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為何一直深陷“病態(tài)”？

蟲二 2009-04-11

展開全文

中華文明為何一直深陷“病態(tài)”？
文章提供于 2009-4-10 8:39:51 (北京時間: 2009-4-10 20:39:51) 文章作者: 黎鳴	閱讀時出現(xiàn)亂碼？解決辦法

　　中華文明源頭的“病態(tài)”究竟是什么？是稱作“儒”的孔子及其徒子徒孫們的對于開發(fā)中國人大腦的思維邏輯規(guī)律、真理的完完全全的阻止和杜絕，是他們長期以來為中國人所提供的幾乎全部的“儒經(jīng)”和“文獻”，實際上全都是中國人大腦運行過程之中的完完全全有害的“病毒”。

　　人類大腦第一次獲得巨大飛躍進化的動力，是來自人類對文字書寫的創(chuàng)造，發(fā)生的時間大約在三千年前；人類大腦第二次獲得巨大飛躍進化的動力，是來自最初思維邏輯的創(chuàng)造，發(fā)生的時間大約在兩千年前；人類第三次獲得更巨大飛躍進化的動力，是來自形式思維邏輯的發(fā)明的完成，發(fā)生的時間大約在三百年前。

　　正是在上述的人類大腦三次獲得巨大飛躍進化動力的關(guān)口，東方和西方人類文明發(fā)展的道路產(chǎn)生了巨大的偏移，或分道揚鑣。如果說西方人的文明道路是“正常”的話，那么就只能說東方人的文明道路，或者即直說中國人文明的道路進入了歧途，是偏斜的，或“病態(tài)的”。

　　由于孔儒思想在漫長的兩千多年歷史之中的“獨尊”和“獨斷”，以及它們的大量“死書”和文獻的泛濫，經(jīng)嚴重地阻止了中國人大腦獲得進一步開發(fā)的可能。造成中國人在幾乎所有重要的“發(fā)現(xiàn)、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中缺席。

　　對于中國人來說，必須清楚，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西方人直接運用武力打破中國人的大門之前，我們的儒家文人們還仍然完全沒有最起碼的關(guān)于思維的邏輯的觀念，甚至我們中國人的語言也缺乏最基本的“語法 ”。其實，這就已經(jīng)說明了中華文明“病態(tài)”的嚴重后果了。什么“病態(tài)”？中國人大腦工作的“病態(tài)”。“后果”如何？“后果”是中國人的思維沒有邏輯，中國人的語言沒有語法，進一步，中國人就更沒有可能去談什么“哲學(xué)”、“理論”或“科學(xué)”了，如此中國歷史的“后果”還不嚴重嗎？

　　我今天的文章，就是要說明這種“病態(tài)”，并希望找出這種“病態(tài)”的最早的根源。根源于何處？我的回答：即根源于孔子及其徒子徒孫們所堅持的“儒”的最初來源的“病態(tài)”，并且一直到了今天，中國人還在繼續(xù)堅持這種漫長歷史中的“病態(tài)”。

　　什么是“儒”？按照中國人的拆字游戲，“儒 ”是向上天祈求“雨”、“天”的“人”。“儒”的左邊是“人”字，“儒”的右邊是“雨”、“天”二字，下邊的“而”字實際上是古體篆書中的“天”字。什么是祈求“雨”、“天”的“人”呢？即古代替天子主持求雨的祭天儀式的祭司。這就是中國最早的“儒”的出處。

　　有了上面的鋪墊，我們現(xiàn)在來看看東西方文字的發(fā)明。它們出現(xiàn)的時間大體都在三千年前。不同的是西方人的字母文字是來源于為商人服務(wù)的文字，而中國人的方塊文字是來源于為帝王服務(wù)的文字。換言之，發(fā)明西方字母文字的人是商人，而發(fā)明中國方塊文字的人是官人，具體而言是為帝王服務(wù)的主持祭祀、占卜的祭司、卜人或筮人，其中即包括古代的“儒”人。誠如文字學(xué)家周有光先生所言：“為帝王服務(wù)的文字不怕繁難，為商人服務(wù)的文字力求簡便。”因為“簡便”，便有了發(fā)現(xiàn)其中蘊含的規(guī)律、真理、邏輯的可能；而相反，因為“繁難”，想要發(fā)現(xiàn)其中蘊含的規(guī)律、真理、邏輯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地小，甚至幾乎變成了不可能。這在后來，的確已經(jīng)成為了中國歷史之中嚴峻的事實。

　　按道理說，無論東西方文字的誕生，同時也就誕生了最初的思維邏輯的第一定律：同一律，而且也會進一步帶來第二定律：相對律（矛盾律），然而非常遺憾，由于東西方文字來源的上述差別，思維邏輯的規(guī)律在字母文字的西方世界中獲得了愈來愈被人們發(fā)現(xiàn)的可能性，而在方塊文字的中國卻被引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信仰“天命”的方向，這從中國最古老的文字是“ 甲骨文”即可得到最顯然的證明。

　　“甲骨文”是什么？幾乎全都是當時為王者卜筮或占卜的記錄。信仰不可知的“天命”的主觀或然性的中國人，和信仰“同一性”的“規(guī)律”、“真理”或“上帝”的客觀必然性的西方人，這就是截然相反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方向。中國人被“病態(tài)”地引向了“天命”的不可知的迷信的方向，而西方人則相反，被“正常”地引向了“同一性”的邏輯規(guī)律、真理或惟一神上帝的信仰的方向。

