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繼承與發(fā)展及原因
| 內容提要：本文首先說明《黃帝四經》是先秦道家現(xiàn)代化的結果，接著通過對比《黃帝四經》與《老子》，詳細闡述了《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繼承與發(fā)展，并且從內外兩個方面闡述了《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發(fā)展的原因，最后揭示了其現(xiàn)代意義。
關鍵詞：繼承發(fā)展原因 正如白奚先生所言，“黃老之學是戰(zhàn)國時期一部分熱衷于為政之道的道家學者為適應當時的政治需要，將老子之學同春秋以來流行的‘皇帝之言’結合起來進行綜合改造的結果。[①]”陳鼓應先生則將此稱之為“古代道家的現(xiàn)代化[②]”?！饵S帝四經》作為黃老之學的一部重要著作，在先秦道家思想的發(fā)展中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而對于《老子》思想中一個最重要觀念的“道”，《黃帝四經》不僅繼承下來，還有所發(fā)展。 一、《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繼承 雖然“道可道，非常道”，[③]但是《老子》并不認為“道”是無法認識的，如果那樣的話，就陷入了不可知論的泥潭，老子認為通過“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④]就完全能夠認識“道”。《黃帝四經》雖然也認為“上道高而不可察也，深而不可則也”，[⑤]但同《老子》一樣，它認為天道也是可知的：“與天地同極，乃可以知天地之禍福。”[⑥]“唯圣人能察無刑，能聽無聲。明者固能察極，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⑦]在《老子》那里，“道”是“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⑨]道不僅是萬物的最終根源，而且無法用通常的名稱去稱呼，雖然看不見、摸不著卻實實在在的存在著?！?/font>黃帝四經》可以說對這些思想完全保留，“虛無刑，其裻冥冥，萬物之所從生。”[⑩]“大盈冬天地之間而莫知其名。”[11]“顯明弗能為名，廣大弗能為刑。”[12]“道無始而有應，其未來也，無之；其已來，如之。”[13]兩者用語雖不盡相同，所要表達的涵義卻是完全一致。在《老子》那里，“道”不僅是萬物的最終根源，還是萬物運行的最終法則。“物壯則老”，[14]“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新，少則多，多則惑”。[15]老子認為任何事物發(fā)展的極點便會向反方向運動。《黃帝四經》對此也是完全保留，“極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16]“極而反者，天之生也”，[17]“如燔如卒，事之反也”。[18]在老子那里，萬物還具有循環(huán)運行的規(guī)律，“反者道之動”，[19]“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20]《黃帝四經》則用“天地之恒常，四時、晦明、生殺、柔剛。”[21]來說明事物運行的這一規(guī)律。在《老子》那里，“道”更是人們的生活準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2]人們應該效仿天道的運行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行為?？梢哉f《黃帝四經》比《老子》更注重人之道，“參之于天地”，[23]“天有恒日，民自則之，”[24]這和《老子》效仿天道的思想并無差別。 二、《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發(fā)展 在《老子》那里，片面的強調“天道”，認為人應該無條件的順應、服從天道。它認為人應該“處無為之事”[25]，“不爭”[26]，只有這樣，才能“無為，則無不治”[27]，“天下莫能與之爭”[28]。《老子》忽略了人是有主觀能動性的，人和其他萬物的不同就在于人不是完全依靠本能一味的順從自然，人對自然的主動利用正是人之為人的原因。當然《黃帝四經》也不主張人類與外在世界的對抗和對立，“天有恒日，民自則之，爽則損命，環(huán)自服之，天之道也”[29]。但是《黃帝四經》認為人類應該順應天道不錯，在順應天道的基礎上人可以更進一步，它提出了“因”的重要概念，這一概念充分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認為“弗因則不成”[30]，只要能夠“得道之本”、“得事之要”[31]，就完全能夠“握少以知多”、“操正以政畸”[32]。先秦時期，人們從抱怨天命，盲從天命，到認識并因順天命，這是符合思想發(fā)展的內在邏輯的。如果說“這種積極主動的進取精神乃是對老子學說的重大修正[33]。”將社會等級秩序天然化，則更是《皇帝四經》的一大發(fā)展。《老子》認為萬物平等、人人平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34]《黃帝四經》則認為“天地有恒常，萬民有恒事，貴賤有恒立。