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死刑存廢的爭論持續(xù)了若干世紀，它不僅見證了人類的進步，同樣見證了人類的分歧。眾所周知，甚至連康德對貝卡利亞廢除死刑的呼吁都置若罔聞，認定“殺人者必須被處死”。中國人相信“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然而許多廢除死刑的國家，尤其是在歐盟，卻將“殺人不償命，欠債要還錢”視為新傳統(tǒng)。難怪有東方人批評歐盟在“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于世界”。

      為什么人類能夠在戰(zhàn)場上寬待一名“以殺人為業(yè)”的戰(zhàn)俘，“繳槍不殺”，卻不能寬待一位已經(jīng)束手就擒的囚犯？只是為了日后的審判與出于人道主義考慮么？在我看來，更重要原因也許在于：前者是“多數(shù)人對多數(shù)人”的政治，是交戰(zhàn)各方在充分博弈后達到的均衡；后者卻是在“國家從受害者或其親屬手中攫取了報復的權利”之后形成的“多數(shù)人對一個人”。顯然，在這方面，即將被絞死的公民幾乎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籌碼。

      或許此時我們更能理解貝卡利亞所說的死刑是“一場國家同一個公民”的戰(zhàn)爭。在這場不對稱的“戰(zhàn)爭”中，死刑犯像“人類的害蟲”一樣被徹底拋棄，因為他的人類同伴不希望和他生活在一起，甚至不希望他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活下去。

      人類并不缺少死刑。贊成死刑者可能會說，死刑可以保障并提升國家與社區(qū)的品格，對社會是有益的。如果絞死一個囚犯可以使500個人免于被殺害，那么殺死那個人就是值得的。顯然這是國家至上的功利主義觀念。問題在于，國家是否有權通過剝奪一個人的生命來保障其他人的生命？以及，殺死這個人是否是其他“潛在殺人犯”終止殺人的充要條件？否則他就不可避免地成為公共秩序的替罪羊，甚至只是作了“毫無意義的犧牲”。如果贊成這種功利主義，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倘使凌遲能夠使501個人免于被殺害，就可以恢復凌遲了呢？

      事實上，早在公元前428年，在雅典廣場上一場關于死刑的激烈爭論中，主張寬恕的狄奧多德便已意識到“用死刑來約束人是沒有用的”，因為只要貧窮給人們尋求必需品的勇氣，或者富裕給予他們部分傲慢和野心，只要“希望什么都不缺”的沖動驅(qū)使人們鋌而走險，人們就有可能成為“激情的奴隸”。換句話說，沒有誰是天生殺人犯，這也決定死刑威懾可能只是一種假相，因為絕大多數(shù)殺人犯都是“激情殺人”，而不是像經(jīng)濟學家算計好一切“理性地殺人”，或像國家那樣“合法地殺人”，否則，他們也完全可能已經(jīng)逃之夭夭。

      真正糟糕的是死刑淪為一種儀式。死刑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條件下殺人是合理的”，同時它也造就了人們對這種儀式的迷信，忽略了對制度與生活腳踏實地的改進。

      十九世紀，一位叫查理·菲利浦斯的作者在《死刑遐思》一書里曾提到“扒手悖論”：十八世紀的倫敦有無數(shù)扒手在人群里行竊，而這群人正血脈賁張地觀賞某個扒手被絞死。顯然，這“殘忍的戲劇”并沒有阻止扒手們在人群里尋歡作樂，因為他們知道“所有人都朝著絞刑架那個方向看”。

      這個故事意味深長。它言之鑿鑿地掀翻了死刑的威懾之力，同時表明，當看客全情投入對死刑的觀賞，以為扒手會吊死一個少一個時，卻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正是他們在絞刑架下的漫不經(jīng)心，不斷地喂大了身邊的扒手——這未來的死刑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