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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一,就是選擇和平和諧。 中華文明植根于東亞大陸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中華民族安土重遷,熱愛和平。中華文明本質(zhì)上是一種“和”的文明,“和”的觀念在經(jīng)典中多次出現(xiàn),《老子》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保ǖ谑拢┻@是從哲學的高度解釋“和”,用“和”來概括萬物之間相互依存的關(guān)系。《論語》:“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學而》)這是從禮的角度解釋“和”,“和”不僅是禮之所用,也是為政之道,而且是一種美?!抖Y記·中庸》以“和”為“天下之達道”, 能“和”則能四通八達,無往不利。又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边_到“中和”,天地才得以正,萬物才得以育,這就將“和”的意義提到了很高的地位。 中華民族深知和平對文明的保障作用,也深知戰(zhàn)爭對文明的破壞作用。西晉統(tǒng)一全國后,在文獻整理、史書編纂、學術(shù)積累,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等方面,都已出現(xiàn)繁榮的端倪,是戰(zhàn)爭,打亂了文明發(fā)展的進程,在北方造成多年的文明斷裂。宋代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科技處于世界領(lǐng)先的地位,是戰(zhàn)爭,打亂了原來的趨勢,延遲了文明的發(fā)展。 和諧與和平都基于一個“和”字。和諧是和平之上的一種更高、更美的境地,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關(guān)于人與自然的和諧,重點在于:既改造自然以適應人的需要,也調(diào)整人的生活方式,以適應自然的規(guī)律,這就是所謂“天人合一”的要義。關(guān)于人與人的和諧,重點在于: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別人,既考慮局部的利益更顧全整體的利益,以達到整體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關(guān)于個體的人自身的和諧,包括身心兩方面的協(xié)調(diào),重點在于通過實踐和自省以提升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中華文明中關(guān)于和諧的觀念,對于解決當前中國和世界面臨的種種問題,無疑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fā)展離不開和平和諧,唯和平才能使文明的成果得以保存,唯和諧才能使文明穩(wěn)步發(fā)展。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二,就是選擇包容。 包容,是中華文明固有的思想,早在《尚書》中就有這樣的話:“有容,徳乃大?!保ā吨軙ぞ悺罚┮馑际牵河兴?,所成就的功德才能巨大?!独献印芬舱f:“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第十六章),意思是:有所包容,就能臻于“公”,進而臻于“王”、臻于“天”,臻于“道”,臻于“久”。這雖然都是針對統(tǒng)治者而言,但在中華文明中具有普遍的意義。中華文明是一種包容性很強的文明,中國人常用“海納百川”來形容一個人的氣度胸襟,這四個字也可以用來形容中華文明的品格。 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證明,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不只是黃河流域,還包括長江流域。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又證明,除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還有許多文化遺存散布在全國各地。中華文明的組成,既包括定居于黃河、長江流域的,較早以農(nóng)耕為主要生活來源的華夏文明,也包括若干以游牧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少數(shù)民族文明。中華文明的演進過程,是多種文明因素的整合。整合的模式是以華夏文明為核心,核心向周圍擴散,周圍向核心趨同,核心與周圍互相補充、互相吸收、互相融合。漢族和漢族以外的55個少數(shù)民族,都為中華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引為驕傲的山西應縣木塔那樣精美的建筑,便是契丹族所建立的遼代的杰作。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首次開辟了南北海運航線。滿族所建立的清朝,出現(xiàn)了康乾盛世,為中華文明增添了精彩的一頁。 我還想舉戰(zhàn)國和唐代為例進一步加以說明。戰(zhàn)國時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不同的學說和流派多元共存,自由爭辯,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我想強調(diào)的是,這種包容不只是統(tǒng)治者的包容,也是整個社會的包容,孔子有弟子三千,“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其它各家也各有自己的信徒或同道,這說明社會的包容度很大。包容,也是唐代文明鼎盛的一個重要標志,這表現(xiàn)在許多方面,例如儒、釋、道三家并用;政府機構(gòu)中各民族的人才都有施展的機會,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制度,使大量出身庶族的士人進入仕途;文學藝術(shù)的題材和風格多種多樣,等等。僅以政府的將軍為例,如哥舒翰、高仙芝、李光弼等都是少數(shù)民族。而日本的阿倍仲麻呂(晁衡)、新羅的崔致遠都曾在唐朝任職。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fā)展需要包容,“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唯包容才能百川匯海,唯包容才能不斷壯大。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三,就是選擇開明。 開明的核心有四點:一是民為貴,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保ā睹献印けM心章句下》)這已成為經(jīng)典性的話語。二是廣開言路,從諫如流,班彪說:“從諫如順流”(《文選·王命論》),這是明君的必要條件。三是舉賢授能,《禮記》說:“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保ā抖Y器》)這是治理國家的重要舉措。四是以法為準,唐太宗說:“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保ā敦懹^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國古代往往將“盛世”與“開明”聯(lián)系起來,稱之為“開明盛世”。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之治,這些盛世都是比較開明的。即以唐代為例,太宗對太子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保ā敦懹^政要·教戒太子諸王》)太宗問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別,魏征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保ā敦懹^政要·君道》)太宗深以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為相。