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概述
　　1、名詞，專指一類迫害文人，以排除異見的事件。
　　2、動詞，指利用特權對異己進行構陷。
　　3、形容詞，形容統(tǒng)治者對被統(tǒng)治者實行的無情專制。
　　《漢語大詞典》定義為“舊時謂統(tǒng)治者為迫害知識份子，故意從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成罪”，《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定義為“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
[編輯本段]北宋和以前的文字獄
　　《漢書》上說，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而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楊惲腰斬。魏末嵇康因寫作的《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師“聞而惡之”而被斬于東市。
　　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六月，北魏大臣崔浩因主持編纂的國史直書揭露了北魏統(tǒng)治者拓跋氏祖先的羞恥屈辱的歷史，被北魏世祖下令族誅，同時株連被殺的還有崔浩姻親范陽盧氏、太原郭氏和河東柳氏等北方大族，史稱“國史之獄”．
　　北宋大詩人，大詞人蘇軾就曾因為所作的詩中，被指“包藏禍心，誹謗謾罵”，得罪當權者，被捕入獄將近五個月，罪名是包藏禍心、謗訕時政。主要的根據(jù)是《山村五絕》、《八月十五日看潮》、《和陳述古冬日牡丹》等幾首詩。史稱“烏臺詩案”。
[編輯本段]金朝時的文字獄
　　翰林學士張鈞是金國有史可查的第一個文字獄受害者，因為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貶損”的詔書，被蕭肄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剁成肉醬?！督鹗?#183;熙宗本紀》：‘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上寢，燒幃幔，帝趨別殿避之。丁丑，有龍斗于利州榆林河水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皆飄揚十數(shù)里，死傷者數(shù)百人。五月戊子，以四月壬申、丁丑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擿其語以為誹謗，上怒，殺（張）鈞。’《金史·佞幸列傳》：‘蕭肄，本奚人，有寵于熙宗，復諂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tǒng)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寢殿鴟尾，有火自外入，燒內(nèi)寢幃幔。帝徙別殿避之，欲下詔罪己。翰林學士張鈞視草。（張）鈞意欲奉答天戒，當深自貶損，其文有曰：“惟德弗類，上干天威”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于人事弗曉，眇則目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帝大怒，命衛(wèi)士拽（張）鈞下殿，榜之數(shù)百，不死。以手劍剺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
[編輯本段]元朝時的文字獄
　　公元1323年，身為高僧的前宋恭帝懷念宋朝，寫了以下的詩句：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觸怒元廷，賜死。
[編輯本段]明朝時的文字獄
　　朱明文字獄始見于洪武七年（ 1374 ）。時蘇州知府魏觀將新府衙 建于張士誠宮殿舊址，高啟作《上梁文》中又有“龍蟠虎踞”四字，因此觸犯明太祖朱元璋忌諱而被殺。洪武十七年以后，又先后發(fā)生多起因上賀表、謝箋引起的文字獄。據(jù)載因當時勛臣不滿于朱元璋重文輕武，遂進讒言“文人善譏訕”，朱元璋從此對天下章奏動生疑忌。洪武二十九年禮部頒行謝表式后，才不再發(fā)生以賀表、謝箋獲罪之事。但洪武三十年南北榜案中，考官因所進試卷中有“一氣交而萬物成”及“至尊者君，至卑者臣”，被認為譏諷朝廷，有兇惡字而獲罪。明初文字獄貫穿洪武一朝，是明太祖朱元璋為推行文化專制統(tǒng)治所采取的極端手段，并為后世封建統(tǒng)治者所效法。
　　朱元璋統(tǒng)治時期，文士以表箋文字不當而罹罪這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習慣，每逢正旦，萬壽節(jié)及冊立東宮是，內(nèi)外文武大臣都要獻上表箋慶賀。而各級文武大臣嫻于文辭者并不多，于是撰寫賀表的任務一般都落在當?shù)亟坦俚纳砩?。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訕譏之好，故而對這些表箋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箋被他看出了“破綻”，朱元璋毫不猶豫地亮出了屠刀。當時以表箋文字觸犯忌諱者為數(shù)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為用了“則”字。當時的江淮方言，“則”與“賊”讀音相似，朱元璋以為這是在譏諷他有落草為寇的經(jīng)歷。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萬壽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因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被殺等等

