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民俗研究廣東是我國一個具有特殊人文結(jié)構(gòu)的省份，聚居著漢、壯、瑤、苗、黎、滿、回、畬等民族，漢族中又有風格稟異的廣府、客家、潮州三大民系，還有古書上稱為“蛋族”的水上居民這些特殊的人群社區(qū)，產(chǎn)生了不少富有特色的民俗。

　　廣州作為嶺南地區(qū)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中心，她凝聚了不同歷史時代民俗文化的遺跡，結(jié)集了具有濃郁的南國色彩的民俗瑰寶；加上近代海外民俗的影響和中西民俗文化的撞擊，使廣州的民俗不但蒙上了一層神秘古奧的色彩，也沾上了不少浪漫飄逸的洋味。這一切，早已引起了中外民俗學家的注意，成為人們研究的好課題。

　　                      一、歷史源流概略

　　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后，秦將趙佗曾于廣州自立門戶稱帝，號稱“南越王”，傳了五代，歷時93年。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出兵南下，滅南越國，從此嶺南便成為漢朝新置的郡縣。

　　歷史上中原人較大規(guī)模入越有四次。第一次是秦朝時發(fā)卒50萬戍五嶺。第二次是漢武帝派伏波將軍率數(shù)十萬大軍南征，留守嶺南九郡。第三次是北宋時高宗倉遑南逃，部分中原人隨隆 太后散落珠江三角洲。第四次是南宋末年，大批將士及庶民隨帝南下，流散珠江三角洲一帶。大批中原移民南遷，帶來了中原地區(qū)先進的技術(shù)和文化，也帶來了中州的古俗；南北民俗的融合，形成了后來廣東民俗的特異風貌。最能代表嶺南文化特征的是廣府民系，而最能代表廣府民系的應(yīng)該說是廣州方言區(qū)的群體。

　　(一)清代以前的民俗研究

　　嶺南地區(qū)開發(fā)較晚，有關(guān)它古代的歷史記載本來就不多，專門的民俗史料更是寥寥無幾。史籍中有些零星的記載，大都出自外地人的手筆，不甚準確，以下輯錄一些，供研究者參考。

　　《漢書·高帝紀》：“粵人之俗，好相攻擊。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p>

　　《隋書·地理志》：“俚人有銅鼓者，群情推服，本之尉佗，尊為倒老。則粵俗同化，豈俟唐宗以后乎！”

　　《漢書·郊祀志》：“粵人勇之言粵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shù)有效?；浳琢⒒涭腱?，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涭綦u卜，自此始用?！?/p>

　　《朝野僉載》：“嶺南風俗，家有人病，先殺雞、鵝等以祀之，將為修福。若不差，即刺殺豬、狗以祈之。不差，即刺殺太牢以禱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復(fù)更祈。死則打鼓鳴鐘于堂，比至葬訖。初死，旦夕大叫而哭。”

　　裴淵《廣州記》：“豪富女子，以金為大釵，執(zhí)以叩銅鼓，號為銅鼓釵?！?/p>

　　任昉《述異記》：“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謂之珠兒?！?/p>

　　《南中八郡志》：“檳榔，土人以為貴，款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shè)，用相嫌恨?！?/p>

　　蔡絳《鐵圍山叢談》：“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謂之天神。祀天神必養(yǎng)大豕，目曰神牲。人見神牲，則莫敢犯傷。又，遇逐惡氣、禳疾病，必磔犬，與古同，殊有可喜者。傳謂‘禮失求諸野’，信然?！?/p>

　　吳處厚《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圩……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而嶺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謂之為圩，不亦宜乎！”

　　段公路《北戶錄》：“廣州米餅，合生熟粉為之，白薄而軟。”

　　明《天山草堂集》：“粵人習海，競渡角勝，而大舟比常制猶異，十余年始一舉。船廣可三丈，長五之。龍首至尾，金光奪目，迭彩如層樓。上飾童男女，作仙佛鬼神及古英雄，凡數(shù)十事。旋轉(zhuǎn)舞蹈，冒之以幔，數(shù)里外望猶可見?！?/p>

