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贗品”

藝術品仿造者在后世眼中無外乎于此：要么默默無聞、要么躋身仿造“大師”名人堂。這個傳奇取決于仿造是否合法，以及是否有公眾自愿受偽造者的大膽和狡詐所蠱惑而追憶過去。

最近在伯明翰圣保羅畫廊(St Paul’s Gallery)舉辦的畫展便是一例證，畫展展出了多產的仿造者約翰•邁亞特(John Myatt)的“真正的贗品”。從1986到1994年間，邁亞特以畢加索、夏加爾(Chagall)、賈克梅第(Giacometti)和梵高等藝術家的作品為藍本，創(chuàng)作了200幅油畫。很多作品是用多樂士乳膠漆和潤滑乳膠畫的，邁亞特后來說：“在技術上我沒費勁……我的每件作品都有疏漏。”但他的經紀人約翰•德魯(John Drewe)卻利用假冒的出處證明成功地說服幾家主要拍賣行相信這些作品是真品。（但索斯比[Sotheby’s]拍賣行對一件賈克梅第作品猶豫不決，該作品后來以17.5萬美元賣給了一個紐約經紀人。）據(jù)信，70件邁亞特作品至今仍在流通。1995年，邁亞特被捕并同意協(xié)助警方指證德魯。這位畫家被判一年監(jiān)禁，最終坐牢4個月。

為何如今還有人愿意購買邁亞特的“真正的贗品”？這些畫開價1000到1萬英鎊，他的故事還引起了好萊塢的興趣：邁克爾•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有意執(zhí)導一部有關他的電影，講述一位天才藝術家被一個道德敗壞的經紀人欺騙，卷入一樁有史以來最精心策劃和最成功的藝術品詐騙案。邁亞特只是一系列赫赫有名的藝術品仿造者中最新的一位：這些仿造者背后的傳奇經歷可以證明人們?yōu)槭裁磿徺I他們的作品。

騙子—救星？非法—合法？

有關藝術品仿造者的故事大多把他們稱為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騙子：最有效、最莽撞或最經常逃脫懲罰的人。仿造者本身似乎也有一種致命的妄自尊大。有些人宣稱自己與其模仿的藝術家有著近乎超自然的聯(lián)系。倫敦仿造者湯姆•基廷(Tom Keating)在50年代末和認罪的1976年間創(chuàng)作了作品全集 “Sexton Blakes”，其中包括倫勃朗(Rembrandt)、德加(Degas)和塞繆爾•帕默(Samuel Palmer)等人的作品。他在自傳中寫道，他似乎能“與創(chuàng)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大師們溝通”。匈牙利人艾米爾•德霍瑞(Elmyr de Hory)不屑地稱這種說法“極其庸俗和浪漫”，他稱自己努力取得的成功“對我來說已經證明，盡管自己沒有得到認可，但很明顯，我是一位舉足輕重的藝術家”。這位多產的仿造者宣稱，他制作了1000幅贗品，其中包括畢加索、馬蒂斯(Matisse)和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的作品。

荷蘭人漢•凡米格倫(Han van Meegeren)偽造了無數(shù)幅據(jù)稱是倫勃朗、哈爾斯(Hals)和維梅爾(Vermeer)的作品。上世紀20年代，這個正統(tǒng)畫家的保守派畫風與當時流行的現(xiàn)代派畫風相沖突。他將自己不幸的命運歸咎于批評家和經紀人，因此他通過一個野心勃勃的欺騙計劃報復了藝術界權威人士。他最著名的仿制品是維梅爾的《基督及其艾茂斯之門徒》(Christ and His Disciples at Emmaeus)，這幅作品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中一個人是以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為原型。二戰(zhàn)期間，凡米格倫用一張偽造的維梅爾作品與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ring)交換，獲得了100張荷蘭大師的原作。二戰(zhàn)結束時，他被控通敵，鋃鐺入獄。他把自己描繪成荷蘭藝術品的救星，而不是靠此牟利的罪犯。

