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封新發(fā)現(xiàn)的信現(xiàn)陳列在上海蔡元培故居（陳列處的說明為：“沈從文為營救丁玲致信蔡元培”。其中“丁玲”系“胡也頻”之誤，這可從原信內(nèi)容得到證明），未收入《沈從文全集》。照片系本文作者所攝，因陳列柜玻璃反光，故有些黑白不勻。

    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當胡也頻與丁玲夫婦相繼遭受國民黨迫害時，沈從文都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進行營救，或者與敵人進行公開的抗爭，用古人的這兩句話來衡量，他是完全可以當之而無愧的。

他們?nèi)齻€人原來并不相識，只是在上世紀20年代中期，不約而同地到北京來闖世界，才偶然相遇并相識，并一起由北京而上海，開始步入文學殿堂的。當胡也頻和丁玲結為夫婦，并成為左翼文藝人士之后，作為自由主義作家的沈從文，盡管對這兩位友人的政治熱情持有保留態(tài)度，但當他得知他們受到反動當局迫害時，仍義無返顧地全力投入營救，并冒著風險對敵人進行公開的揭露和抗議。他的勇敢和感人義氣，在中國現(xiàn)代文壇上留下了兩段令人難忘的軼事。

奔走滬寧救也頻

1931年1月17日，已經(jīng)成為共產(chǎn)黨員的胡也頻，在上海黨的秘密機關被捕。其時沈從文正從任教的武漢大學到上海度寒假。18日，胡也頻從捕房中帶出一個便條給沈從文，說自己是隨朋友去看朋友而被誤捕的，要沈去找胡適和蔡元培設法營救。沈在與丁玲和李達等人商量后，在左翼人士不便出面的情況下，由他挑起營救重擔，一方面請徐志摩、胡適等人幫助找律師打聽胡也頻的下落，一方面請胡適寫信給在南京的蔡元培設法營救。

20日，沈從文去見胡適，談了很久。胡當時正在為緩和自己與國民黨當局的緊張關系而焦慮，感到對胡也頻“無法援助”。（見《胡適日記全編》1931年1月20日日記），但他仍應沈從文的要求，寫了一封信給蔡元培，讓他到南京去找蔡元培想辦法。

25日，沈從文從上海趕到南京，不料蔡元培因事外出，沒有見到。沈當時給蔡留下一信（用的是蔡任職的中央研究院的信箋）：

    孑民先生：從文今日由申來進謁，適值先生外出。希望一二日內(nèi)許一時間，約談數(shù)分鐘，實為大幸。來此為朋友胡也頻事，欲得先生略加以援手。今將胡君之過去另紙呈覽。馀信面陳。

專頌 康安

沈從文敬上廿五

后來蔡元培會見了他，但蔡當時只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并無實權，既不知道胡也頻被捕后的下落，對于營救也就更無從為力了。這一次，沈從文白跑了一趟。

沈從文回到上海后，恰好胡也頻從被關押處又帶出信來，說他已被引渡到了公安局，不久還將移送到龍華警備司令部，他催促外邊趕快找人取保。恰好這時，丁玲又得到鄭振鐸和陳望道寫給邵力子的一封信，要她到南京去找邵力子想辦法。于是沈從文又陪著丁玲，第二次去到南京。這一次，邵力子和蔡元培都給上海市長張群寫了信，叫他們回上海去找張群。但當沈從文拿著信去見張群時，卻被告知，胡也頻和其他同時被捕的人一道，已經(jīng)移送到龍華警備司令部去了。原來，在胡也頻等人被捕后，張群就已接到命令，要他將人犯全部就地處決；但張因對社會輿論還有所顧慮，便將人犯移送給了軍方的警備司令部。所以當沈從文拿著邵力子和蔡元培的信去找他時，他便把干系推得一干二凈了。

不過，這次總算打聽到了胡也頻的下落，于是沈從文和丁玲決定到龍華去探監(jiān)。在一個彤云密布、寒風侵人的日子里，二人去到龍華。但他們從早到晚在監(jiān)獄外面站了一整天，幾經(jīng)周折，終因案件涉嫌政治，獄方不準會見，最后只同意他們給胡也頻送進一點錢去。他們也就在等待胡也頻寫收條的時候，隔著鐵柵獄門，遠遠地望到了胡也頻一眼。但是獄警匆匆地就把胡也頻推走了，他們連一句話也沒得與他說上。