　　梁紹王《兩般秋雨庵隨筆》：“粵人以蠣房灰染紅，包浮留藤葉食之……其食也，滿口咀嚼，吐汁鮮紅?！?/p>

　　《廣州歲時紀》：“七月初七日，俗傳牛女相會之期，一般待字女郎，聯(lián)集為乞巧會。先期備辦種種奇巧玩品，并用通草、色紙、芝麻、米粒等，制成各種花果、仕女、器物、宮室等等，極鉤心斗角之妙?！?/p>

　　類似的記載還不少，內(nèi)容涉及面亦很廣，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迷信禁忌都有；多少帶有一點獵奇性質(zhì)，資料也比較零碎。除上文所引各書外，還有徐堅的《初學記》、歐陽詢的《藝文類聚》、黃瑜的《雙槐歲抄》、趙叔盎的《千佛塔記》；以及歷代所修的府志、縣志之中，也有零星記載。歷代文人詩詞，如方信孺的《南海百詠》等，描述廣州風俗的亦不少。特別是大量的《廣州竹枝詞》、《羊城竹枝詞》、《珠江竹枝詞》，紀及廣州風情的更多。著名的如清人王士禎的《廣州竹枝詞》：“潮來濠畔接江波，魚藻門邊凈綺羅。兩岸畫欄紅照水， 船爭唱木魚歌?！薄昂Ｖ槭狭帩?，隊隊龍舟出浪中。一抹斜陽照金碧，齊將孔翠作船篷?！鼻缶摹稄V州竹枝詞》：“邊人帶得冷南來，今歲梅花春始開。白頭老人不識雪，驚看白滿越王臺?！薄把蟠瑺幊鍪枪偕?，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等，所寫的便是一幅幅廣州的民俗風情畫。方信孺的詩集《南海百詠》，每首均有題記，實為民俗風情的記錄。如《走珠石》題記曰：“在湖南，舊傳有賈胡自異域，負其國之鎮(zhèn)珠，逃至五羊，國人重載金寶，堅贖以歸。既至半道海上，珠復(fù)走還，徑入石下，終不可見，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發(fā)，疑為此珠之祥?！痹娫疲骸暗资旅髦榻馊恚敃r合浦已堪猜，賈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頭空綠苔。”此類詩集，與民俗專著的作用已相差無幾。

　　專門記及廣州風土人情的書，從現(xiàn)存資料看，最早可能是晉代的《廣州記》，可惜此書現(xiàn)已失傳，現(xiàn)在能見到的是元人陶宗儀輯錄的。漢代議郎楊孚的《異物志》，也是清人曾釗輯錄的，比《廣州記》稍為詳盡，但亦非原來版本；還有唐代鄭熊的《番禺雜記》，是陶宗儀輯錄的?，F(xiàn)在能見到的較完整的版本，可能要數(shù)唐代廣州司馬劉恂的《嶺表錄異》了。宋代有周去非的《嶺外代答》、王韶之的《始興記》、朱 的《萍洲可談》。明清以來，此類書籍逐漸增多，著名的有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李調(diào)元的《粵東筆記》、范端昂的《粵中見聞》、閔敘的《粵述》、檀萃的《粵囊》等，下文將有專章介紹。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中，有一節(jié)《廣州時序》，對廣州的歲時節(jié)令風俗，作了系統(tǒng)的記述，后為各種專著、志書廣泛引征，影響深遠，對研究廣州民俗十分重要。

