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湖北的年輕人，想為他寫一點東西，這種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作為一個學者，研究歷史，如此不下工夫，實在難以原諒。每次談到劉伯承元帥時候，人們常常會想到岳飛的詩句“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老人家的一生，經歷過了無數(shù)的挫折和風雨，是我們這一代人難以想象的，是任何一個人難以用幾筆把他勾勒出來的。本文只想就他走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一些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一些探討，可能我有些看法也不過是“管窺蠡測”而已，我衷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來研究劉帥，探討歷史問題。這將使我們在歷史中得到借鑒，更好地建設我們的軍隊?，F(xiàn)在我把我所知道的一些歷史情況介紹一下，讓更多人們了解事情的本來面貌，就部分問題可以展開深入的討論。

        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國、共兩黨中，不論是在一些刊物上，還是在一些傳說中，都有一種說法，“中國有兩個半軍事家。”盡管對另外一個半，有時說法不一，但是國、共兩黨對劉伯承是其中之一卻毫無爭議。為什么在戰(zhàn)爭年代會有這種說法呢？這不同于和平年代的任意封許，一定自有它的道理。劉伯承同志確實創(chuàng)造過許多軍事上的奇跡，從軍事實踐總結了很多經驗，我們在傳記組的時候，收集到了他的三百九十萬字的軍事著作和一百九十萬字的翻譯作品。常人很難以想象他戎馬倥傯，仍能寫出如此大量的作品。

        因為《毛澤東為何重林彪輕劉伯承》一文中談到了許多歷史事件，為正視聽，說明歷史事實，我就劉伯承同志在幾個重要的歷史時期的作用，談一些看法，并列舉一部分史料，供大家研究。

        一、南昌起義

        關于南昌起義，成如“重林輕劉”文所說的“失敗的原由很多”，但是該文又說“劉伯承同志在軍事指揮上屢屢失誤是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這就淪為無稽之談了。讓我們從起義本身說起吧，馬日事變之后，寧、漢合流，以葉挺同志為首的十一名共產黨員給中央寫了一份起義報告，經中央和當時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茨同意，周恩來同志前往南昌，親自主持南昌起義的準備和領導工作。為了在軍事指揮上順暢，經過各方反復協(xié)商，最終成立了“參謀團”，由劉伯承同志任主席，其他四名成員分別為周恩來、葉挺、惲代英和朱德同志。據80年代初公布的“六大”軍事報告，南昌起義的軍事指揮系列是這樣的：參謀團為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下屬“總指揮”和“前敵總指揮”（賀龍同志任總指揮，轄二十軍，五千余人；葉挺同志任前敵總指揮，轄四軍二十四師和二十五師一個團，五千五百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劉伯承同志成為了主要的軍事指揮人員。起義中有兩場重要的戰(zhàn)役，即“番臺子戰(zhàn)役”（占領南昌，保證了起義的勝利）和“會昌戰(zhàn)役”（擊潰了國民黨右翼主力部隊的阻截，打通了南下道路）。劉伯承同志出色地指揮了這兩場戰(zhàn)役，在整個起義的軍事指揮上未有失誤。換一句話說，沒任何理由把起義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參謀團軍事指揮上的失誤。南昌起義最終失敗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主要原因是非軍事性的，這是一個在歷史上一直有爭論的問題，我建議“重林輕劉”文的作者讀一下聶榮臻同志的《聶榮臻回憶錄》、張國燾的《我的回憶》、周逸群同志在南昌起義失敗后給中央的報告（現(xiàn)存武漢市檔案館）和“六大”的軍事補充報告。待他有了一定的歷史知識之后，或許他有可能參與起義失敗原因展開的嚴肅討論。

        二、建立紅軍的司令部指揮系統(tǒng)

