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鮮活——評《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劉榮華
2006-02-22 15:09:57

　　這本書是陳旭麓先生晚年的最后一份遺作。在我看過的有關中國近代史（1840—1919）的書中，可以說是給我印象最深的兩本書之一。一本是他的學生茅海建所寫的《天朝的崩潰———鴉片戰(zhàn)爭再研究》，此書以作者厚實史料功底和新穎歷史見解而獲致好評；另一本則是陳先生凝聚著十多年心血，經(jīng)過反復推敲和精心構造的這一著作。陳先生以他治史的獨到眼光將近代歷史闡述得游刃有余，宏大之處不缺細微，實乃對學術界的重大貢獻。

　　近代社會是中國所有社會中最復雜的一個社會，它同時將多個社會意識形態(tài)和結構層次復雜地融合在一起。在各種矛盾的相互沖擊（舊與新、舊與舊、新與新）的大浪中，這種社會成為一個變形的社會，而這種畸形正說明它處于承前啟后的重要轉折時期。陳先生通過對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生活的變遷、社會意識的轉變?yōu)橹饕獙哟螛嫿酥袊鐣男玛惔x。

　　辯證法是馬克思唯物主義的一個重大原理。陳先生的這部書中，很多地方都閃現(xiàn)出這種原理的光輝和精神。在談到晚清政治體制改革時，他認為“清政府推行新政固然有取悅列強、拉攏立憲派、打擊民主革命的一面，更有統(tǒng)治階級變法自強的一面；它有欺騙、拂逆輿情的一面，更有符合歷史發(fā)展邏輯的具體內容”，因而并不僅僅是“假維新”。在論述近代的改良和革命時，他認為革命并不一定在實際情況和理論上勝過改良，“在很多實際問題上改良派的議論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并不是全部真理都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就理論爭論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種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徹底打倒另一方”。陳先生甚至更進一步指出，“立憲在中國的實現(xiàn)并不是全無可能的”，“歷史提供了可能的條件”，立憲最終失敗只是因為“清王朝沒有一個認識這種條件的人。”陳先生同時指出，在愛國反帝、反清賣國、沖擊舊營壘、反封建等方面改良派和革命派具有一致性，因而他認為，“一切對立的事物，都在不同一性中寓同一性，沒有不具同一性的對立面”。這些話語高度體現(xiàn)了他將理論與實際，將史學理論和歷史現(xiàn)實結合的精神。與高談理論而忽視運用的人相比，他的這種治史方法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陳先生一直信奉一個觀點，“解放思想就是對自己實行民主”，即要求歷史學家能夠自由地、民主地、實事求是地說真話。他主張不要被別人蒙蔽也不要被自己蒙蔽，而要放開手腳大膽去思考。這是中國自古以來史學家共認的極其寶貴的求真不求假的品質。在他的書中也可以見到這種撥云見霧之行動。在談到袁世凱取代孫中山作大總統(tǒng)時，他指出，“袁世凱是選舉出來的，于法有據(jù)，因此不能簡單地歸之為孫中山拱手相讓，也不能完全歸之為袁世凱的鼠竊狗盜”，在袁與孫之間，“立憲派選擇了袁，帝國主義也選擇了袁，而更多的人則出于對‘亂黨’的不信任而在無意識中傾向于袁”。對于“五四”后在中國出現(xiàn)的各種形形色色的主義，一般人認為是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起消極作用的主義，但陳先生認為，“在這些主義傳入中國之初，它們首先是作為新文化的一部分同舊文化對立的，因此很多學說在不同方面都有過積極的歷史作用”，因而不能只見其與馬克思主義對立的一面。

　　陳先生在行文中給人一種感覺是，話語很優(yōu)美，文筆很凝練，但透出的內容則是一種剛勁和發(fā)人深省。我想這些話語必定是經(jīng)過他反復推敲、琢磨的，否則不可能達到如此耐人回味的美感和沉思。在談到太平天國的失敗時，他說道：“天國的悲劇意義不僅僅在于它失敗的結局，更在于它借助宗教猛烈沖擊傳統(tǒng)卻又不能借助宗教而掙脫傳統(tǒng)的六道輪回。”在論及義和團及其失敗時，先生寫道：“愛國主義永遠是一種打動人心的力量，但從愛國主義出發(fā)走向近代化和從愛國主義回到中世紀，確乎并不同義”；“當?shù)赖碌膽嵟匀煌f時代連在一起時，正義者是不可能戰(zhàn)勝非正義的”。另外，他在好幾處都提到一句話：歷史在經(jīng)過一個巨大的迂回之后，又似乎回到了原來的起點。這是一句相當經(jīng)典的話，它形象地刻畫了近代社會在“歐風美雨”炮轟下從抵拒扼殺改革到不得不重新認同改革（從王朝到個人）的歷程，而這種迂回又是以碰壁為代價的，當然迂回中也認識了歷史。這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顯著特點。

　　當然，對于陳先生的某些觀點，我也有持異議之處。

　　其一，他在討論義和團起源時，有兩點似乎忽視，即列強滲入中國的程度在南方勝過北方，為什么北方的反抗表現(xiàn)得這么厲害；義和團爆發(fā)還有偶然因素，即當時的自然災害的促使，但西北的自然災害勝過山東（直隸一帶），為什么卻在山東首先爆發(fā)。

　　其二，他在論述清末民變時，認為“抗捐抗稅是中國古已有之的社會反抗現(xiàn)象”，后面又說“抗捐抗稅”反映了商品經(jīng)濟，和根植于傳統(tǒng)經(jīng)濟并反映平均主義的太平天國革命相比，“顯示了太平天國之后半個世紀里中國城鄉(xiāng)社會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程度和社會關系的變化。”我覺得這里似乎有點矛盾，因為他也承認了當外來商品對傳統(tǒng)自然經(jīng)濟進行沖擊時，的確有很多人（主要是手工業(yè)者）破產(chǎn)，但最終他們因為找不到新的求生場所，又不得不重新擠入更衰敗不堪的自然經(jīng)濟之中。我可以說，中國的自然經(jīng)濟基本是不變的，即使有商品經(jīng)濟的沖擊，也只是很小部分的自然經(jīng)濟發(fā)生變化，而其他大部分則保持原貌，甚至到新中國成立后也如此。幾千年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豈是幾十年就能扭轉得了的。商品經(jīng)濟在近代中國是形存而實不在的東西。

　　（本文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2003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