 

清朝康熙時的文字獄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兩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獄還不算非常嚴重，但是也殺戮了大批文人。
　　
1.明史案

　　
　　從莊廷鑨明史案說起，卻說明熹宗天啟朝內(nèi)閣首輔朱國禎受魏忠賢排擠，告病回到老家浙江烏程，編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諸臣傳》。明亡后，浙江湖州有個叫莊廷鑨的富戶，他是個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的鼓舞，也想搞一部傳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曉史事，于是出錢從朱國禎后人處買了史稿，并延攬江南一帶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在敘及南明史事時，仍尊奉明朝年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tǒng)，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寫努爾哈赤的名字，寫明將李成梁殺死努爾哈赤的父祖，斥罵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為 “尚賊”、 “耿賊”，寫清軍入關用了 “夷寇”等等，這些都是清廷極為忌諱的。這部《明史輯略》刊刻后，起初并無事，只因幾年后幾個無恥小人，想去敲詐莊家，才惹出事來。當時主事者莊廷鑨已死去多年，莊父仗著有錢買通官府將敲詐者一一頂回。不想一個叫吳之榮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鰲拜等人對此大感興趣，頒旨嚴究。于是與莊氏《明史》有關連的人大禍臨頭?？滴醵?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麗的杭州城，清軍將《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為《明史》寫序的、校對的，甚至賣書的、買書的、刻字印刷的以及當?shù)毓倮?，在弼教坊同時或凌遲、或杖斃、或絞死，一時血濺人間天堂。“主犯”莊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數(shù)百人受牽連發(fā)配充軍。
　　明史案開了以“逆書”索賂的惡劣先河。一些惡棍效法吳之榮，去挑別人書文中的紕漏，牽強附會，指為“逆書”，漫天敲詐。如孫奇逢所編的《甲申大難錄》被人控告是紀念亡明，孫奇逢因此被押進京入獄，經(jīng)人營救方才出獄。后來竟發(fā)展到歹徒們索性自制逆書，想敲詐誰就把誰的名字列上。這要數(shù)沈天甫、夏麟奇、呂中等人膽最大、心最黑。他們刻印一本詩集，假托為陳濟生所編，書中作者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內(nèi)閣中書吳元萊家索銀兩千兩被拒，遂將此書檢舉報官，經(jīng)刑部審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斬于西市。
　　
2.黃培詩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東發(fā)生了黃培詩案。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明末官至錦衣衛(wèi)都指揮使，明亡后，隱居在家。曾經(jīng)接濟過于七農(nóng)民起義軍，所作詩如“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人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反映出黃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還和一幫同道結為大社。告黃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黃寬之孫黃元衡。黃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進士、當上翰林后，為了歸宗還姓，解除與黃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黃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詩文書籍等。因此黃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獄，被處斬。姜元衡還嫌不夠，又伙同惡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稟文，指控顧炎武等“故明廢臣”和對清廷懷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間的通信，不是密謀造反，就是誹謗朝廷。在這份居心叵測的稟文中，姜元衡點了約三百人的名字，企圖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辦理的地步，山東總督、巡撫也親自過問。顧炎武為此被囚禁了近七個月，經(jīng)朱彝尊等人四處營救才出獄。
　　
3.《南山集》案

　　
　　后來翰林院編修戴名世對清廷隨意篡改明朝歷史甚感憤慨，他通過訪問明朝遺老和參考文字資料寫了一本記錄明末歷史的《南山集》?？滴跷迨?1711年)，書印出十年后被人告發(fā)，因為書中用南明年號并涉及多爾袞不軌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將戴名世凌遲處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歲以上者立斬，女子及十五歲以下男子，發(fā)給滿清功臣家作奴仆。同鄉(xiāng)方孝標曾提供參考資料《黔貴記事》，也和戴名世同樣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職銜者，一律革去；給《南山集》作序的汪灝、方苞、王源等處斬刑；給《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鶚等人及其妻、子，發(fā)寧古塔充軍。由《南山集》受到牽連的有三百多人，后來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遲為斬刑，本來應處斬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龍江，方孝標已死，但仍被發(fā)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間有說唱藝人徐轉，用說唱的方法寫歷史。這本是一代創(chuàng)舉，但是康熙帝認為他褻瀆歷史，就將徐轉問斬了。
[編輯本段]清朝雍正時的文字獄
　　
1.年羹堯案

