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墓

徐渭作品

    徐渭緣何作《金瓶梅》？

    潘承玉介紹說，徐渭是明朝時著名的文學家、藝術家，集畫家、小說家、戲曲作家、書法家于一體，他開創(chuàng)了青藤畫派，在中國繪畫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又是明代一流戲曲作家，著有《四聲猿》、《歌代嘯》等反映現(xiàn)實的雜劇作品，因此，他完全有能力寫作《金瓶梅》。

    徐渭也是我國文學史上著名的“怪才”，雖滿腹才華，但仕途不順，歷時21年，7次科舉考試都落榜，至晚年依舊是一名窮苦秀才。

    據(jù)史料記載，徐渭字文長，生于正德十六年，卒于萬歷二十一年，一生跨正、嘉、隆、萬四朝，乃明晚期杰出的文學家、藝術家，他幼年失母、青年喪妻、困頓科場、輾轉幕途、畏禍致狂。

    張竹坡在評點《金瓶梅》時指出：“作者不幸，身遭其難，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號無益，借此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憫矣。”可見《金瓶梅》的作者一生命運多舛，悲憤自泄為其寫作動機之一。

    明嘉靖年間，浙江總督胡宗憲領兵于江南抗倭，因戰(zhàn)爭需要，招募參謀，文武全才的徐渭被選中。徐渭成了胡宗憲的幕客，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抗倭計策，屢屢立功，因此深得胡宗憲倚重。

    但是后來，恩人胡宗憲入獄，徐渭一度抑郁成疾，精神錯亂，不斷用錘子敲擊自己的頭腦，甚至殺害了自己的妻子，遂入獄。后來，當朝狀元張元忭和翰林院編修陶望齡等組織了各方力量，極力為徐渭求情，希望官府看在徐渭神志不清的份上將其釋放，徐渭終得以重獲自由。出獄后的徐渭，又娶了幾任妻子，但都以休妻告終。

    徐渭的坎坷經(jīng)歷在他心理上造成了一定的陰影，特別是在看待女性的問題上。潘承玉認為，正是這種病態(tài)促使了徐渭能從“審丑”的角度來創(chuàng)作小說，在他的筆下婦女都成了迎奸賣俏的市井淫婦，官不為官，妻不為妻，僧不為僧，《金瓶梅》開創(chuàng)了我國“審丑”小說的先河。

    另一段歷史記載，同樣勾起了潘承玉的注意。

    徐渭與沈煉同為“越中十子”，沈煉長徐渭14歲，又是徐家的女婿，兩人交往甚密，沈煉平時對徐渭頗為照顧，經(jīng)常介紹“越中名士與徐文長相往來”，因此沈煉對于徐渭來說不僅僅是親人，還對他有知遇之恩。

    沈煉后來考取了進士，有朝廷錦衣衛(wèi)經(jīng)歷。不久，蒙古騎兵進犯京師，首相嚴嵩縱容奸黨將領畏敵不前，使京師附近被焚掠，還任意殘殺百姓，虛冒戰(zhàn)功，蒙騙朝廷。舉朝默默之際，沈煉憤然上書嘉靖皇帝，歷數(shù)嚴嵩納賄誤國、“貪婪之性疾入膏肓”等十大罪，請求皇帝罷免嚴嵩以謝天下。

    沈的奏章未能撼動嘉靖帝對嚴嵩的信任，被貶謫的沈煉又著詩針砭時事。嚴嵩之子嚴世蕃下令，無論如何要鏟除沈煉，成功者重賞，“大者侯，小者卿”。這年9月，沈煉被誣告為邪教“白蓮教”首領而被斬首，兩個兒子也被杖殺，遠在江南老家的長子沈襄也被流放。

    “追懷沈煉，為其鳴冤”，潘承玉認為這是徐渭作《金瓶梅》的另一重要創(chuàng)作動機。

    《金瓶梅》作者雖然在小說中寫明時代背景為宋朝，但是學術界公認，《金瓶梅》所寫朝政方面的事實與徽宗政和年間的歷史多有差訛，與明代嘉靖朝嚴嵩當政時的現(xiàn)實更為接近。

    至小說結尾寫“大金人馬犯邊，搶至腹內(nèi)陸方，聲息十分緊急”，天子倉皇讓位，繼帝隨后與上皇皆成階下囚，“中原無主，四下慌亂、兵戈匝地，人民逃竄”，國亡家破，西門府以徹底失敗而告終，則明顯帶有明代滅亡的預言書性質。

    “寫宋的目的在于喻明，吟古的目的在于警今?！迸顺杏裾J為徐渭創(chuàng)作《金瓶梅》的深層原因在于“作者深沉而清醒的民族憂患意識”。

    《金瓶梅》中暴露了明朝中后期社會的黑暗、腐朽，社會道德的淪喪，人物心理的病態(tài)。作者的悲憤，最終轉化成了悲涼的文字，開創(chuàng)了我國文學史上“平民寫作”之風，通過對現(xiàn)實社會黑暗面露骨的描寫，預言了明朝必將走向滅亡，然而他所寫的“丑”，并非以丑為美，而是以“令人血冷的悲涼、蒼老和幻滅感”寫盡世間丑惡，呼喚正義、光明與善良的回歸。

    《金瓶梅》作者研究“四大說”

    改革開放以來，繼國際紅學熱之后，“金學”漸興，迄今已召開全國性的《金瓶梅》學術研討會十多次，舉辦國際《金瓶梅》學術研討會六屆，發(fā)表的論著難計其數(shù)。國內(nèi)外學者的研究，有一個長盛不衰的熱點和難點，就是對小說作者真相的探討。

