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歐洲啟蒙和現(xiàn)代社會的企業(yè)文化

廣南子 2006-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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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問題，可以說是中國近百年歷史中爭論最大的一個問題。前幾年高喊“全方位移植西方文化”，“整體性否定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將工業(yè)文明與農(nóng)業(yè)文明截然對立，成為一種“時髦”的語言。可是，科學始終應該以事實為根據(jù)，單靠激情與沖動，是無法推動我國社會歷史前進的。為了尊重科學與歷史的事實，使我們不得不通過中外的歷史，來考察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儒學與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和亞洲的日本等國現(xiàn)代化建設的關系問題。

一、儒學與歐洲的啟蒙思想家

    儒學是在中國奴隸制走向崩潰，封建制逐漸形成的這個特定歷史過程中，由孔子創(chuàng)立的。它由于能總結夏、商兩代文化的得失，發(fā)揚西周初期“敬德保民”、“天命靡常”、“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等思想，逐漸地形成了一個以重視人的生存價值與意義，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友愛、合作、禮讓為內容，主張仁政，反對暴政；主張統(tǒng)一，反對分裂；主張和平，反對侵略；以“仁”與“禮”為其核心的一種教育、文化和學術思想派別。儒學經(jīng)過先秦時的“百家爭鳴”，到西漢武帝時，遂處于“獨尊”地位而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流，其中雖經(jīng)佛學西來，道教崛起，仍無法動搖其地位，這種歷史事實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自漢代開始，儒學不僅是中國文化的主流，而且被傳到了朝鮮、日本和越南等國，對這些國家的文化與政治，都起了很大的影響。從十五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中國儒學中的程朱理學更成為朝鮮李朝、日本德川幕府和越南后黎朝等的正統(tǒng)指導思想，這是儒學在古代東方傳播的簡要情況。

    儒學經(jīng)歷了二千多年的歷史過程，到今天有些內容自然顯得陳舊和落后，但是它是否就只是一種反映中國農(nóng)業(yè)社會文明，而對近現(xiàn)代社會的文明和世界文化無影響的“封閉體系”呢？根據(jù)客觀的歷史事實，這種看法是應當否定的。我們知道，隨著十五、十六世紀儒學在東方各國的大規(guī)模傳播后，由于一批傳教士作媒介，又將它帶到了西方。

公元1275年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到中國，住17年后返國時，便帶了一批中國書籍，其中有不少儒家的著作。

    公元1582年意大利人利瑪竇奉耶穌會之命來中國傳教時，他用儒家思想，去解釋基督教義。公元1594年，他在北京出版了拉丁文的《四書》譯本。其弟子金尼閣又于公元1626年將《五經(jīng)》譯成拉丁文，傳入歐洲。這些思想曾在意大利思想界和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映。

1687年庫普烈（Couplet）神父，便將朱熹主編的《通鑒綱目》，譯成法文傳入歐洲。1836——1837年布里奇曼又將朱熹的《小學》一書，譯成英文傳入歐洲。1849年布里奇曼又將《朱子全書》中有關宇宙、天地、日月、星辰、人物、鳥獸等章節(jié)譯成英文傳入英國。當朱熹的著作和儒家、道家等反映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書籍絡繹不絕地傳入歐洲后，據(jù)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遠東研究所的現(xiàn)任教授程艾藍先生說：

    “中國思想和文化基本知識的傳入，為17世紀和18世紀宣告啟蒙和革命時代到來的思想家和哲學家，提供了豐富的研討資料，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馬列布朗塞（Malebranche），他在他1708年的文章《基督哲學和中國哲學關于上帝存在和性質的對話》中，提出了‘自然宗教’的概念，為萊布尼茲所接受。儒學對法國啟蒙運動影響的另一個突出的例子，自然要算沃爾特（Voltaire）對存在于當時中國制度中的‘開明統(tǒng)治’和‘自然法則’的解釋了”。

   不僅法國的學者認為：儒學和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對歐洲“17世紀宣告啟蒙和革命時代到來的思想的哲學家，提供了豐富的研討資料，這是眾所周知的事”。而且蘇聯(lián)的學者πc．佩列洛夫博士也認為：