　　這一時期的廣州民俗研究，值得注意的還有幾本書。

　　一本是明代的《花箋記》，又稱“第八才子書”，共6卷，敘述梁生、楊女之愛情故事，描寫深刻細膩，懇摯動人；德國著名詩人歌德讀后給了很高的贊譽，鄭振鐸也認為它是粵曲中很好的一種。另一本是《二荷花史》，又稱“第九才子書”，共4卷，分67則；敘述白蓮與麗荷、映荷二女戀愛結(jié)緣之事，文采繽紛，內(nèi)容脫俗，甚是動人。此二書以木魚書句格寫成，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流傳甚廣，是廣東說唱文學之名篇。1824年英國人湯姆把它譯成英文，1836年德國人辜爾慈把它譯成德文，使之馳譽國際書林。再一本是清代中葉招子庸的《粵謳》，一卷，凡121首，妙語如珠，在珠江三角洲廣為傳唱；1904年，當時的香港總督金文泰還把它譯成英文，題名《廣州情歌》；葡萄牙人庇山把它譯成葡文，介紹到歐美各地。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稱招子庸為“最早的大膽的從事于把民歌輸入文壇的工作者”。粵謳成為嶺南地區(qū)開一代詩風的重要文學形式，以至清末民初，省港各地報刊都還辟有粵謳專欄。

　　在通俗故事和笑話中，值得注意的有《警富新書》、《王大儒供狀》和《俏皮話》等?！毒恍聲酚置毒琶嬖?，敘述梁天來與凌貴卿恩怨訟案。除小說、戲曲外，還有木魚書《梁天來》，潮州歌曲《新造廣東案警富新書》等。《王大儒供狀》敘述才子王大儒與丫環(huán)彩鳳之風流公案，文見《嶺南即事》?！肚纹ぴ挕窞榉鹕饺藚酋氯?1866～1910)的一部寓言力作，共126篇，先散載于光緒年間各報刊上，后連載于《月月小說》，1909年由上海群學圖書社印成單行本。此書承繼了我國古代寓言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以辛辣的筆觸，巧借各種虛擬的形象，揭露了當時社會的各種丑惡面目，對研究世俗社會甚有裨益。

(二)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國成立前民俗學的發(fā)展

　　1918年至1949年，是我國民俗學史上的一個不平凡的時期，也是廣州民俗研究的最光輝鼎盛的時期；被譽為“中國民俗學發(fā)祥地”的中山大學就在廣州，一批為中國民俗學沖鋒陷陣的驍將其時也在廣州。

　　如果說清代以前的廣州民俗研究，基本處于自發(fā)、分散、記述的狀態(tài)的話，那么，辛亥革命以后，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已成為人們自覺的、有組織的，以研究為主的人文科學。1918年，北京大學幾位有新思想的教授，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向全國征集歌謠，稍后就成立了歌謠研究會，出版了《歌謠》周刊，不久又成立了風俗調(diào)查會。這批骨干，于1926年轉(zhuǎn)到了當時國民革命策源地廣州的中山大學，有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和陳錫襄等。在當時一些新派領(lǐng)導(dǎo)人物的支持下，于1927年成立了中山大學民俗學會，作為語言歷史研究所的一個機構(gòu)。參加人員校內(nèi)有：傅斯年、顧頡剛、董作賓、容肇祖、余永梁、黃仲珍、鐘敬文、楊成志、劉萬章、魏應(yīng)麒、夏延域、陳錫襄、何思敬、崔載陽、莊澤宣。校外成員有：丘峻、謝云聲、婁子匡、趙簡子、劉培之、錢南揚、羅香林、袁洪銘、葉德均、張清水、蕭漢、周振鶴、翁國梁、招北恩、容媛、黃紹年、溫仇史、王翼之等。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的成立，正式打出了民俗的大旗，先后編輯出版了《民間文藝》周刊、《民俗》周刊以及60多種民俗叢書；舉辦了民俗傳習班和民俗物品陳列室，進行了為時兩年的云南民族調(diào)查，培養(yǎng)了一大批骨干，成績卓著，影響非凡，為我國民俗學發(fā)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