        劉伯承同志從蘇聯(lián)回來后在中央長江局任軍委書記。當時他有一個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適合于時代發(fā)展的“現(xiàn)代司令部系統(tǒng)引入紅軍”。因此，他在上海主持長江局軍事斗爭的同時，以“林植木”的筆名翻譯了我國第一本《蘇軍步兵條令》。1932年中央把他派到了蘇區(qū)，到蘇區(qū)后他一方面繼續(xù)把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親自出任紅軍學校校長，為軍隊培養(yǎng)參謀人才和基層指揮員；另一方面，協(xié)助朱德和周恩來同志指揮第三次反圍剿，在軍事斗爭上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并創(chuàng)立了一些新的戰(zhàn)法。“重林輕劉”文中寫到劉伯承同志“對蘇聯(lián)的戰(zhàn)法推崇備至，使毛澤東備感壓抑”，這種捕風捉影，不符實情的描述，是對歷史不負責任的。這段歷史是一段有爭議的歷史。劉伯承同志到蘇區(qū)以后，寫過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了“隨著紅軍的發(fā)展，紅軍不能停留在由一個諸葛亮搖羽毛扇子指揮軍隊的階段，我們需要建立參謀系統(tǒng)，以適應軍隊將來的發(fā)展和指揮。”（在這篇文章中從未對蘇聯(lián)的戰(zhàn)法有何推崇，甚至沒有提及）但是，這篇文章確實造成了毛澤東同志的一些誤會，毛澤東同志曾以為劉伯承同志提到的“一個諸葛亮搖羽毛扇子”的指揮方法是指責他的指揮藝術。因此，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的軍委擴大會上提出了“諸葛亮搖羽毛扇子”這件事，并說這是中國教條主義的開始。研究歷史要讀原文，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研究歷史問題，靠道聽途說不行。從“重林輕劉”文章可以看出，作者未曾讀過任何一篇劉伯承同志在那個年代寫的文章。劉伯承同志的所有文章都非常重視在自己軍事實踐的基礎上總結經驗，反對教條主義。我曾讀過一本由馮玉祥先生題寫前言的《抗日名將》，他把劉伯承排在了中共將領的第三位，書中這樣寫道：“對中共軍隊了解的人知道，除朱、毛外，就是劉伯承了，他的功績是建立了紅軍的司令部系統(tǒng)。另外，他曾帶領紅軍跳出重圍，四渡赤水。這種東竄西跳的戰(zhàn)法是他早年在川軍中作戰(zhàn)的翻版。”柴成文同志在回憶錄中寫道：“劉伯承同志功績在于建立了紅軍司令部的參謀系統(tǒng)。”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回過頭來看我們的軍隊，我想大家都會同意這樣一個觀點：沒有當年紅軍司令部參謀系統(tǒng)的建設，就不會有紅軍的發(fā)展，就不會有今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三、第四次反圍剿

        第四次反圍剿又是一個有爭議的歷史問題。由于歷史的原因，毛澤東同志在第四次反圍剿中不在領導崗位，所以在不同的時期對其褒貶不一。不管怎么說，敵軍在第四次圍剿中投入的兵力比前三次大得多，蔣介石調集了五十萬兵馬，這一嚴峻的形勢致使這次反圍剿戰(zhàn)爭尤為艱難，但最后仍然取得全面勝利（如果第四次反圍剿沒有勝利，也就不會有第五次圍剿）。“重林輕劉”文中寫到，劉伯承同志決定“以遭遇戰(zhàn)的方式消滅來敵”，這顯然是一句違反軍事常識的話。“遭遇戰(zhàn)”是對戰(zhàn)場一種客觀狀態(tài)的描述，而不是一種主觀的戰(zhàn)法或戰(zhàn)術。我作為一個軍人，當兵幾十年了，從沒有聽過任何一個軍官說過如此違反軍事常識的話，無法想象，身經百戰(zhàn)的劉伯承元帥會這么說。第四次反圍剿的大致歷史情況是這樣的，1933年1月24日，中央局制定了《作戰(zhàn)新計劃》，核心是占領南城河南豐，并要求周、朱、王、劉堅決執(zhí)行。周、朱、王、劉經研究后，由劉起草，以周的名義致電中央局，提出了不同意見，大致內容是：《作戰(zhàn)新計劃》有五不利，1、暴露企圖；2、易受夾擊；3、損失大；4、無法籌款；5、浪費時間（在軍委檔案里，仍存有此電文）。但遺憾的是，中央局沒有聽取意見，堅持要求前線執(zhí)行占領南豐的計劃。仗打響后，戰(zhàn)勢不利，經劉建議，遂決定改強攻南豐為佯攻，圍城打援，將主力撤至東韶、洛口待機，最終以大規(guī)模伏擊獲勝。從周、朱1933年3月20日簽署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要求一軍團、三軍團、五軍團、在運動中殲滅敵人，同時也給予了十一、十二、二十一、二十二軍和獨立五師具體任務，指導了整個戰(zhàn)場部隊的運動。因此被后人稱之為“指導戰(zhàn)爭最終獲勝的關鍵性電報”。

