位置，在現(xiàn)譙樓之南的司下坡銀行龍合背銀元

  1908年 光緒三十四年

 

1909年  宣統(tǒng)元年

1909年  宣統(tǒng)元年

1911年 宣統(tǒng)三年 大清銀幣壹圓

1911年 宣統(tǒng)三年 大清銀幣壹圓
1911年 宣統(tǒng)三年 大清銀幣壹圓
 1911年 宣統(tǒng)三年 大清銀幣壹圓

   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