   “17世紀，尤其是18世紀時，歐洲掀起了一個中國熱。如果說歐洲貴族，表現(xiàn)出一種對中國物質文明的純粹外部形態(tài)的高度注意（如仿制中國的建筑、園林藝術和燈籠等）的話，那末歐洲優(yōu)秀的思想家們，則感興趣于中國的精神生活。伏爾泰是從儒學中尋找論據(jù)來宣揚開明專制，批駁盧梭關于藝術和科學敗壞風俗的觀念的?！凑辗鼱柼┍救说恼f法，他的劇本《中國孤兒》就是‘五幕儒家道德劇’。在《風俗論》和《哲學詞典》中，在《讓納涅斯筆記》，甚至在《流亡的耶穌教徒》中，伏爾泰都積極推崇中國的道德觀。醉心于中國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不只是伏爾泰，應當提及的還有法國重農(nóng)學派奠基人魁奈，他由于自己的一篇《中國的君主專制主義》論文，而贏得‘法蘭西孔子’的雅號”。

    伏爾泰還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視為每個人應遵守的座右銘。他從孔子的“仁者，愛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等早期儒家的人道主義思想出發(fā)，一方面摒棄了儒學中過份強調上下尊卑、等級等思想，另一方面又根據(jù)法國啟蒙主義思潮的要求，贊揚中國的“圣君”、“賢相”所推行的關心人民的生產(chǎn)、生活，“與民同樂”、“與民同好色”、“好貨”等開明的“仁政”措施。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派領袖羅伯斯庇爾，在起草《人權宣言》時，還將《論語》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自由道德的標志，而寫入其中。在李約瑟教授所寫的《中國科技與文明》一書的第一卷中，明確地指出儒家的《周易》與朱熹的哲學，對萊布尼茨的“單子系列論”和“宇宙預定和諧論”的影響。可見，儒學作為人類的一種共同文化，它不僅在東方，而且對歐洲的一些資產(chǎn)階級啟蒙思想家，也發(fā)生了一定的影響。

    儒學對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不僅在法國，對俄國也是這樣。如：“俄國精神文化最優(yōu)秀的代表人物，其中包括普希金對中國人的價值規(guī)范很感興趣?！障＝鸩粌H通讀了當時法國和俄國已經(jīng)出版的一切中國文獻，而且在與比丘林（當時最諳習中國文化的名家）的交談中，汲取了許多對自己有價值的知識。普希金的興趣相當廣泛，但他首先感興趣的是儒家培養(yǎng)人性的那些方法”。普希金還在他精心構思的《葉甫蓋尼·奧涅金》第一章草稿中，將《論語》中孔子所說的“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這句話，寫成了這幾行詩：

孔夫子，中國的圣哲，

教育我們尊重青年人，

能擺脫困惑，能忍受責難，

年青人充滿希望，

這希望能……

看來他認為奧涅金的教育思想和中國哲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可以融為一體的。除普希金而外，我們再從π·A·布朗熱博士，在托爾斯泰草稿中選編出來的《列夫·托爾斯泰闡釋的孔子學說》這本集子中，看出托爾斯泰對儒家重視人的生存價值和責任，將道德倫理與政治緊密結合這種思想的重視。這本書一開始托爾斯泰便說：

“中國學說的核心是這樣的：真正學說（注：指《大學》中的三綱領：明明德、作新民、止于至善；八條目：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教育人要有崇高的善（‘明明德’），用這種善來改造人（‘新民’），并使人的一生處于至善之中（‘止于至善’）。為了具備這種善的美德，就需要（1）全民族盡善（‘治國平天下’）。而為了全民族盡善，就需要（2）整個家庭盡善（‘齊家’）。要使整個家庭盡善，就需要（3）本身盡善（‘修身’）。為了本身盡善，就要（4）心靈純潔，返真（‘正心’）——因為心存則寶存。為了心純，返真，就要（5）有真誠和自覺的好思想（‘誠意’）。要達到這種思想的自覺性，就要（6）有高深的知識（‘致知’）。要有高深的知識，就要（7）研究萬物和認識自我的價值（‘格物’）。”