    在迄今已提出的眾多學說中，有四種學說，因流傳廣泛、論證詳實，廣為人所接受，被稱為《金瓶梅》作者的“四大說”，即王世貞說、屠隆說、李開先說和徐渭說。

    在數(shù)十種關于《金瓶梅》作者的說法中，王世貞說流傳時間最久，從明朝至今一直有學者提及。

    此說最早見于屠本畯《山林經(jīng)濟籍》，其文有云：“相傳嘉靖時，有人為陸都督炳誣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家藏全書，今已失散。”此處的王大司寇鳳洲先生即明朝嘉靖時期大文豪王世貞。

    有一種民間傳說就以為，王世貞因為父報仇，著帶有情色描寫的《金瓶梅》，送于殺父仇人嚴嵩之子嚴世蕃，并在《金瓶梅》每頁上涂上砒霜。一向喜愛情色小說的嚴世蕃得到《金瓶梅》后愛不釋手，沾著唾沫一頁一頁翻看，全書看完之后，便毒發(fā)身亡了。

    1934年，國立清華大學史學系學生吳晗發(fā)表了論文《金瓶梅的著者時代及其社會背景》，立即引起學術界的極大震動。吳晗考證了嚴世蕃并非死于中毒，并找出書中諸多內(nèi)證證明《金瓶梅》的成書時間大約是萬歷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推翻了王世貞作《金瓶梅》說。其后，鄭振鐸亦撰文否定王世貞作《金瓶梅》說。魯迅、王采石等也曾極力反對王世貞說，王世貞說隨之根本動搖。

    屠隆說是近年來論據(jù)較為有力、影響較大的另一種學說。屠隆說最早由我國著名金學家黃霖提出，為了證明其觀點，黃霖圍繞屠隆說發(fā)表了8篇文章，提出了7點理由。此說得到魏子云、劉孔付等學者的支持和發(fā)展。

    不久，徐朔方連續(xù)發(fā)表《〈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質疑之二》、《笑笑先生非蘭陵笑笑生補證》等文，劉輝著《金瓶梅研究十年》等文，引起了一場關于《金瓶梅》學者是不是屠隆的大辯論。屠隆說的理論弱點和內(nèi)在矛盾得以充分暴露出來。

    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寫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將《金瓶梅》列為一章，在初稿的一條腳注中，編撰人吳曉鈴提出《金瓶梅》作者是李開先。但在定稿時，有人提出此說法尚待研究，于是出版時就把“是李開先”改成了“很有可能是李開先”。此后，吳曉鈴赴美國講學時明確提出了“《金瓶梅》作者即李開先”，并公開發(fā)表文章，他的學說得到了卜鍵等人的發(fā)展。

    但是，誠如多數(shù)研究者所指出的，李開先生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卒于隆慶二年(1568)，比絕大多數(shù)學者公認的《金瓶梅》作者生活的時代早了約20年；盡管他也曾在仕途上遭受挫折，但一生大體順遂，其心境與《金瓶梅》彌漫全書的怨憤和悲涼情調(diào)相距甚遠。在其他很多方面，也都難以從李開先角度解讀《金瓶梅》。

    潘承玉對《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是從追蹤明代士人評價《金瓶梅》的蛛絲馬跡，和深入考究小說文本兩方面雙管齊下開始的。從1997年起，他在內(nèi)陸《中國文學研究》、臺灣大學《中外文學》等海峽兩岸的期刊上陸續(xù)發(fā)表《金瓶梅抄本考源》、《〈金瓶梅〉地理原型考探》、《〈金瓶梅〉作者的三重特殊角色》、《民族主義：金瓶梅作者的隱微情懷》等論文，逐漸揭開了金瓶梅作者“徐渭說”的面紗。

    潘承玉考證了大量古籍，從“紹興老儒說”入手，尋找《金瓶梅》抄本最初的源頭。據(jù)潘承玉考察，明萬歷年間流傳的各種《金瓶梅》抄本，其最初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徐渭的學生陶望齡；而徐渭去世后，陶望齡是徐渭手稿唯一的收藏者和管理者，陶望齡本人不喜歡通俗文學創(chuàng)作，所以陶望齡手上的《金瓶梅》極有可能就是徐渭創(chuàng)作的《金瓶梅》小說原稿。

    萬歷二十四年，陶望齡的好友袁宏道到紹興看望他，在他家里看到了陶望齡為老師寫的《徐文長傳》，同時也看到了徐渭的遺作。隨后，袁宏道連續(xù)做了3件事：也為徐渭創(chuàng)作了一篇《徐文長傳》，文中同情“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寫信向朋友盛贊徐渭是“我朝第一”文學家；寫信對朋友說，《金瓶梅》“云霞滿紙”，是他至今為止讀到的最好小說。徐渭和《金瓶梅》之所以沒有被時代埋沒，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陶望齡與袁宏道的極力推崇。

    根據(jù)潘承玉的對比研究，《金瓶梅》和現(xiàn)有的徐渭存世作品，從情節(jié)各要素到語言各要素，兩者都存在大量細微不覺、又無處不在的相同點和相似點，顯示出幾乎完全一樣的知識視野、思想情趣和寫作慣性，無法找到第二個人物的文字，具有和《金瓶梅》如此的相關性。

    關于《金瓶梅》的作者研究各家眾說紛紜，但是正如嚴云受所說，“無論你是否接受潘承玉的觀點，你都不能不被他提出的大量文本材料和相關資料所吸引，因而覺得頗受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