        四次反圍剿中劉伯承同志是協(xié)助周恩來、朱德負責整個戰(zhàn)場指揮和籌劃的第三號人物；而林彪當時僅是戰(zhàn)役層次的指揮官。任何人都很清楚，四次反圍剿勝利的歷史，根本不是一個像“重林輕劉”文所說的由一個戰(zhàn)役指揮官突然挽救全局的神話故事。

        四、長征中的幾個關鍵時刻

        在整個長征途中劉伯承同志多次表現(xiàn)出其杰出的軍事才干，他時常既在總部協(xié)助毛澤東、朱德籌劃全局，又親臨前線指揮作戰(zhàn)，創(chuàng)下了許多奇跡，如“攻克婁山關”，“兩破遵義城”等等。鑒于篇幅原因，本文就從金沙江談起。在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下，中央紅軍決定先頭部隊由林彪、彭德懷和劉伯承兵分三路，直奔龍銜渡、洪門渡和絞平渡，搶船過江。林、彭由于直搶明奪，敵軍焚船而逃。三路中只有劉伯承部化裝成敵軍，騙取國民黨縣長信任，奪取了船只，最終紅軍是從絞平渡順利過金沙江的，因此也有了，“巧渡金沙江”的佳話。過彝區(qū)與小葉丹結盟，又是一個常被人們傳誦的出色執(zhí)行中央民族政策的典范。紅軍在渡江前，由毛、朱簽署了一份關于“民族政策”的文件，    主要內容是紅軍在少數(shù)民族區(qū)要改變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要做好民族頭領的工作。劉伯承和聶榮臻同志摔先遣支隊進入冕寧后，立刻釋放了被國民黨抓為人質的所有彝民，樹立了“新漢人”的形象。此后，劉伯承同志根據其豐富的歷史知識，在當?shù)氐叵曼h領導人廖志高同志的幫助下，找到了石達開軍隊的后人陳志喜，了解了當?shù)氐那闆r，隨即決定作小葉丹的工作，爭取他對紅軍的支持。劉伯承同志和小葉丹的結盟保證了紅軍快速、順利地通過彝區(qū)。毛澤東同志知道劉伯承同志與小葉丹結盟后，曾風趣地對劉說：“諸葛亮七擒孟獲（在歷史上，此地是孟獲家鄉(xiāng)），用那么多年，你用是什么辦法讓我們三天就能過彝區(qū)的？”劉伯承同志回答：“用中央的新民族政策。”

        因為“重林輕劉”文中大段地談到大渡河，有必要展開講一下大渡河的情況。大渡河是紅軍長征路上面臨的又一難關，眾所周知，蔣介石希望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覆滅在大渡河前。當部隊行至在羅岔時，根據所獲情報，劉伯承同志分析了形勢，安順場守敵不多，僅有一個營的兵力，非劉文輝的正規(guī)軍，最有偷渡的可能性。所以劉伯承同志作出了先頭部隊直奔安順場的決定。由于通信原因，當時未能與總部直接取得聯(lián)系，劉伯承同志此決定如千斤重任壓在肩上。據當時跟隨他的兩位參謀回憶，由于過度疲勞，劉伯承同志當夜騎在馬背上睡著了，嘴里還不斷重復一句夢話：“有船，我就有辦法…”意思是只要有船，他一定能帶紅軍過江。劉伯承同志給先遣營營長孫繼先的三點任務是，“1、火速全殲安順場的敵人，點一堆火給我第一個信號；2、迅速找到船只，再點一堆火，給我第二個信號；3、把船帶到渡口，做好準備工作，給我第三個信號，我將率主力在拂曉前實施偷渡。”但是，后來由于種種技術原因，未能在拂曉前做好偷渡的準備工作，劉伯承同志在現(xiàn)場臨時作出了強渡決定，并組織了十八勇士強渡了大渡河。渡河成功后，紅軍奪取了七條船，開始陸續(xù)渡河。毛澤東同志到了安順場后非常興奮地說，“我說過伯承是一條龍（劉伯承同志屬龍），他能帶我們過江，這不過江了。”（紅軍當時表彰十八勇士的報紙，現(xiàn)仍存國家圖書館，里面談到了十八勇士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對整個紅軍跨越大渡河的意義。）