托爾斯泰從純化人的心靈著眼，來認識儒學強調以身作則，去實現(xiàn)人生的價值，強調從自我做起，再推廣到家庭、社會、國家、天下，是把握住了儒家的仁學、仁政、德治等“推己及人”精神的。儒學既重視個體人生的價值和作用，又重視個體人生對家庭、社會、國家和天下的責任，所以才能孕育出一批臨危不懼，為了國家民族和天下之大義，敢于“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和具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高尚品格的中華民族脊梁骨來。

二、儒學與現(xiàn)代社會的企業(yè)文化

儒學與現(xiàn)代企業(yè)文化的關系，我們先從日本談起。公元285年，朝鮮百濟國博士王仁赴日，給日本應神天皇送去了《論語》十卷和《千字文》一卷。隨后儒學的經(jīng)典便隨同日本派來中國的使者、留學生和僧人等大量傳入日本，與日本原有的神道和從中國傳入的佛教，同為日本社會的統(tǒng)治思想。到十三世紀理學傳入日本后，經(jīng)藤原惺窩（1561至1615年）、林羅山（1583至1657年）等學者的大力宣傳，宋明理學中的朱子學，遂成為日本封建武士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日本的思想家們，將中國的儒學與日本的傳統(tǒng)思想相結合，提出了“和魂漢才”這個口號。到十八世紀，日本的商業(yè)逐漸發(fā)展起來，當時，三都之一的大阪成了日本的商業(yè)貿易中心，有“大阪富庶雄于天下”之說。由于大批商人集中在大阪，遂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他們要求建立一種代表其利益的世界觀和道德的學說，在這種前提下，大阪朱子學派產(chǎn)生了。大阪朱子學派代表人物是五井持軒（1641至1721年）、中井履軒（1732至1816年）等人，他們從儒學世界觀出發(fā)，認為“町人采用正當經(jīng)營的方法所獲之利就是義。商人之利就和武士的俸祿和農(nóng)民耕種所得的米糧一樣，都是義，而不是利。只有貪圖非分的高利，才是利欲”，以此來證明商人獲利是正當?shù)?。并依?jù)儒學倫理確立了大阪商人的商業(yè)道德，即守信、自律、節(jié)儉、儲蓄、敢于創(chuàng)新等，為日本史上的明治維新和近代工業(yè)社會的發(fā)展，起了思想、輿論上的一定推動作用。松下電器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松下幸之助，被稱為典型的“大阪商人”，就是對他能代表大阪這種精神所給予的贊譽。

“日本近代企業(yè)之父”澀澤榮一（1840至1930年），是日本近代工商企業(yè)管理的著名人物，他用自己畢生的經(jīng)驗，寫了一本名為《論語與算盤》的書。他指出：《論語》中有算盤之理，有真正致富之道。《論語》中講忠、孝、仁、義和“朋友有信”；算盤則要求經(jīng)商、謀利。但忠、孝、仁、義、“守信”與經(jīng)商謀利并不矛盾?？鬃诱f“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澀澤認為，這段話不是說孔子鄙視富貴，而是說孔子主張“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但必須“以道得之”?！叭绻皇呛嫌谡?shù)母毁F，則無寧處于貧賤；如果是本著正道而得的富貴，則安之無妨”。在《論語·述而》篇中，孔子還說：“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這句話，代表了孔子主張經(jīng)商求富的思想?？鬃又鲝垶榱饲蟾?，象執(zhí)鞭這樣微賤的工作也不排斥，可見，孔子反對的是不正當?shù)母毁F和不合“道義”、“不守信用”的行為，并不反對可富、可貴本身。澀澤從這種認識出發(fā)，針對日本的特點，提出了“士魂商才”觀點。他認為，過去武士階級提倡的“和魂漢才”，現(xiàn)在用在商業(yè)上，應改為“士魂商才”。“士魂”指倫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是人們經(jīng)商所必須具備的商業(yè)道德。但僅有“士魂”而無“商才”，在經(jīng)商時，由于不了解商品流通和市場變化規(guī)律，往往會遭到失敗，故“士魂”尚須兼有“商才”。澀澤榮一的“士魂商才”明確地把儒學的《論語》一書，作為商業(yè)活動的理論基礎，把儒學應用于現(xiàn)代社會的工商企業(yè)管理之中。他的《論語與算盤》一書成了日本企業(yè)管理部門的必讀之書。

