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這 樣的大師也許一百年后中國才會有吧，因為在國內，政治大多數(shù)時候是偉大光榮正確的，只有到了體現(xiàn)自己偉大光榮正確的時候，居高位者才會“辯證”地承認“由 于國情……現(xiàn)階段還有很多不足之處……”云云。就算打一些擦邊球，那又有什么用呢。公共話題是最需要短刀相接針鋒相對的，扭扭妮妮地隔靴搔癢只能把自己的 棱角越磨越平。

“我們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 沃爾特·李普曼

我的大師李普曼：“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2004 年6月，我去哈佛大學當了三個多月的訪問學者，肯尼迪學院為我安排的住處就在查爾斯河邊上，每當日落，我都會一個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緩，岸邊 的亂石都沒有經過修飾，河上的石橋一點也不起眼，三百多年來，這里的風景應該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我每次走在那里，總會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覺，我在想，這個 河邊，這些橋上，曾經走過34 位諾貝爾獎得主、七個美國總統(tǒng)，他們在注視這些風景的時候大概都不過三十歲，那一刻，他們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 還常常想起那個影響我走上職業(yè)記者道路的美國人。1908年，正在哈佛讀二年級的沃爾特·李普曼就住在查爾斯河畔的某一座學生公寓，一個春天的早晨，他忽 然聽到有人敲房門。他打開門，發(fā)現(xiàn)一位銀須白發(fā)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告訴你我是多 么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 我是十八年前，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里讀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時遇到這個細節(jié)的，那天夜晚，它象一顆夢想的種子不經意掉進了我未尚翻耕過的 心土中。

在從此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覺中。我幻想能夠象李普曼那樣的知識淵博，所以我在大學圖書館里“住”了四年，我的讀 書方法是最傻的那種，就是按書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書讀下去；我幻想成為一名李普曼式的記者，在一個動蕩轉型的大時代，用自己的思考傳遞出最理性的聲音，我 進入了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在六年時間里我?guī)缀跖鼙橹袊乃惺》?；我幻想自己象李普曼那樣的勤奮，他寫了36年的專欄，一生寫下14000篇文章，單是這 兩個數(shù)字就讓人肅然起敬，我也在報紙上開出了自己的專欄，并逼著自己每年寫作一本書；我還幻想象李普曼那樣的名滿天下，他讀大學的時候就被同學戲稱是“未 來的美國總統(tǒng) ”，26歲那年，正在創(chuàng)辦《新共和》雜志的他碰到羅斯福總統(tǒng)，總統(tǒng)笑著說，“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歲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難拒絕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個行業(yè)中，必定會有這么一到兩個讓你想想就很興奮的大師人物，他們遠遠地走在前面，背影飄渺而偉岸，讓懵懵懂懂的后來者不乏追隨的勇氣和夢想。

當然，我沒有成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將終生不會。

我 遇到了一個沒有精神生活的物質時代。財富的暴發(fā)成為人們唯一的生存追逐，沒有人有興趣聆聽那些虛無空洞的公共議題，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誕生在今日中 國，銷售量大概不會超過2000冊，社會價值的物質性趨同讓這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成為最邊緣、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個族群。

我所在的傳媒機構是一個“消息總匯”，它要求自己的記者匯總新聞而不可多做評論，在更多的時候它甚至鼓勵記者去采集一些先驗式的、“激勵”人的經驗報道。這里沒有李普曼的新聞傳統(tǒng)和傳播土壤，思想在一條預先設定好的堅壁的峽谷中尷尬穿行，新聞淪為意識形態(tài)的弄臣。

我 沒有辦法擺脫自我的膽怯和生活的壓迫。我躲在一個風景優(yōu)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職業(yè)當成謀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讓自己成為一個“商業(yè)作家”， 在看上去輿論風險并不太大的商業(yè)圈里揮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寫給大學同學、也是一位偉大記者約翰·里德――他寫出過《改變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話常常被 我用來做自我安慰：“我們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這些年來，我偶爾回頭翻看李普曼的文字會坐立不安。這個天才橫溢的家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譯 到中國卻只有一本薄薄的《公眾輿論》，這是他32歲時的作品。在這本冊子中，他論證了“公眾輿論”的脆弱、搖擺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現(xiàn)代社會的復雜和規(guī)模 使得一般人難以對它有清楚的把握。現(xiàn)代人一般從事某種單一的工作，整天忙于生計，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深度關切他們的生活世界。他們很少認真涉入公眾事 務討論。他們遇事往往憑印象、憑成見、憑常識來形成意見。正因如此，社會需要傳媒和一些精英分子來梳理時政，來抵抗政治力量對公眾盲視的利用。這些聲音聽 起來由陌生而熟悉，漸漸的越來越刺耳，現(xiàn)在我把它抄錄在這里，簡直聽得到思想?yún)柟戆愕募饨新暋?/p>

盡管遙不可及，但這個人讓我終身無法擺脫。我 常常會很好奇地思考這個國家的走向與一代人的使命――這或許是李普曼留給我們這些人的最后一點“遺產”，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歷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 拔――當物質的繁榮到達一定階段、當貧富的落差足以讓社會轉入另外一種衍變型態(tài)的時候，我們是否已經儲備了足夠的人才和理論去應對一切的挑戰(zhàn)？我們對思想 的鄙視、對文化的漠然、對反省精神的抗拒，將在什么時候受到懲罰和報應？對于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個人來講，這都是一些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我曾在哈佛燕京學 社向著名的儒學家杜維明先生請教，“一旦精神真空的社會發(fā)生思想危機的時候，誰將成為最有力的拯救力量？”那天的午后陽光很好，杜先生請吃的自助西餐很合 口，但是離開的時候我還是一派茫然。
這兩年來，我把自己的時間大半都投入到中國企業(yè)史的梳理和寫作中，我想在這個極其龐雜卻并不遼闊的課題里尋找一些答案出來。我想靜下心來做一點事，為后來 者的反思和清算預留一些略成體系的素材，我還企圖證明，這個社會的很多密碼和潛流可能會淹沒在中國經濟和公司成長的長河中。我已經決定在四十歲的時候結束 我的職業(yè)生涯，然后以一種更旁觀的身份來觀察和記錄這個時代。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夢想早已煙消云散，唯留下的只有一些聽上去很遙遠、卻讓人在某些時 刻會產生堅定心的聲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歲生日宴會上說――

“ 我們以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我們去推敲、去歸納、去想象和推測內部正在發(fā)生什么事情，它昨天意味著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著什么。在這里，我們 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yè)，一個不簡單的職業(yè)。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 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十八年前，一個叫吳曉波的中國青年讀到李普曼和他說過的這段文字。十八年來，時光讓無數(shù)夢想破碎，讓很多河流改道，讓數(shù)不清的青春流離失所，卻只有它還在星空下微弱地閃光。（吳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