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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稅對經(jīng)濟效率有很大的影響。只要政府對某一活動征了稅，就會提高從事那個活動的成本，當然就會有更少的人從事這個活動。例如，有了消費稅，消費者就增加了消費的成本，這導致供給曲線向上移動。一旦一個產(chǎn)品被征了稅，它的生產(chǎn)就會減少。盡管賣方似乎得到了更高的產(chǎn)品價格，但扣除稅之后的價格卻可能下降。因為消費者支付的價格上升了，消費者剩余減少了。在這種情況下，生產(chǎn)者得到的價格也可能下降了，生產(chǎn)者的剩余也減少了，減少的消費者剩余和生產(chǎn)者剩余一部分變成了政府的稅收，其余的等于由征稅造成的無謂的損失。稅收造成的無謂損失被稱為稅收的額外負擔。額外負擔衡量了經(jīng)濟的效率損失，因為征稅減少了所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的數(shù)量。如果一個稅增加的額外負擔比它增加的收入小，那么這個稅就是無效率的。 為了改進賦稅的經(jīng)濟效率，經(jīng)濟學家提出政府應該減少對那些具有較大無謂損失的稅種的依賴。例如，對儲蓄征收的利息稅就會有比較大的無謂損失。因為儲蓄往往就是來自于那些已納過稅的收入。所以，對儲蓄掙得的利息再征稅就等于是雙重征稅。 納稅會改變人們工作、儲蓄和投資的激勵，從而對經(jīng)濟效率會有很大的影響。例如，美國和歐洲年工作小時的巨大差異就是對這個影響的一個最好說明。眾所周知，歐洲人現(xiàn)在比美國人工作的時間短。根據(jù)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愛德華·普雷斯科特最近的分析，這種差距并非由來已久的。在上世紀70年代初，歐洲和美國征收的稅率是差不多的。歐洲人和美國人的工作小時也是差不多的。普雷斯科特發(fā)現(xiàn)，在此之后，美國與德國和法國在勞動供給上的差距幾乎有一半是由它們的稅收體制差異造成的。 2004年間美國的經(jīng)濟學家和政治家們對稅收政策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聯(lián)邦政府是否應該從依賴所得稅轉向依賴消費稅。所得稅要求家庭對所有的收入納稅，而消費稅要求家庭僅對花掉的收入納稅，儲蓄起來的收入只是在以后用掉時才需要納稅。 要弄明白從所得稅轉向消費稅如何影響個人面臨的經(jīng)濟激勵，我們來假想一個例子。假設一個20歲的青年對于是否要把老板發(fā)的獎金1，000元儲蓄起來舉棋不定。如果她把這1，000元以定期存款的方式存入銀行中，那么按照所得稅法，她的本和息都要交納所得稅。但是如果把所得稅改為消費稅的話，她就什么稅都不交。假設她的存款每年有6％的利息并且她一直存到70歲退休為止。按照滾雪球的復利方式計算，50年一共可以積累18，430元。現(xiàn)在假設，按照所得稅法，她應該交納33％的所得稅。這樣一來，納稅后她的獎金只剩下了670元。另外。如果她把錢存入定期存款中，她每年的稅后回報則只有6％×（1-0.33）=4％。20歲時把1，000塊獎金存入銀行，70歲時只能得到4，761塊。積累上的這個巨大差別-13，659元反映了儲蓄的稅負，它讓儲蓄變得不再那么吸引人。 很多經(jīng)濟學家提出觀點認為，能更好衡量納稅人福利的不是他的收入（他掙了多少錢），而是他的消費（他花了多少錢）。因此對消費征稅比對收入征稅更合適。因為所得稅對儲蓄的利息或其它回報征了稅，所以實際上是對未來的消費征了稅。而今天儲蓄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未來消費的。也就是說，所得稅法實際上鼓勵了當前的消費，如上例所示，它減少了家庭的儲蓄意愿。也有經(jīng)濟學家反對從所得稅轉向消費稅，因為他們相信，消費稅比所得稅在性質上更累退。這些經(jīng)濟學家認為，窮人無力儲蓄，因此如果交納消費稅的話，窮人也無法因為消費稅鼓勵了儲蓄而得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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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zkygh1963 > 《經(jīng)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