顯而易見，藝術品偽造者的工作依靠的是保密，而他們似乎都禁不住要編造類似謊言，所有這些謊言肯定會盡其所能地描繪偽造者：把他們說成是喜歡惡作劇的投機取巧者，而不是冷淡無情的罪犯。實際上，講述他們生涯的老套手法（造假者似乎喜歡寫自傳)毫無新意可言：里面都會有一個技藝高超、不諳世故的藝術家，他和市場之間的險惡中間人、容易上當受騙的專家以及鏈條末端的貪婪的收藏家。在藝術品偽造的典型神話中，這些要素的絕大部分都可以找到：喬爾喬•瓦薩里(Giorgio Vasari)在他的《藝苑名人傳》(The Lives of the Artists)里敘述了一個軼事，說的是米開朗基羅創(chuàng)作的一尊熟睡丘比特雕像被一名寡廉鮮恥的中間人作為一件長期埋沒的真正古典雕像售出。

當然，米開朗基羅的確是模仿了古典派前人的作品，數(shù)百年間，對過去偉大藝術品進行模仿一直是藝術家訓練的重要內容。復制品與贗品之間的區(qū)別直到18世紀末才真正出現(xiàn)，當時，印刷及雕版已開始取代繪制復制品的位置，同時獨創(chuàng)性和真實性的觀念削弱了仿造者的作品。

邁亞特等當代仿造藝術品大師承認出售的完全是贗品，但卻喜歡引用上面瓦薩里的故事來支持其可疑行當。如果米開朗基羅造假全無問題，那么比他名氣小的藝術家造假也就無可厚非了。

法國藝術家兼企業(yè)家克里斯托夫•D•佩蒂(Christophe D. Petyt)或許可以被冠以世上最偉大的藝術品造假者的稱號。他的公司L’Art du Faux雇傭了82名畫家，這些人都由于擅長模仿某位早期繪畫大師而被選中，他們對偉大作品進行仿制。佩蒂的定價反映了原作的名氣和價值，但也受尺寸的影響：梵高的小幅《嘉樂特磨坊》(La Moulin de la Galette, 38cm x 46cm)售價2.13萬，而卡爾•赫普弗爾(Carl Herpfer)的《新娘》(The Bride, 95cm x 122cm)售價2.92萬。

嚴格來說，佩蒂是一名仿制者而不是造假者：他出售的油畫是現(xiàn)存作品的仿制品，而并非假冒尚未現(xiàn)世的杰作。他說，買主出于各種原因購買這些作品。有些人只是喜愛某幅油畫，但買不起原作，因此有一幅復制品就滿足了。有些客戶過去曾擁有一件作品，后來將其賣掉但又想留個紀念。還有些人試圖把這些畫冒充成真品送給客人。最后這種人身上有一種冒險秉性，而正是這種品質讓造假者蠢蠢欲動。

但是，在購買自我宣稱的贗品時，那些有關真實性的嚴格技術性問題就不甚相關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為基本的本體論方面的問題。即使你無法區(qū)分特納(Turner)的《國會大廈的大火》(Burning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真品與Art du Faux網(wǎng)站上出現(xiàn)的過于艷俗的仿制品，你會想擁有后者，還是原作的印刷品呢？你會說它是人手繪制而成，但并非出自特納本人之手嗎？合法的贗品偽造者可能會拿出各種審美需求來解釋人們購買他們畫作的原因：有人會感覺仿制品是“真正的”副本，有人會感覺它更接近原作，不管是何種解釋，它們似乎都拙劣得不可救藥，甚至比更為可能的解釋還拙劣：即有人看上的是仿造之魅力。

然而，只有在很難得的情況下，贗品才會獲得一種超越其貪婪或冒險本性的重要性。對于假定創(chuàng)作者而言，《靜物：雛菊和罌粟》是檢驗其不斷上升的名氣的歷史試金石。此后幾十年里，出現(xiàn)過許多偽造的梵高作品，但這幅將于7月份在愛丁堡展出的油畫的不知名作者，至少將作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而載入史冊。

布萊恩•狄龍著有回憶錄《In the Dark Room》(企鵝出版社)。

譯者/諸彥青