　　在這期間，他們建立的民俗物品陳列室，陳列品萬余件，曾公開展覽過，有部分物品后來曾運到杭州西湖展覽，博得觀眾好評。民俗傳習班，于1929年4月23日開班，計有學生22名，后來大多成了民俗研究的骨干；任教的老師，大多是我國一流的民俗學家。他們從文學、史學和人類學的角度，逐漸移足于民俗學，使之成為一門系統(tǒng)的、獨立的學科；還進行專題民族調(diào)查，并出了大量成果。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楊成志、容肇祖、史祿國等1928年到云南去，留滇兩年，系統(tǒng)調(diào)查西南民族情況，搜集民族民俗用品1000多件，其中有許多倮倮族的經(jīng)典。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專號、瑤山調(diào)查專號、廣東民俗概論專號、疍戶專號、云南民族調(diào)查報告；并出版刊物及叢書，計有《民間文藝》周刊1927年11月1日至1928年1月10日共12期?！睹袼住窂?928年3月21日創(chuàng)刊，到1933年6月13日止，出版了123期。1936年9月15日復(fù)刊，改為16開本不定期刊，出版了二卷，各4期；至1943年12月?？?。民俗叢書近60種，計有：楊成志、鐘敬文著《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趙景深《民間故事叢話》、楊成志《民俗學問題格》、崔載陽《社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劉萬章《廣州兒歌集》、《廣州民間故事》、《廣州謎語》、錢南揚的《謎史》、顧頡剛、劉萬章的《蘇粵的婚喪》、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一、二、三冊、錢南揚的《祝英臺故事集》、《王昭君專號》、奉寬的《妙峰山瑣記》、鐘敬文的《楚詞中的神話和傳說》、清水的《海龍王的女兒》等，還有《民俗》的各種專號：《神的專號》、《檳榔專號》、《中秋專號》、《舊歷新年專號》、《傳說專號》、《歌謠專號》、《廣東民族專號》、《山海經(jīng)研究專號》等。未列入?yún)矔倪€有鐘敬文的《蛋歌》、《民間文藝叢話》、楊慧甫的《潮州的習俗》、伍應(yīng)麟的《三水蛋民調(diào)查》等。他們辦這些刊物，出版這些叢書，除了學術(shù)的、文藝的目的外，還明確提到了要用民間文藝達到改革社會、教育群眾的目的，提出了創(chuàng)造新文化的口號，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十分難能可貴的。

　　在《民俗》周刊里，有大量研究廣州民俗的文章，如傅守寶的《廣州回教談》(67期)、曾傅軺的《廣州瓦屋考源》(119期)、黃偉夫的《廣州市卜筮星相巫覡堪輿統(tǒng)計表》(82期)、劉萬章的《巴公的廣州過年日記》(53～55期)、劉萬章的《廣州神誕表》(41～42期)、商承祚的《廣州市人家的神》(41～42期)、容肇祖的《廣州的買地卷》(60期)、李建青的《廣州十八甫得名的來歷》(67期)、劉萬章的《關(guān)于金花夫人》(36期)、愚民的《廣州地方傳說的片段》(72期)等。還有《民間文藝》上許德明的《白鵝潭傳說》、劉萬章的《羊石傳說》、容肇祖的《廣州巫歌》、鴻鈞的《廣州童歌》、許厚基的《越秀山麓客民唱山歌的風俗》等。輯錄了大量的廣州民俗史料，系統(tǒng)地介紹了廣州地區(qū)各民間節(jié)日的風俗、起源、傳說，并對許多民俗事象作了專門的考究，出了許多專號，其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都很高。