從澀澤開始，日本的企業(yè)文化便將儒家思想，作為其中的一個主要內容，從孔子的“仁者，愛人”思想出發(fā)，提出了“人即資本”這個概念；從“中庸之道”、“和為貴”出發(fā)，提出了“和能生財”的主張；從“忠誠”、“守信”等觀念出發(fā)，引導出對他們的國家、公司、工廠的忠誠感、凝聚力、團體感和奮斗精神。這些便成為日本企業(yè)文化的主要內容和特點。

（一）人即資本觀念。

日本企業(yè)文化在經(jīng)營管理中，把人作為企業(yè)的中心，形成了以人為中心的管理制度。有“經(jīng)營之神”之稱的松下幸之助認為，企業(yè)經(jīng)營就是“營造人”。人的素質是產(chǎn)品質量之魂，管理者的重大任務或根本職責就是“營造人”，只有把人的智慧與機器的自動化結合起來，才能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財富。他說：“制造松下產(chǎn)品前，先制造松下人”。而日本索尼公司的口號，則是“要讓管理工作去適應人，而不是讓人去適應管理工作”。這些都體現(xiàn)了以人為中心的企業(yè)管理思想。日本企業(yè)所實行的終身雇傭制、年幼序列制，注重對在職職工的教育與培訓和根據(jù)公司的盈利情況，不斷提高員工福利待遇并信賴雇員。在工作中能訪求人才，和提拔、重用有才能的人。在處理公司內部問題時，多從忍讓、團結和尊重他人存在的價值為出發(fā)點。有“國際經(jīng)營者”之稱的索尼公司創(chuàng)始人盛舊昭夫認為：無論領導者多么聰明機智，或曾取得多大成就，但你的事業(yè)和前途，都取決于你所雇傭的人的工作。

以人為中心，把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與善于發(fā)揮和調動他人的積極性巧妙相結合，這是日本企業(yè)取得成功的一種方法。

（二）“和能生財”的觀念。

“和能生財”與《左傳》中的“和實生物”很類似，孔子強調“和為貴”，認為真正的和諧必須有嚴格的原則性，認為沒有原則的“和”是“鄉(xiāng)愿”。他提倡“和而不同”。“和”指保持矛盾對立面的統(tǒng)一，“同”即取消矛盾對面之間的差異。孔子在方法論上，特別反對搞片面性和走極端，強調中庸之道。把中庸之道的“中和”思想，作為人道德修養(yǎng)和思想方法的最高原則。

“中和”觀念傳入日本后，公元604年，日本的圣德太子在他頒布的“十七條憲法”中，第一條內容便是：“以和為貴，無忤為宗”?，F(xiàn)代的日本企業(yè)管理，特別盛行“和能生財”這一觀點。豐田汽車公司的前身，豐田紡織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豐田佐吉的座右銘便是“天地人”。這句話，取自《孟子》書中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語，強調雖有天時、地利，但最主要的是“人和”。認為企業(yè)的成功，“非人和”不能取勝。在企業(yè)內部，和諧可以調節(jié)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員工與員工之間，雇主與員工之間都應注意“人和”，即內部的團結。日本企業(yè)稱為“株式會社”，含義即企業(yè)如一個大家庭，為了避免家庭內部產(chǎn)生對抗，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維持家庭內部的和諧、團結。日本現(xiàn)在有很多學者寫了“和攏經(jīng)營革命”、“和攏經(jīng)營哲學”等書?！昂汀奔春椭C，“攏”即靠攏，就是說：一個工廠、企業(yè)的內部，要凝聚在一起，大家緊密地連結成一體。整個公司好比一部機器，每一個人便是其中的一顆螺絲釘，缺少任何一個，機器便要發(fā)生故障。在作出重大決策時，要經(jīng)多層次的研究，以及全體成員共同討論，然后才集中，盡量避免上下、左右之間的對抗而消耗自己的力量。