　　
　　雍正朝的文字獄始自年羹堯案。年羹堯是漢軍鑲黃旗人，進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帶平叛屢建功勛，康熙末年授定西將軍、兼理川陜總督，一意依附當時還是雍親王的胤禛。胤禛繼位后，年羹堯備受寵信，累授川陜總督、太保、撫遠大將軍，爵封一等公。年羹堯又因妹妹是雍正的妃子，開始居功自傲，胤禛早就想殺一儆百，只是苦于沒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現(xiàn)“日月合璧，五星聯(lián)珠”的天文奇觀，臣僚上表稱賀，胤禛特別注意年羹堯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體潦草，二是將成語 “朝乾夕惕”寫成了“夕惕朝乾”，此語意為終日勤慎，就是寫倒了意思也不變。雍正可不管這些，認為年羹堯居功藐上，心懷不軌，那些對年羹堯有怨懟的人見皇上帶了頭，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堯被劾成九十二條大罪。胤禛令年羹堯自裁，親族、同黨或斬首或流放或貶謫，凡是與他有一絲牽連的人統(tǒng)統(tǒng)受到處罰。
　　年羹堯死后七天，汪景祺斬首示眾，即汪景祺西征隨筆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陜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堯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訪，乘機投書干謁年羹堯，做了年羹堯的臨時幕客。汪景祺這次西游著有《讀書堂西征隨筆》二卷，獻年羹堯收藏。年羹堯得罪抄家，《西征隨筆》被繳進宮中。雍正讀后咬牙切齒地在首頁題字云：“悖謬狂亂，至于此極！惜見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wǎng)也。”大約是隨筆提及“狡兔死，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堯。胤禛因此憤恨，但是又要表現(xiàn)自己孝道，處罪諭旨只稱汪景祺“作詩譏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處斬，梟首示眾，其頭骨在北京菜市口梟示了十年。妻子兒女發(fā)配黑龍江給披甲人(滿洲軍士)為奴；兄弟叔侄輩流放寧古塔；疏遠親族凡在官的都革職，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牽累的人多，汪景祺僑居的平湖縣城甚至傳出“屠城”的謠言，居民驚惶逃竄。
　　與年羹堯有牽連的還有錢名世名教罪人案。錢名世字亮工，江蘇武進人，與年羹堯是鄉(xiāng)試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誼。雍正二年(1724年)，權勢赫赫的年羹堯進京覲見，錢名世贈詩諛頌，有“分陜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詩句。年羹堯受誅，錢名世當然在劫難聞逃。雍正給他加的罪名是“曲盡諂媚，頌揚奸惡”。但沒有殺他，只是把他革職逐回原籍，卻又御書“名教罪人”四字，命錢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額，掛在錢家中堂上。奇恥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錢名世無臉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孫孫都抬不起頭。胤禛還命常州知府、武進知縣每月初一、十五去錢家查看匾額懸掛情形，如未懸掛則呈報巡撫奏明治罪。這還不夠，當錢名世離京時，雍正又命京官自大學士、九卿以下都作諷刺詩為錢名世“贈行”，結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詔作詩。雍正一一過目后，交付錢名世輯成專集，題為《名教罪人詩》，刊印后頒發(fā)全國學校，讓天下士子人人知曉。諷刺詩作得夠味的給予表揚，不夠味的給予處分。正詹事陳萬策詩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異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堯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夸獎。而翰林侍讀吳孝登則因詩句“謬妄”，被發(fā)配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作詩的人當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錢名世“百年遺臭辱簪纓”；有叫謝濟世的，他批判錢名世“自古奸諛終敗露”；但是不久，他們就跟著遭殃，亡國奴做豬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國維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軍統(tǒng)領、理藩院尚書，雍正初年襲爵一等公，授吏部尚書，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堯一樣，是雍正的重臣，沒有他二人，很難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參與了弒君改詔篡位。雍正的江山坐穩(wěn)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堯已除，隆科多也必須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譜)罪付審，諸王大臣合議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條大罪，得旨永遠圈禁，家產(chǎn)追補贓銀，其二子也受處分。次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而與隆科多案有關的查嗣庭案結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數(shù)月。查嗣庭字潤木，號橫浦，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進士，選入翰林，經(jīng)隆科多保奏授內(nèi)閣大學士大夫，后又經(jīng)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禮部左侍郎。該文字獄詳見清初六家卷查慎行傳，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結束，查嗣庭戮尸、梟首，親族或斬或流放，牽連的江西官員統(tǒng)統(tǒng)革職。不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進而遷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獄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設浙江觀風整俗使，專職監(jiān)視士人，整頓士風(接著東南各省相繼設立觀風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詔停止浙江士人鄉(xiāng)試、會試。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擁護，說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條陳整頓風俗、約束士子的十條建議，雍正批轉浙江巡撫和觀風整俗使議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經(jīng)浙江總督李衛(wèi)請求，雍正才解除停止鄉(xiāng)會試的詔令，兩年后撤消觀風整俗使。