　　與此同時，他們還精細調(diào)查了東莞的城隍廟，顧頡剛還繪下了《城隍廟圖》。容媛的《東莞城隍圖說》，作了系統(tǒng)的考證，證明宋代已有此廟，城隍受過明太祖的敕封，賜伯節(jié)儀仗，暨異錦龍緞一端，印曰“東莞城隍之印”；逐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有司少牢致祭。這些考證，于今已成為不可多得的史料。在同一期《民俗》專號上，容肇祖還寫了一篇《關(guān)帝現(xiàn)身圖說》，針對城隍受封、關(guān)帝顯圣的歷史背景，指出許多神鬼原是皇帝捏造出來，無非是要證明他們是真命天子。他還剖析了一些所謂“關(guān)帝顯圣”的“妙文”，實際都是出于某種政治目的，假神道以惑人的一種愚民政策。

　　這一時期廣州民俗研究再值得一提的是1922年出版的胡樸安的《中華全國風俗志》，上編“廣東”目下，都有專門記及廣州之風俗。搜集各地方志及筆記、游記、詩詞中記及廣州風俗的史料，匯集于一處，給后人提供了不少方便。就中所引一些方志及筆記，現(xiàn)已不多見，從中還可看出這些地方行政區(qū)域的沿革。詩詞所引，如明代孫碿的《廣州歌》，簡直是一首廣州風俗歌，把當時競龍船、斗百草、食扶留、敬檳榔、飾素馨等風俗，寫照無遺。宋人劉克莊的《即事》四首，不但寫出了“煙花二月時”廣州“居人空巷出，去賽海神祠”的情景，還留下了“粵人重巧夕，燈火到天明”的名句。下編擇其風俗之精華，寫下了《廣州歲時紀》、《廣州之中秋節(jié)》、《廣州之七夕》、《廣州之金花夫人》、《廣州之密薔薇陋俗》、《廣州之娘媽會》、《廣州之麻蛋燒豬》等章節(jié)，記錄了廣州的許多重要風俗，有些還略加注釋和考究。其搜羅之宏豐，民俗興味之濃厚，功不可沒。

　　(三)1949年以來的民俗研究

　　建國后，由于種種原因，廣州的民俗研究和全省、全國一樣，停滯了30多年；民俗學被認為是資產(chǎn)階級的東西，僅在建國初期結(jié)合民族調(diào)查做了一點工作。

　　50年代初期，廣東省民族委員會在調(diào)查識別畬族成分的過程中，對饒平、潮安、海陸豐以及粵東客家地區(qū)的民俗事象作過初步的研究，對珠江三角洲、西江、東江、北江地區(qū)的水上居民( 民)作過調(diào)查；還對從化呂田、樂昌坪石、龍門藍田等地的少數(shù)民族，作過民族識別，也收集了一些民俗材料。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當時在廣州的民族工作者進行的。后來，他們曾整理過一些故事、歌謠，如吳啟彥的《勇敢的打拖》、王越的《寶筒》；還有澎湃的傳說、海陸豐革命歌謠等；有的還被改編為舞蹈、戲劇，搬上了舞臺，受到了群眾的好評。1953年，廣州還舉行過一次全省性的民間藝術(shù)會演。1958年，全國出現(xiàn)了一次“新民歌運動”，廣州也不例外。在這期間，潮州籍的暨南大學教師杜侗根據(jù)民間題材創(chuàng)作了黎族民間敘事詩《甘工鳥》?！拔幕蟾锩逼陂g，民間文藝蒙受了極大的災(zāi)難，只有一些諷刺“四人幫”的笑話、歌謠在民間流傳。1987年，廣州民間文藝研究會正式成立，編選了《廣州諺語、俗語、歇后語》一書，市群眾藝術(shù)館還出版了《白云雜錦》小報，發(fā)表了一批民間文學作品和民俗資料。1983年春，還舉辦了以沙灣飄色為主的民間文藝慶新春大游行。關(guān)漢、王偉軒編的《廣東民間故事選》中正式發(fā)表了一組廣州民間故事。葉春生、劉克寬編的《廣州的傳說》和葉春生編的《廣州的故事和傳說》分別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和廣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葉春生整理的一組廣州故事《花地為何花似錦》還獲得了全國民間文學評比三等獎。陳摩人、蕭亭的《瑤族歌堂曲》獲二等獎并獲廣東省首屆魯迅文藝獎。但只限于口頭作品方面，民俗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1958年，中山大學、暨南大學開設(shè)了民間文學概論課，出版了一些專著，如譚達先的《民間文學散論》、《民間童謠散論》等。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寫了關(guān)于太平天國和大革命時期歌謠的研究文章，但為數(shù)不多。60年代初期，廣州音專，廣東省、廣州市群眾藝術(shù)館先后舉辦過一些理論培訓班；華南師范學院也開設(shè)了這門課，并結(jié)合教學，組織師生下鄉(xiāng)采風，搜集整理了一些民間故事。