        由于戰(zhàn)事緊迫，必須加快渡河速度，經中央研究決定，兵分兩路奪取上游的瀘定橋，作為紅軍第二渡河點。一路由林彪率領，沿大渡河此岸，直奔瀘定橋；另一路由劉伯承同志率領，沿大渡河彼岸，直奔瀘定橋。由于彼岸為敵占區(qū)，劉部夜行軍時不可能使用火把，并必須避開敵人主力部隊，所以劉部未能先林部到達瀘定橋。但是劉部是什么時候到達瀘定橋的？我想引用林部先頭部隊指揮員楊成武將軍上個世紀50年代在《紅旗飄飄》中的一段回憶，“當我率部趕到瀘定橋的時候，我已聽到劉伯承率領的部隊開始攻打瀘定縣城。”我本人為了解紅軍長征史，曾到過瀘定縣城進行了詳細的考察。我想在這里指出三點：1、攻打瀘定縣城需要時間；2、如果沒有部隊攻克瀘定縣城，也就是說，駐守瀘定橋頭堡的敵軍不感到腹背受敵，恐怕紅軍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奪取橋梁。3、大部隊通過瀘定橋時所用的橋板，正是劉部攻克瀘定縣城后所獲得的門板。

        五、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和百團大戰(zhàn)

        張震同志在一次紀念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活動中講過，“毛主席有兩篇文章對整個抗戰(zhàn)具有指導意義，一篇是《論持久戰(zhàn)》，另一篇是《抗日游擊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第一篇從哲學和理論的高度分析了抗戰(zhàn)；但是第二篇對我們軍人更有指導意義，它具體講述了很多抗日戰(zhàn)爭中我軍應用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

        1937年8月的中央洛川會議，在抗日戰(zhàn)爭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其決議對整個抗日戰(zhàn)爭具有戰(zhàn)略指導意義，這篇決議后經改變?yōu)椤犊谷沼螕魬?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并編入毛選。洛川會議決議原為劉伯承同志給毛澤東同志一份報告（報告現(xiàn)存于中央檔案館，屬名劉伯承、張浩），在報告里闡述了一個重要的思想，在敵后抗日戰(zhàn)場上，我們要從過去的正規(guī)戰(zhàn)轉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zhàn)爭，也就是開始要主動地、靈活地、有計劃地執(zhí)行防御戰(zhàn)中的進攻戰(zhàn)，持久戰(zhàn)中的速決戰(zhàn)和內線作戰(zhàn)中的外線作戰(zhàn)，建立根據地，逐漸由游擊戰(zhàn)向運動戰(zhàn)發(fā)展，而后轉向戰(zhàn)略進攻。由于敵我力量的懸殊和裝備的差異，劉伯承同志在其另一篇文章中寫到，“我們目前要以游擊戰(zhàn)為主，不放棄有利時機的運動戰(zhàn)，避免與日軍展開陣地作戰(zhàn)。”

        根據洛川會議的思想，劉伯承同志率領一二九師出征，進駐太行，五戰(zhàn)五捷，先后發(fā)起了“夜襲陽明堡”、“設伏七亙村”和“神頭嶺設伏”等戰(zhàn)役。特別是“神頭嶺設伏”，當時日本的一家報紙把它稱為“支那的一流的游擊戰(zhàn)術”，并寫這樣到“據說這場戰(zhàn)役是由被中國人稱做神機軍師的劉伯承指揮的”。在劉伯承同志的指揮下，一二九師在敵后越戰(zhàn)越強，到1940年，由出征時的一個半旅發(fā)展到十三個旅。劉伯承同志當時的一篇軍事論文中這樣寫到，目前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囚籠政策”，也就是以鐵路為柱子，公路為鏈子，據點為鎖子，把抗日軍民分解開，而后任其宰割。為了打破日軍的“囚籠政策”，劉伯承同志率一二九師發(fā)起了十三次破擊正太路的攻勢（后來不知為什么被一些人們說成是百團大戰(zhàn)的第一階段）。在朱德總司令離開前線回延安開會后，彭德懷副總司令決定在一二九師十三次破擊正太路的基礎上擴大戰(zhàn)果，吸收其他抗日部隊一起參加，隨后才發(fā)起了“百團大戰(zhàn)”。