2.謝濟世案、陸生楠案

　　
　　其后又有謝濟世案、陸生楠案，兩案都胎育于李紱、田文鏡互參事件。田文鏡是監(jiān)生出身，從州縣小吏歷練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撫。他政令嚴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員辦事懦緩，接連劾罷三四員州縣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黃振國，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薦。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隸總督的李紱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鏡循例迎送?？萍壮錾淼睦罴浫滩蛔≈肛熖镂溺R，說他不該有意蹂躪讀書人。于是田文鏡上密疏參劾李紱因與黃振國等人科舉同年，所以有意袒護，言下之意是說李紱等人私結朋黨。不久，李紱入京覲見，陳述田文鏡貪虐及黃振國等人冤抑情狀。雍正稍加調(diào)查，就懷疑李紱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黨。
　　同年冬，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謝濟世上疏參劾田文鏡十罪。雍正把奏疏退還，而謝濟世堅持要上疏。雍正一怒之下把謝濟世革職逮捕，大學士、九卿、科道會審擬斬。由于謝濟世所劾與李紱所劾內(nèi)容完全一致，都為黃振國鳴冤，黃振國是蔡王廷所薦，蔡王廷與李紱關系親密，雍正于是認定這幾個人在搞朋黨，將謝濟世減死發(fā)配新疆阿爾泰；蔡王廷降為奉天府尹；李紱降為工部侍郎(不久革職)。陸生楠，舉人出身，以軍功遷授吳縣知縣。引見時雍正見他應對滯訥，“舉動乖張”，便把他扣下來留京學習辦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見時，雍正見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寫有“五經(jīng)四書中如‘惠迪吉’、‘從逆兇’，何以異于佛老”等句，覺得是諷刺自己。雍正進而想到他是廣西人，與謝濟世是同鄉(xiāng)，而李紱原先做過廣西巡撫，“平日必有與李紱、謝濟世結為黨援之處”。于是命把陸生楠革職，也發(fā)配阿爾泰。
　　陸生楠在阿爾泰著有《通鑒論》十七篇，竟成陸生楠通鑒論案的禍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駐守阿爾泰的振武將軍、順承郡王錫保疏劾陸生楠《通鑒論》十七篇，文中“抗憤不平之語甚多，其論封建之利，言辭更屬狂悖，顯系排議時政”，《通鑒論》隨本繳進。雍正雍正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諭內(nèi)閣，對《通鑒論》中的“狂悖”議論逐條加以批駁。批駁完，雍正“提議”將“罪大惡極，情無可逭”的陸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擬陸生楠應治之罪。從官當然遵旨惟謹，這年年底，陸生楠在阿爾泰軍中處死刑。
　　錫保在疏劾陸生楠的同時，對謝濟世也參了一本，說謝濟世所著《古本大學注》毀謗程朱，書隨本繳上，即謝濟世注大學案。雍正讀過后頌諭內(nèi)閣，認為謝濟世不僅毀謗程朱，而且對時政“恣意謗訕”，尤切齒于《注》中所去：“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一句，咄咄逼問道：“試問謝濟世：數(shù)年以來伊為國家敷陳者何事？為朕躬進諫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諫？所飾者何非？除處分謝濟世黨同伐異、誣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議謝濟世應治之罪。眾臣擬謝濟世與陸生楠一同處死，雍正心血來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諭錫保在殺陸生楠時把謝濟世一同綁赴刑場，最后卻宣布謝濟世免死，不知當時兩人是何感受。
　　
3.曾靜、呂留良案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陜西西安的一條大街上，川陜總督岳鐘琪正乘轎回署，突然有人攔轎投書。這就是曾靜、呂留良之獄，詳見江東義士卷呂留良傳。案結處置，呂留良、呂葆中父子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呂毅中斬立決；呂留良諸孫發(fā)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家產(chǎn)悉數(shù)沒收。呂留良學生嚴鴻逵開棺戮尸，梟首示眾，其孫發(fā)遣寧古塔給披甲人為奴；學生沈在寬斬立決；黃補庵(已死)嫡屬照議治罪；刊印、收藏呂留良著作的車鼎豐等四人判斬監(jiān)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還有十數(shù)人受杖責。而曾靜供詞及懺悔錄，集成《大義覺迷錄》一書，刊后頒發(fā)全國所有學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認真觀覽曉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祿帶領曾靜到江浙一帶等地宣講，命兵部尚書史貽直帶領張熙到陜西各地宣講。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兒子翻案，雍正曾聲明“朕之子孫將來亦不得以其詆毀朕躬而追究誅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繼位，尚未改元就公開翻案，命將曾靜、張熙解到京師，于十二月把二人凌遲處死，并列《大義覺迷錄》為禁書。而漢奸岳鐘琪也沒有好下場，他后來因進討準噶爾失利，被大學士鄂爾泰所劾，下獄判斬監(jiān)候，到乾隆初年才獲釋。(準確的來說,曾靜、呂留良案涉及到謀叛未遂,不符合“明清時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羅織罪名清除異己而設置的刑獄。”的定義,并非典型的文字獄案件.)
　　
4.屈大均案