正當營救工作無法進行時，一位叫左恭的朋友從南京來到上海，建議他們再去南京見見國民黨的中宣部長陳立夫。左恭是他們早年在北京就相識的朋友，現(xiàn)在國民黨中宣部的文藝處任職，他知道胡也頻的案子必要經(jīng)過陳立夫之手，所以曾在陳立夫面前為胡也頻講過話，說胡只是一個思想左傾的作家，是因誤會而被牽連到案子里邊的。陳向左恭表示，如果確是如此，可以讓丁玲和沈從文到南京去和他談一談。丁、沈二人在得到這個消息后，經(jīng)過商量，決定在不向國民黨投降的前提下，到南京去見陳立夫，要求他將胡也頻按無辜被牽連的作家身份予以釋放。2月6日，他們到了南京，住在左恭家里。第二天，先由沈從文出面去見陳立夫。會見中，陳立夫提出，胡也頻釋放后如果同意住在南京，他可以想想辦法。沈從文回左家后，把陳的意見告訴丁玲，丁玲堅決地說：“這辦不到，也頻本人不會同意這樣做，我也不愿意他這樣做。”于是二人決定不再見陳立夫，當天晚上就搭上回上海的火車，離開了南京。但是，也正是在這天晚上，胡也頻和其他同時被捕的二十多人（包括有名的“左聯(lián)五烈士”）已經(jīng)在上海龍華被敵人殺害了。

胡也頻被害后，蔡元培還被蒙在鼓里，他2月20日寫信給胡適時，舊事重提說：“沈從文君到京，攜有尊函，囑營救胡也頻君，弟曾為作兩函托張岳軍（按即張群——引者）設法，然至今尚未開釋也。”（見《胡適日記全編》1931年2月24日附件）胡適在2月25日回信告訴他：“胡也頻事，承營救，他的朋友很感謝。但他已槍斃了。”（見安徽教育版《胡適年譜》）蔡元培這才知道，他給張群寫的兩封信都是徒勞而已。

胡也頻犧牲后，丁玲帶著他的遺孤住在上海，也處在危險之中。四月間，沈從文又冒著風險，陪同丁玲將遺孤護送到湖南，交給丁玲的母親去撫養(yǎng)。但這樣一來二去，沈從文耽誤了回武漢大學開學上課的日期，因而也就丟掉了這份工作。后來他只好改去北平，重新找到一個去青島大學的教職。

聽到丁玲失蹤后

日歷翻到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與潘梓年同遭國民黨特務綁架，并有報道說丁已遇害。沈從文在青島聞訊后，又立即進行了一系列的抗議和營救活動：

5月23日，他在蔡元培、楊銓等三十八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為營救丁玲和潘梓年而給國民黨政府行政院的電報上具名，要求釋放丁、潘二人（見1933年5月24日上?！渡陥蟆罚?。

5月25日，他又單獨撰寫《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寄往在北平出刊的《獨立評論》雜志，對國民黨的暴行提出抗議。文章歷數(shù)國民黨綁架、暗殺胡也頻和丁玲以及用石灰袋子套頭處決二百多名異己的殘暴罪行，大聲斥責國民黨政府對共產(chǎn)黨“采用非常手段去撲滅他，殘酷到何種程度”，這只會“自促滅亡，毫無其它結果”。憤激之情，溢于言表。

《獨立評論》的主編胡適，在編發(fā)這篇文章的同時，還應作者的請求，為丁玲事向各處關說（見《沈從文全集》第18卷180頁沈從文致胡適的感謝信），也包括致電給時任上海市長的吳鐵城。吳給胡回電，強辯“報載丁玲女士被捕，并無其事”，“萬目睽睽，決不敢使人權受非法摧殘”。但胡適仍將沈從文的抗議文章在6月4日出版的《獨立評論》上刊出。

在這篇文章刊出的當天，沈從文又針對上海當局強辯“被捕者并無丁玲其人”的遁詞，趕寫出《丁玲女士失蹤》一文，嚴正指出：“然事實上則人已被捕，且由非法律手續(xù)捕去。十幾天前，她曾從另一人傳出口信：‘我已被人誘捕，不自由。’”沈從文在文章中警告：“政府應當明白，盡把一些稍有生氣的青年作家捉去秘密解決，是不成的。”他把這篇文章寄往天津，6月12日在《大公報·文學副刊》刊出。