　　這里暫時不談字母文字和方塊文字的總的優(yōu)劣的比較，但不能否認，字母文字的最初的導(dǎo)向的確對于西方人的大腦最初的進化而言是有利的，而相反，方塊文字的導(dǎo)向?qū)τ谥袊舜竽X最初的進化則是比較不利的；雖然從今天已經(jīng)進入了信息化時代的角度再來看這兩種文字，我卻必須指出，中國的方塊文字是平面型的文字，它所包含的信息量是線型的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擬的，因此，在今后的未來，方塊文字的有利的前景將是不可限量的。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已經(jīng)看到，我們中國人大腦的“進化”，在三千年前和兩千年前的兩次巨大的機遇之中，均明顯地處于落后的甚至缺失的狀態(tài)。至于到了三百年前的那次更巨大飛躍的機遇，那就簡直完全與我們中國人無關(guān)了，我們只能等待西方人用他們的智慧的力量打上門來，并且一交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一敗涂地，潰不成軍。

　　說到這里，我卻不能不回過頭來為我們的祖先進行一些應(yīng)有的辯護。

　　其實在三千年前和兩千年前的那兩次巨大的飛躍性的機遇之中，我們的祖先也并不是毫無作為的。三千年前的伏羲畫卦的圖像，實際上是發(fā)生在甲骨文字的出現(xiàn)之前的。伏羲的七十二個圖像符號，現(xiàn)在看來，是非常偉大的具有“同一性”、“矛盾性”，甚至還具有“全息性”的全邏輯規(guī)律的抽象，可惜它出現(xiàn)得太早了，根本就沒有人能夠真正理解它，因此，中國人只能非常遺憾地錯過了一次有可能極大地提升自己大腦功能的進化的機會。

　　到了兩千年前，事實證明，老子的《道德經(jīng)》的確已經(jīng)真正理解了伏羲的抽象符號的偉大的邏輯意義了，然而同樣非常遺憾，還是幾乎沒有任何人能夠真正理解老子。

　　就這樣，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兩位真正思想的偉人，竟然如此完全地與歷史上的中國人擦肩而過，甚至沒有留下絲毫真正的豐功偉績。但不能否認，伏羲的符號和老子的《道德經(jīng)》能夠保存到今天，也依然是中華民族一項值得慶幸的成就。

　　與伏羲和老子相反，孔子不僅繼續(xù)高揚不可知的“天命”的主觀或然性，從而完全否定了“同一性”的“真理”、“規(guī)律”的客觀必然性，而且更頑固地堅持人為的僵死的“禮”的永遠和完全的不可變性，從而徹底地否定了人與人之間的現(xiàn)實的，同時也是思維的現(xiàn)象的、普遍的“矛盾性”（規(guī)律），總之，孔子徹底否定了人類思維邏輯的全部規(guī)律，這事實上也即徹底地阻止了中國人大腦進化的一切的可能性。中國人為什么這么愚蠢？中國人的歷史為什么兩千多年來一直處于嚴重停滯發(fā)展的狀態(tài)？孔子及其儒家的完全反邏輯、反真理、反規(guī)律的意識形態(tài)，當然地必須擔負其中幾乎全部（在開發(fā)中國人大腦“軟件”方面）的責任，他們不僅不能提供有效的開發(fā)人類大腦的“軟件”，而且更制造了大量對中國人大腦非常有害的“病毒”。

　　為了對抗孔子及其儒家的“反動”，老子在《道德經(jīng)》之中，直接反對“天命”（“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反對“禮樂”（“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更以“三絕”（“絕圣棄智”，“絕仁棄義”，“絕巧棄利”）而來表示自己完全對抗孔儒邪說的決心。墨子同樣反對“禮樂”，反對“天命”，而且提出了具體的邏輯方法（例如“三表法”）來反抗孔儒對人類思維規(guī)律的完全盲目的無視。非常令人惋惜，無論伏羲，老子和墨子，他們的正面開發(fā)中國人大腦的努力，全都被把孔儒當作“寶貝”的中國人自己棄如蔽屐，甚至直到今天，很多的中國人還在把孔子及其儒家的對于中國人大腦的“病毒”（大量的“死書”）視為偉大的大腦“軟件”。這些中國人真是無知到了何等昏庸的程度??？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做一個總結(jié)了，中華文明源頭的“病態(tài)”究竟是什么？是稱作“儒”的孔子及其徒子徒孫們的對于開發(fā)中國人大腦的思維邏輯規(guī)律、真理的完完全全的阻止和杜絕，是他們長期以來為中國人所提供的幾乎全部的“儒經(jīng)”和“文獻”，實際上全都是中國人大腦運行過程之中的完完全全有害的“病毒”。因此，徹底廢除孔子及其儒家在中國歷史上的一切邪說（這構(gòu)成了他們的“書”事實上全都只能是“死書”），以保證今后所有中國人大腦運行和發(fā)育的正常和健康，這應(yīng)當成為當今21世紀以及今后所有中國人的歷史重責。

　　

來源: 中國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