日本企業(yè)注重“和諧”，使企業(yè)員工產(chǎn)生了內部的同心力、凝聚力和強烈的集團主義意識。松下幸之助認為，一加一等于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法則，可是用在人與人的關系結合調配上，如果編組恰當，一加一可能會等于三，等于四，甚至等于五。如配合不當，一加一可能會等于零，甚至可能因內耗自己的力量而出現(xiàn)負數(shù)。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諧與團結關系，還可以用系統(tǒng)論的原理來說明，系統(tǒng)論認為，大數(shù)之和，并不一定就是更大的數(shù)，因為系統(tǒng)的整體功能，并不等于各個單獨元素功能的簡單相加，而是取決于系統(tǒng)的結構，即每個人之間的關系結構的合理，就可以減少“內耗”，產(chǎn)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所以日本重視調整企業(yè)內部的上下、左右之間的矛盾，而建立一種融洽團結的關系。緩和了勞資之間的對立，使員工增強了對企業(yè)的認同感，企業(yè)扮演了中國儒家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順”的家庭角色，他們的這些方法，為戰(zhàn)后日本社會比較穩(wěn)定，能獲得高速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前提。

（三）忠誠觀。

在《論語·里仁》篇中，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也認為“忠恕”是他“一以貫之”的道。主張“與人忠”，主張應以真誠待人。當儒學傳入日本后，“忠”是日本人最重要的倫理觀念。德川幕府時，“忠”的觀念被強化為武士階級的基本道德?！爸摇本褪菫榫鳙I出一切，日本武士戰(zhàn)敗后剖腹自殺以效忠天皇，便是這種思想的具體表現(xiàn)。德川幕府的代言人林羅山（1583至1657）將“忠”作為是“孝”的標準，認為不忠就是不孝，并將“忠”作為諸德之首。

現(xiàn)代日本企業(yè)管理者非常重視對“忠誠”觀念的培養(yǎng)。日本企業(yè)員工把“忠”的對象轉向自己工作的企業(yè)，將“忠心”、“忠孝”、“守信”等思想轉變?yōu)樽约簯獙ζ髽I(yè)盡“忠誠”和對自己的工作認真負責等上面。對企業(yè)的“忠誠”體現(xiàn)在日本人把自己所屬的企業(yè)，作為自己一生的依靠，看作是利益攸關、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企業(yè)就是自己的“家”，“家”的興衰榮辱與自己的切身利益血肉相連。日本人向別人自我介紹時，總是先說自己是哪個公司的，然后才說自己干什么工作，或者只說出自己是哪個公司的。愛公司就如愛家一樣，當企業(yè)興盛時，員工感到高興、自豪；當企業(yè)面臨危機時，大家則齊心協(xié)力，加班加點的工作，以設法渡過難關，沒有趁公司不景氣時離職出走的現(xiàn)象。他們把趁公司危難之時，背離自己公司的行為看作是一種缺德的表現(xiàn)。他們把“忠”體現(xiàn)在自己的勞動觀中。日本評論家山本七平認為：對日本人來說，勞動不僅是經(jīng)濟成就的問題，而且是一種信仰與鍛煉。山本七平說：“我們勤奮勞動，是因為我們信仰勞動。對我們許多日本人來說，做好一件工作，幫助自己公司的成長、繁榮，就是我們生活的意義——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的東西”①。這種說法，自然是受儒學強調個人應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獻身的人生觀所影響。總之，通過這些思想的影響，造成了日本人的忠誠觀、勞動觀，使他們能忠心耿耿地為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獻出一切，這不能不說是日本現(xiàn)代經(jīng)濟能很快發(fā)展的因素之一。

根據(jù)上述的事實，如果說孔子的教育思想、倫理思想、早期人道主義精神等在歐洲對一批啟蒙思想家有所影響的話，那么在日本的現(xiàn)代企業(yè)中，則是將儒家重視人的價值和獨立人格，辯證的處理人際關系的方法和強調為公理、正義、國家、民族、集體獻身的精神，與現(xiàn)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用之于他們的企業(yè)管理之中，使他們的經(jīng)濟發(fā)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不僅日本是這樣，在東亞各國中，新加坡、香港、臺灣與南朝鮮，在發(fā)展現(xiàn)代科學技術和經(jīng)濟中，也沒有將儒家學說與現(xiàn)代社會生活完全加以對立。但他們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這難道不是更進一步證明，將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建設完全對立的觀點是違反客觀事實的嗎？我們只有根據(jù)中國的基本國情和現(xiàn)存的實際情況，汲取中西文化之精華而揚棄其糟粕，堅持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指導與自強不息、奮發(fā)圖強、勤儉建國等精神，才能創(chuàng)造出更新、更美、更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新文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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