[35]”它把人與人之間的貴賤等級看作天地間不可動搖的自然規(guī)則，“天地運轉，本來是人們推斷季節(jié)節(jié)氣的天文依據(jù)，但投影于人間，就成了安排人間社會秩序不言而喻的規(guī)則[36]”。同時，《老子》雖然提出人應該效法自然，并沒有為人間社會及統(tǒng)治規(guī)則“法”找到合理的依據(jù)，而《皇帝四經》認為“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屈直者殹。故執(zhí)道者，生法而弗敢犯殹，法立而弗敢廢殹。”[37]“周遷動作，天為之稽。”[38]“人主者，天地之稽也，號令之所出也，為民之命也。”[39]人間之“法”同樣是“道”所生，統(tǒng)治者進行統(tǒng)治同樣是依照天命，是不可置疑的，是天然合理的，這為人間社會及統(tǒng)治規(guī)則“法”、還有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找到了合理的依據(jù)。這是《黃帝四經》引天道入人道的結果。雖然此理論在今天已經不符合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但是在當時，無疑為社會等級差別找到了合理的依據(jù)，為社會分工的合理性提供了理論支持，在當時對維護社會的穩(wěn)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發(fā)展的原因 《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發(fā)展既有學術自身發(fā)展的內在原因，又有社會發(fā)展的外在影響與要求。就其學術自身發(fā)展的內在原因來說，每一種學說都不可能從問世之初就完美無缺，都是在不斷的自我完善中不停發(fā)展。在先秦時期，資訊和交通及不發(fā)達，各種思想的交流極不頻繁并且十分緩慢。而稷下學宮的興起，“不僅各家學說都獲得了發(fā)展壯大的良機，更為重要的是，它們經過了充分的交流和爭鳴，不僅互相影響和吸取，而且互相啟發(fā)和激蕩。”[40]儒家思想的發(fā)展軌跡是從關注具體的人間世界到逐步關注抽象的形而上之世界。道家則正好相反，是從關注抽象的形而上之世界到逐步關注具體的人間世界。《皇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發(fā)展正是道家完善自己理論發(fā)展自己理論的必然結果。從其外因來說則有以下幾點：首先，道家為了避免被邊緣化，為了在百家爭鳴中處于有利的地位，選擇與當權者合作，并為其提供理論支持。正是由于這點，“‘黃老’之名，要點在 ‘老’不在‘黃’，其與老莊的主要不同在于它的積極用世，探討治國之道。”[41]其次，春秋之時，戰(zhàn)爭規(guī)模小，持續(xù)時間短，“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42]“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43]“晉車七百乘”，“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從《左傳》的記錄可以推斷當時的戰(zhàn)爭規(guī)模并不大。春秋之世，諸侯無權向耕種之民直接收受賦稅或者攤派兵役，他們的直接義務人是地位不等的貴族，對貴族的約束靠的是“禮”，對貴族以下階層才使用“法”。到戰(zhàn)國之時，兼并戰(zhàn)爭比之春秋已頻繁且規(guī)模大的多，“白起為左更，攻韓、魏于闕，斬首二十四萬。”“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44]“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shù)十萬攻秦軍”，[45]”“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46]從《史記》的這些數(shù)字，我們可以推斷當時戰(zhàn)爭所動員的人口數(shù)已經很大了。如果要直接有效的動員國家的人口，就必須打破原來的層層義務，加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土地私有化先后在各國完成，為直接征用人力鋪平了道路。在這個時候，為了管理的方便有效，就需要降低“禮”的效用而擴大“法”的地位及范圍。而如《皇帝四經》這樣的“新道家”，就正好為“法”的應用提供了有利的理論支撐。 中國人常常貶義的看待“保守”，然而中國人一向傾慕并學習的“西方學術界并沒有一面倒的‘趨新’的風氣，一味‘趨新’的人往往被同行看作是淺薄的表現(xiàn)。西方人誠然重視‘創(chuàng)新’，但是他們同時也承認‘創(chuàng)新’之前必然有一個‘保守’的階段，‘創(chuàng)新’之后也必然要加以‘保守’。”[47]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言：“真正的關鍵不在‘創(chuàng)新’和‘保守’的本身，而在于‘創(chuàng)新’什么、‘保守’什么。”“文化‘生命’是循著‘創(chuàng)新’（‘動’）和‘保守’（‘靜’）互相交替的方式而‘流行’的。” [48]《黃帝四經》對《老子》“道”論的繼承與發(fā)展給我們今天的啟示意義正在于合理的繼承，積極地發(fā)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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