　　1980年廣東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成立了理論組，先后在廣州召開了三屆學術(shù)年會，出版了《廣東民間文藝論叢》，至今已有10期，發(fā)表了許多廣州學者的論文。如管林的《試論反映華僑生活的客家山歌》、陳子典的《廣東兒童歌謠初探》、葉春生的《論粵謳》、陳宏文的《試論圖騰遺跡與民間動物舞蹈》、韓伯泉的《黎族民間故事的民俗因素》、張躍虎的《黎族傳統(tǒng)民歌簡論》、顏志圖的《廣東說書概說》等；其中葉春生、張躍虎的論文還被全國第二屆年會選用，葉文獲得廣東省第二屆魯迅文藝獎。另外，徐冼塵主編的《民族民間藝術(shù)研究》亦出了二期，發(fā)表了一批民間文藝理論文章；李毅剛等編撰的《羊城掌故》，集納了許多有關(guān)廣州的民俗資料。

　　在此期間，省內(nèi)五所高等院校先后恢復(fù)或開設(shè)了民間文學概論課。廣東民族學院從海南遷至廣州，把民間文學列為中文系的必修課程，編寫了《黎族文學概論》。1980年春，中山大學恢復(fù)了這門選修課，并于1986年恢復(fù)出版了?？雮€世紀的《民俗》雜志(內(nèi)部發(fā)行)。廣州師范學院、華南師范大學和暨南大學也相繼開設(shè)了這門課和一些專題講座，許多縣市舉辦了理論骨干培訓班。特別是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開展以來，促進了民間文藝理論與實踐的結(jié)合，又有一批理論著作問世。如葉春生的《簡明民間文藝學教程》、郭精銳的《神話與民俗》、《神話與科學》、鄧啟龍的“外國民間文學研究系列”、韓伯泉的“民族民間文藝研究系列”、陳摩人的《西江龍母的民族學考查》等，陳文還獲得了第三屆魯迅文藝獎。

　　在香港，原廣州學者譚達先出版了“中國民間文藝理論叢書”一套11本，引起了海峽兩岸學者的關(guān)注，臺灣出版商翻印了這一套書。

　　1983年，客家民俗愛好者率先成立了客家民俗研究會，創(chuàng)辦了《客家民俗》報。1984年，廣東民俗學會成立，其成員大部分為廣州的民俗學者。1986年，中山大學學生組建了民俗學社?！犊图颐袼住?、《嶺南民俗》、中大《民俗》等報刊相繼問世，廣州的民俗研究得到了加強。潘雄的《民俗學與民間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民俗學的源流與廣東漢區(qū)民俗研究的任務(wù)》等專文，引起了國內(nèi)外的關(guān)注。

　　這一時期的民俗研究，廣東最活躍的領(lǐng)域是客家民俗文化源流的探討，廣州學者蕭亭、陳宏文等曾在《客家民俗》中發(fā)表了這方面的文章。此期間，廣州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黃乃釗等人著的《廣州人：昨日與今日》；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和社會問題研究室合編的《廣州的文化風格》，對廣州的傳統(tǒng)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和新文化的特征進行了剖析，觀點新穎，資料翔實，對研究廣州新民俗很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