        “百團大戰(zhàn)”確實是一個在歷史上一直存有爭議的問題，不過，如果多讀一點劉伯承同志當時的軍事論文，就不難了解他與彭德懷同志的分歧在于，“是否應該避免與日軍展開大規(guī)模陣地作戰(zhàn)”。劉伯承同志一生非常推崇孫子的用兵思想，即“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善戰(zhàn)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不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他一貫反對，在客觀條件不允許的情況下去強求，去不計傷亡的硬拼，同時也反對好大喜功的做法。

        六、千里躍進大別山

        本文無意也不可能就“重林輕劉”文中的所有不妥之處一一進行探討，但該文把“千里躍進大別山”稱為“自身難保的挺進中原”卻是一個不得不讓人討論的大是大非問題。我曾經采訪過當年的國民黨作戰(zhàn)廳（相當于我軍的作戰(zhàn)部）廳長郭汝瑰將軍。他是這樣說的：“我打過不少仗，研究了一輩子軍事，我認為，在軍事史上，最輝煌的軍事行動就是挺進中原。大的戰(zhàn)爭有這樣一個規(guī)律：第一階段，是對手的全面進攻；第二階段，是對手不得已而轉為重點進攻；第三階段，是雙方的戰(zhàn)略相持；第四階段，是我方的戰(zhàn)略反攻。在國民黨從第一階段轉入第二階段的時候，毛澤東將一支十三萬人的大軍插入了中原，國民黨占領區(qū)的心臟。形成了東逼南京，西迫武漢，南扼長江，俯瞰中原的戰(zhàn)略態(tài)勢，迫使國民黨從前線抽調了六十六個師，絞殺劉部。這時，戰(zhàn)略反攻就開始了。”    郭汝瑰將軍認為：“解放戰(zhàn)爭之所以能四年結束，是因為這是一場省略了一個半階段的大的戰(zhàn)爭，從對手的重點進攻直接轉入了我方的戰(zhàn)略反攻。從軍事上講，小部隊穿插和奔襲是經常應用的戰(zhàn)術，但是大兵團、無后方供給線、深入敵方的戰(zhàn)爭是史無前例的。孫子認為，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講，這一行動是違反了戰(zhàn)爭一般規(guī)律的，沒有膽大包天的勇氣，誰也不敢下這一決心；沒有心細如發(fā)的籌謀，誰也無法完成這任務。”毛澤東同志提出這一設想的時候，唯有劉伯承同志給予了積極支持，并愿意領受這一任務。毛澤東同志對這一戰(zhàn)略行動作了三種估計：“1、付出了代價，站不住腳，返回來；2、付出了代價，站不住腳，在大別山周圍堅持打游擊；3、付出了代價，站住了腳，恢復了大別山根據地。”劉鄧大軍確實是以無私、無畏的勇氣，領受、執(zhí)行并勝利完成了這一任務。他們在黃泛區(qū)炸掉了在上當、平漢戰(zhàn)役中繳獲的所有重裝備，關閉電臺四十天，一直插入了敵人的心臟。

        為了了解歷史，我曾去過大別山，采訪過許多老同志，這一時期的艱難程度是難以用語言描述的。當劉伯承同志從大別山出來的時候，毛澤東同志曾對他這樣說過：“你完成的比我第三種估計還好！這一行動確實推動了全局的戰(zhàn)略轉折。”從毛澤東同志這一結論，應該可以看到，“千里躍進大別山”這一史無前列的軍事行動的戰(zhàn)略意義。

        每一個元帥都在歷史上寫下過精彩的篇章。如果“重林輕劉”文的作者有心研究歷史的話，希望今后能在多讀一點書的基礎上為林彪元帥寫一本符合歷史的好傳記。對自己不了解的事情，不要隨便亂說。隨便亂說，這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也會造成很多不良的影響。衷心希望年輕人多讀書，寫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