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武牧羊是中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生動故事之一。西漢前期，與漢交惡多年的匈奴族且侯單于，主動送回被扣在漠北的漢朝使臣，以示和好。漢武帝遂派中郎將蘇武率團出使匈奴。當蘇武完成使命即將返回時，匈奴禍起蕭墻：緱王乘單于出獵之機，密謀殺害重臣衛(wèi)律，劫持單于之母附漢，結果事敗。蘇武因其副手參與此事而受牽連。單于命衛(wèi)律刑訊蘇武一行。蘇武擔心屬下貪生怕死，愧對家國，便慷慨陳詞，激勵眾人：“屈節(jié)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然后拔出佩刀自刎，以明心志。衛(wèi)律見狀大驚，速召巫醫(yī)救治，后又以高官厚祿誘降。蘇武對衛(wèi)律變節(jié)求榮的行徑痛加斥責：“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叛主背親，為降虜于蠻夷，何以汝為見？”衛(wèi)律無奈，將蘇武的表現如實上報。單于下令押送蘇武去北海牧羊，佯稱待公羊產下羔羊就放他南歸，妄圖迫其俯首就范。蘇武身在異鄉(xiāng)，但心向漢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杖漢節(jié)牧羊，臥起操持，節(jié)旄盡落”。直到漢昭帝初年，蘇武才得以歸漢。不辱使命的蘇武，“始以強壯出，及還，須發(fā)盡白。”（《漢書·蘇建傳附蘇武傳》）

　　南宋末年的文天祥自幼即仰慕死后謚“忠”的鄉(xiāng)賢歐陽修、胡銓等，立志要忠于國家，忠于民族，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而在南宋抗元的群英譜中，文天祥無疑是其中橈楚。他在被俘后寫的《過零丁洋》更是傳頌千古的愛國詩篇，而詩中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恰是他本人和歷代愛國志士人生觀的寫照，也是其高尚氣節(jié)的展現。不管是以前同朝為臣者前來勸降，還是元世祖忽必烈親自勸降，許以高官厚祿，文天祥都堅決表示“受宋恩為宰相，安肯事二姓”，表現出一副寧死不屈的錚錚鐵骨。以至忽必烈都為有如此志節(jié)高尚之士而不能為己所用深感遺憾，而作史者也不得不盛贊文天祥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南明兵部尚書史可法也是在支大廈于將頹、挽狂瀾于既倒的危險時刻，讓生命發(fā)出光輝的。其時，南明王朝茍且偷安、醉生夢死；清兵南下越過淮河、直奔揚州。面對蜂涌而來的清兵，史可法抱定“城亡與亡”的決心，與將士堅守孤城。圍城的清兵統(tǒng)帥多鐸數次致書史可法，勸其投降。史可法不加拆閱，就將來書投入火中。多鐸惱羞成怒，瘋狂攻城。城破之時，史可法拔刀自刎，被副將史德威等救下，但不巧與破城的清兵相遇。史可法臨危不懼，大呼：“我史督師也！可引見汝兵主。”清兵將史可法帶往統(tǒng)帥營帳，多鐸再次勸說：“累以書招，而先生不從。今既竭臣忠，不為負國，能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史可法回答：“吾為朝廷大臣，豈肯偷生為萬世罪人！吾頭可斷，身不可辱，愿速死，從先帝于地下。”多鐸又說：“君不見洪承疇乎？降則富貴。”史可法答：“承疇受先帝厚恩而不死，不忠甚矣。我詎肯效之？”“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碎尸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萬民，不可殺戮。”（《明史·史可法傳》）多鐸勸說無效，就殺害了史可法。錚錚鐵骨的史可法，以其“生當為人杰、死亦為鬼雄”的高風亮節(jié)，成為南明抗清以身殉職第一人。

　　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小至個人生死，大至國家興亡，時時處處都凸現出中華民族的氣節(jié)觀。而當氣節(jié)需要以生命來換取時，歷代有志有為之士無不表現出一種慷慨赴死、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和高尚氣節(jié)，正如文天祥臨死前在其衣帶中所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而以上所舉的蘇武、文天祥、史可法等就是他們的典型，也是萬世流芳的楷模。他們的志節(jié)永遠激勵著中華民族不斷開拓進取，戰(zhàn)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輝煌。

　　結　語

　　歷史一再證明，炎黃子孫世代追求的氣節(jié)和信念，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弱而復強、衰而復興的靈魂和脊梁，是中華民族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經天緯地的法寶。數千年來，薪火相傳，不斷被后來者發(fā)揚光大。今天，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xié)調發(fā)展的實踐中，我們更要珍惜和繼承歷史留下的這筆源遠流長、與時俱進的精神遺產，永遠保持中華民族立國強國的蓬勃朝氣、昂揚銳氣和浩然正氣，從而創(chuàng)造更加幸福的生活和更加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