同月，沈從文又在《記丁玲女士·跋》里，把胡也頻的失蹤與丁玲的失蹤聯(lián)系起來寫道：“我們皆不應當忘記，這兩個作家，是在中華民國黨治獨裁的政體下，因個人政治思想與政府相左，兩年內(nèi)先后突然宣告失蹤的。”他呼吁讀者：“你們?nèi)糁莱聊悄銈兊膼u辱，你們就應當用各種抗議方法，來否定這個現(xiàn)象。”這篇文章發(fā)表在9月23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其措詞之尖銳，抨擊之猛烈，在當時的報刊上是十分罕見的。

他為丁玲的失蹤而著急，而憤怒；而丁玲在被綁架后，也正在試圖與他聯(lián)系。她從上海轉移到南京之后，曾給沈從文寫過一封信，大意是：一旦她遭遇不測，希望他能代為照看她和也頻的孩子以及她的母親。但是這封信被特務扣留了，沒有讓它寄出去，所以沈從文也就無從知道她究竟在哪里。

到1935年，沈從文從青島轉到北平工作已經(jīng)一年多，但他仍然掛念著失蹤了的老友丁玲。3月間，北平有家報紙突然刊登外地通訊，說丁玲向國民黨辦了自首手續(xù)，現(xiàn)在生活過得自由安適，甚至住在西子湖邊，起居異常瀟灑，且常仆仆于滬寧之間，作出洋的打算。這時，沈從文雖然急欲知道丁玲的下落，但他根據(jù)自己對這位老朋友的了解，立即識破這消息“若非有意說謊”，也“是白日見鬼”。于是他拍案而起，立即撰寫了一篇題為《消息》的文章，發(fā)表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為丁玲辯誣，指斥這種報道“污及其人格”，是“造作一些無聊故事，糟蹋其人”，并憤怒質問：“這種發(fā)稿人的心，真不知是用什么東西作成”的。

但在這一年里，沈從文終于從在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工作的高植和左恭那里，打聽到了丁玲的確實下落：她被軟禁在南京中山門外的苜蓿園附近。于是他趁國民黨看管有所放松的機會，在1936年初從北平去蘇州的時候，在南京下車，由高植領路，到中山門外去看望丁玲，并見到了胡也頻的遺孤（這是他當年和丁玲一道護送回湖南的，現(xiàn)在又回到了丁玲的身邊）。當時丁玲大病初愈，生活艱難，沈從文提出幫她去找教育部長王世杰，給她介紹個工作，但丁玲沒有接受這一建議，只是在后來為尋找黨的關系而潛赴北平時，請沈的胞妹沈岳萌（當時在南京鐵道部工作）給她搞了張往返北平的免費火車票。

這一次，沈從文是帶著夫人張兆和與孩子一道去看她的。據(jù)沈夫人回憶，在沈從文返回北平后，她還曾第二次到南京去看望過丁玲，并且給丁玲的孩子拍過一張照片，一直珍藏著。而丁玲在去北平尋找黨的關系時，也曾幾次去看望過沈從文。（見張兆和1992年11月5日給本文作者的信）自然，沈從文對她尋找黨的關系不可能有直接幫助，但在其它方面的關照總會是有的，否則她也不會幾次去找他了。

在北平，丁玲在李達夫人王會悟的幫助下找到了曹靖華，托曹靖華寫信給魯迅，請魯迅幫她找黨的關系。在她返回南京后，果然馮雪峰派人來與她聯(lián)系，并安排她逃出南京，經(jīng)上海轉赴陜北，重新回到了黨的懷抱。

解放后，丁玲回到北京，與沈從文仍然有過一些交往。但到1980年，她在讀到沈從文寫的《記丁玲女士》之后，在刊物上發(fā)表了一篇《也頻與革命》的文章，對沈從文進行公開的指責。盡管沈從文沒有公開答辯，但他們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友誼卻從此結束了。對這樣的結局，評論者盡管說法不一，但對他們?nèi)耍òㄔ缡诺暮差l）早年在患難中所結成的友誼，卻依然保存著美好的記憶，并且有人將它稱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動人的一頁”（見凌宇著《沈從文傳》298頁）。

    《文匯讀書周報》200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