姚崇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提出“十事”,從施行仁義、不求邊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雜稅等十個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見,玄宗從諫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罷相時,推薦剛正極諫的宋璟繼任相位。宋璟繼續(xù)貫徹姚崇的政策,使得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設(shè)計也有一定的開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監(jiān)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約。就以皇帝與大臣的關(guān)系而言,陳亮引仁宗的話:“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專從朕出。……不若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為便,則臺諫公言其失,改之為易?!保ā洱埓ふ搱?zhí)要之道》)仁宗表示,處理天下事不專由自己一個人決定,便是一種相當開明的態(tài)度。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的發(fā)展離不開開明,唯開明才能廣得人心,唯開明才能云蒸霞蔚。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四,就是選擇革新。 中華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雖不是最早的,卻是唯一沒有中斷過的。其中的原因很多,我在《中華文明史》的總緒論中作過一些說明。現(xiàn)在只想強調(diào)一點,就是中華文明中包含著變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对娊?jīng)》贊美周文王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保ā洞笱拧の耐酢罚┍闶菍Α熬S新”的贊美?!吨芤住氛f:“日新之謂盛徳,生生之謂易”(《系辭上》),指出不斷的變易是事物發(fā)展的普遍規(guī)律?!吨芤住酚终f:“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保ā断缔o下》)變,是從窮到通的關(guān)鍵。其實,《周易》的這個“易”字,就是變易的意思。關(guān)于中國哲學中的變易思想,張岱年先生舉了孔子、老子、莊子、張載、程顥、程頤、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學家的言論,總結(jié)說:“中國哲學有一個根本的一致的傾向,即承認變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實。變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變易之中,而宇宙是一個變易不息的大流?!保ā吨袊軐W大綱》)這種變易的思想,常常被用來作為變法的依據(jù)。近代的康有為托古改制,他說:“夫至變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為能變也?!保ā蹲儎t通通則久論》,見上海時務(wù)報館光緒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書記》)這段話既符合傳統(tǒng)的思想,又服務(wù)于其變法維新的主張,可以視為他對中華文明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jié)。 驗之以中華文明的歷史,幾千年來不知經(jīng)過多少次大大小小的變革。就帶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從分封制到郡縣制,從察舉制到科舉制,從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明的長足發(fā)展。從分封制到郡縣制,鞏固了大一統(tǒng)的政治局面;從察舉制到科舉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長;從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動了城市經(jīng)濟的發(fā)展。如果就文學體裁這一個局部而言,從古體詩到近體詩,再到詞和曲;從文言小說到白話小說;從雜劇到傳奇,每一次變革都帶來文學的突飛猛進。 毋庸諱言,中華文明中也包含著因循守舊的因素,所謂 “祖宗之法具在,務(wù)行故事,慎所變改”(《宋史·王旦傳》),諸如此類的話不勝枚舉?;仡櫄v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據(jù)主導地位的時候,文明就得以健康發(fā)展;凡是因循守舊的勢力占據(jù)上風的時候,文明的發(fā)展便受到阻礙。 中華文明的歷史告訴我們:革新是文明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不斷前進,只有不斷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中華文明的歷史啟示之五:就是選擇開放。 中國的漢唐盛世,都是開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躍。漢代通西域,帶來了中亞和西亞的文明。公元前二年,佛教傳入中國,在思想觀念、生活習俗和文學藝術(shù)等許多方面,對中國固有文化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佛教傳入之前中國只有今生此世的觀念,是佛教帶來了三世(前世、今世、來世)之說,把思維的時間和空間都擴大了。反切的產(chǎn)生和四聲的發(fā)現(xiàn)與佛經(jīng)的翻譯有關(guān)。隨著佛經(jīng)的翻譯,漢語的詞匯擴大了,文學觀念也多樣化了,諸如“空”的觀念、“境界”的觀念,都與佛教有關(guān)。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禪宗,已經(jīng)成為中國本土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對外文化交流更加頻繁。絲綢之路開通,形成雙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廣泛傳播,同時也從外面得到很大的補充。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方。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經(jīng)達到百萬之多,居住著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于唐朝的外國人,以及留學生、學問僧、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美術(shù)家,以及大量外來的商賈。大食、天竺、真臘、獅子、新羅、日本等許多國家的使臣絡(luò)繹不絕。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蘭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傳播。唐太宗設(shè)立的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內(nèi)少數(shù)民族,四部來自國外。到了明代,一個具有標志性的對外交流活動,就是鄭和下西洋,其足跡遠達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密切了中國與一些國家的外交關(guān)系,成為中華文明對外開放的壯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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