　　
　　《大義覺迷錄》在廣東巡講時，廣東巡撫傅泰從張熙供稱欽仰廣東“屈溫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學者屈大均號翁山，猜想“溫山”是“翁山”之訛。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詩外》諸書，果然發(fā)現(xiàn)其中“多有悖逆之詞，隱藏抑郁不平之氣”。這樣，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發(fā)。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來縣教諭)自動到廣州投案，繳出父親的詩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報，刑部擬屈大均戮尸梟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死，僅將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詩文禁毀。這就是屈大均案，詳見嶺南三大家卷屈大均傳。
　　
5.裘璉戲筆之禍

　　　然后又有裘璉戲筆之禍。裘璉是浙江慈溪人，少時曾戲作《擬張良招四皓書》，內(nèi)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賢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語句，當時頗為傳誦?？滴跄┠?，七十歲的裘璉中進士，后來致仕歸鄉(xiāng)。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歲的裘璉突然被捕，原來有人告發(fā)他那篇代張良寫的招賢信是替廢太子胤礽出謀劃策。次年六月，裘璉卒于京師獄中。少年戲筆，老年得禍，真所謂“人生識字憂患始”。
　　
6.“清風不識字”案

　　
　　翰林院庶吉士徐駿，是康熙朝刑部尚書徐乾學的兒子，也是顧炎武的甥孫。雍正八年(1730年)，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把徐駿革職。后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里找出了如下詩句“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于是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下詔征舉士人，想學康熙重開博學鴻詞科，誰知響應廖廖，只得作罷。人才凋零，文治廢弛，一至于此，文字獄的消極影響于此可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